“股神”巴菲特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最关键的教诲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一再对他强调说“尊重自己的感觉”。股市风云变幻的时候他的心也会被搅动，但这个时候若跟随别人如专家的意见，首先可能是像第一个实验中的蟑螂一样在随大流，寻找一种虚假的归属感，其次可能将自己置于第二个实验的境地了，因专家太多的时候其实很像是被斩掉了头颅的鱼，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所以，你只能跟随自己的声音。
这其实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前提，尤其在我们国家，因为我们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强调服从与孝顺，我们总是被教导听别人的话，而不是尊重自己的感觉。
听别人的话，会导致一个困境。到底听谁的？毕竟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会有无数种别人的声音。
那就听最坚定的声音？
这的确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对偏执所营造的虚幻的支撑感之需求，并非只是存在于普通人，或所谓意志不坚定者的故事上。任何人，一旦将某一外在事物视为教条，并不折不扣地遵从它，都可能会将自己置于盲从的境地。
一位朋友开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的青睐。但最近，风投却决定要停止继续投资。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呢？我这位朋友非常仔细地将各种原因列出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地看到，一个很荒唐的原因反而可能是最重要的。
在风投界乃至管理界都流传一个说法，卓越的CEO 常常是最孩子气的。
什么叫孩子气？
就是蛮不讲理，不沟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如有不从就大喊大叫乃至威胁。
以前，他是这样的。譬如开董事会时，一般的CEO 对风投是毕恭毕敬的，但他不同，他常常对他们说：“闭嘴！你们什么都不懂！”
他还常发出威胁说，你们如果不喜欢就滚开。
看起来，这会带来一些矛盾，但他分明发现，风投的人喜欢他这样，他们将此视为意志坚定有决断力。
后来，他的性情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向内探寻自己，随着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深，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温和，虽然他意志仍然坚定，但他开始聆听，开始沟通，而以前他只是发号施令。
他发现，他的改变令风投惊慌，他们曾委婉地质疑过他，问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热爱他的事业。
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平和，身上的那种疯狂劲越来越少，风投一方变得越来越慌，对他的指责也越来越多。
以前，他像那条被斩掉头颅的鱼，但那孩子气的疯狂被风投视为坚定。其实，是风投一方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而自己的心在向外寻求支撑时，被他的孩子气给迷惑了。
现在，他自己觉得意志力比以前更为坚定，因为这是由心底发出的。同时他也不再愿意做别人虚假的支撑者，于是风投一方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他们因而慌乱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我看来，风投一方可能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们将自己沦落为第二个实验中的群鱼。
第二，他们将“最好的CEO 是孩子气的”这一条法则当成了绝对法则。
关于第二个错误，我曾有一个领悟——“任何按照模式来思考的人最多只是第二流的”。如果真如我那位朋友所说，风投一方信奉“最好的CEO 是孩子气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是将这条法则给绝对化了。
真正的思考都可能是麻烦而累人的，如果能有一些简单的法则可以依靠该有多好。
问题是，这不可靠。
若要寻找真正的支撑，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在，必须回到自己的心。
假若风投一方能用心去感受我那位CEO 朋友，他们势必会发现，他的平和中透露着坚定，这种温和的坚定让自己更有踏实感，而之前对他的疯狂风格的依赖，总是伴随着犹豫不决。
毕竟，你真的会信赖一个疯子吗？
心外无物，心外无法。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学习聆听内心，向内心深处寻求答案。
不过，当这样说时，我也未免是绝对化了。
你到底该信任什么呢？
心灵成长书吧：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仁者，人也。”
孔子这句话，在台湾学者孙隆基看来，即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
仁，左边是“人”字旁，右边是“二”，这形象地表达出孙隆基的基本观点：中国文化中，“一个人”只能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才存在。
这颇有哲学意味，西方哲学也不断呈现类似的观点：你存在，所以我存在。
现代心理学则称：妈妈是婴儿的第一面镜子，婴儿从妈妈这面镜子中确认自己的存在。
我最爱的波斯诗人鲁米也说：我们是镜子，也是镜中的容颜。
如此看来，中国文化的这个定义也蛮有普世价值。
但仔细解读起来，味道就有了很大差异。
你存在，所以我存在。其中的“你”，在心理学的解读中是妈妈，而在哲学的解读中，是上帝，是神。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说，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彼此利用的“我与它”，另一种是放下所有期待后而可能发生的“我与你”。为了方便理解，我经常说，这是我的本真与你的本真相遇而产生的关系，而新人本主义心理学给这个说法一个非常拗口的学术词汇——主体间性。
然而，在也为神学家的马丁·布伯的原意中，“你”是上帝。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的存在，有赖于“上帝”而非人。孙隆基就此说：“西方人的‘上帝’是个体‘灵魂’认同的对象。”
仁字中的“二”是什么呢？孔子给了答案——“亲亲为大”，也即一个人的存在有赖于要让亲人觉得他好。
在孙隆基看来，这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重要文化都不同的一点：缺乏超验的部分，一切都围绕着人伦而来。哪怕“天理”，也只是人伦之至的意思，而不存在一个神性的“天”。
现代人很流行说身心灵，但中国文化即便说万物有“灵”，也只是说万物都有人性，而不是如马丁·布伯所说，万物中有“你”。孙隆基干脆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没有给“灵”留下一个位置。
他说，中国文化中只有身与心。并且，甚至这个“心”，也只是身体化的。
更要命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身与心，存在着严重的分裂。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个人”，只是一个“身”。假若只有他自己，他的“心”就不存在了。
一个“个人”的“心”，只能用到一个地方——为别人的“身”服务。假若这个人的“心”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就是有“私心”。
对此，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论述说：
中国人的“一人”只是“身”，而“由己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动才成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动就是照顾对方的“身”。
这段论述看似简单，但孙隆基这本四百多页的书，都构建在这个基本论点之上。并且，它简直能解释中国社会一切经典现象。举一些例子。
【吃文化】
孙隆基采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说，中国文化还停留在口欲期，所以关于吃的一切都很发达。
若用他的身心论来解释，则可以说，因只有“身”而没有“心”，所以，照顾好自己与别人，都是要让“身”满意。
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是1983年出的第一版。书中说，数层楼高、数百张桌子的餐馆，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经典存在，像欧美再发达也没有催生出这样的饮食巨无霸。
时间过去了已30年，不知欧美有了变化没有。若没变化，在中国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原来都是世界级的。譬如广州海印桥南的某餐厅，就是有至少三层，旁边还有一个辅楼，桌子估计也有几百张吧，但你若是吃饭时间才去，十有八九要等位。
这餐厅我常去，下次再去，或许就可以给朋友们讲：这是世界级的……
再如，中国人寒暄时最容易问的是：吃了吗？听到很多人讲过，哪怕是十点来钟和父母通电话，他们还是要问“吃了吗”，其他问话也都是早就能料到的习惯性语句，就是不会谈心。
在中国做事情，请客吃饭是必须的。因为，你必须要证明你的“心”，而证明方式就是要照顾好对方的“身”，把对方侍候好了，让对方觉得你“有心”，他们才能发出自己的“心”，去照顾你的“身”，给你的“安身立命”提供帮助。
【养身】
“养”与“身”两个字，也是经典的中国字。
在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中，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夫妻之间，头等大事都是要“养”好对方的身。并且，我们会觉得，做到了这一点，自己就已经尽了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假若对方还表达不满，就是太不懂事。
如此一来，这三个最重要的关系，都势必缺乏质量。孙隆基说，其主要的意向就变成了“传宗接代”，所以孔子会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找到超验的灵的存在，没有找到与神的连接这种精神性的归宿，中国人的存在感，就只剩下了肉身的延续，仅有的“心”，也只是沦落成做好人，结果造成了一种平面化的简单轮回。孙隆基论述：
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几乎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朝代在肉体被消灭后，就让位给另一个在形体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国人都养育了没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于上一代的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肉体一般。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
在关系中，我们都重视“养”对方的“身”，以此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而面对自己，也最重视“养身”之道。现代中国的养身大师们仍是备受欢迎，而养身的书籍，也是大行其道，哪怕读起来像小儿科。譬如偏执狂一样地强调绿豆能治一切病，也仍然可以迷惑无数人。
并且，在孙隆基看来，即便是道家，也一样缺乏超验的部分，最后主要沦落成“养身之道”和保身的阴谋之道。
【做好人】
我许了愿要写一本书《中国好人》，也曾举办“好人学习小组”，还想以后能举办“好人改造营”，因为我是通过咨询经验、听故事和自我反思，发现丢掉自己的中国式好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是通过心理学视角去思考中国好人，孙隆基则说，“做好人”是正统中国人的必然之路，因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一个中国人，他的“身”必须为别人的“身”服务，构建出这样一个“我对你好”的关系模式后，他的“心”才有存在空间。
【包办婚姻】
“我”与另一个人，这是最简单的关系，而关系场还可以逐渐扩大，随着这个关系场的逐渐扩大，“我”也日益失去了自我。因为，那时我要考虑的更多更多。
孙隆基写道：
中国人的“身”是静态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人伦与集体关系去定义它、组织它、完成它。
这样就导致，一个人的关系网越复杂越庞大，他越是不能做事情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哪怕他的立场在西方人看来是上帝的旨意，即使具有最高道德性的。他必须从他隶属的整个关系场来考虑问题。
所以，恺撒在被罗马元老院杯葛时，可以发出“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豪言壮语，而岳飞却只能服从那十二道金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太多这种让人吐血的事，就是因一个个体没有自己内在的良心，他的良心只能为一个整体的关系场考虑。更要命的是，加上忠与孝，这个关系场也就成了老大一个人说了算。
也因为这一逻辑，在一些最传统的地区，现代中国人的婚恋都难以是个性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真正逻辑是：作为家庭和家族的老大，父母才能知道，孩子的婚恋如何才对整个关系场是好的。
我知道太多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的恋爱故事。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常常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父母的选择。并且，一旦定亲，就很难退掉，否则就是对双方父母和两个家族的极大不敬。若毁约，常意味着两个家族会成为仇人。这种家族的重担，会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无奈顺从。
在这种逻辑之下，婚姻恋爱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而成了两个关系网络交叉着的一块空间，被锁死在那里。
【万众一心】
我为你考虑，你为我考虑……假若我们能为一个共同的东西考虑，我们就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心”。这个“心”若能笼络无数人，就可达到“万众一心”的理想境地。
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爱国者》中，他饰演的男主角可以在大庭广众中公然且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的反战观念，但他并未被视为敌人，他的最支持战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地将他当作最好最值得敬佩的朋友。
我们的电影中，在这种光荣的伟大时刻，是断然容不得异己的，稍有迟疑都可能被视为卖国贼。
这很好理解。西方文化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尊重每个人自己的心的合理之处，而中国文化一旦找到了“集体的心”，那一刻就意味着，最大的道德就是忠于此“万众一心”，而谁有自己的心就是“其心必异”。
最大的“心”就是整个国家的“万众一心”，即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超巨大的群体性自我，而领袖则成为这个群体性自我的代表，其他人都是一分子。
【异国的冷漠】
中国人到了国外必须抱团，譬如唐人街。另外一个现象是，一旦到了欧美就变得人情冷漠很多。
这是为什么？
孙隆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个体的“心”，也即个体性自我，中国人到了外部世界会惶恐不安。这种不安，若用英国心理学家莱因的术语来讲，即“存在性不安”。意思是因找不到一个群体去依附，自己会感觉自我瓦解了，不存在了。这种不安，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安，不能用简单的安全措施以及财产来满足。
一旦找到群体性自我，在这个群体性自我，又可以构建中国文化，但只对这个群体内的人，会有“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所以友善。而一旦出了这个群体性自我的圈子，就觉得外界的人很陌生，没有连接感，所以冷漠。
另一个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尊重自己的心。然而，这一刻就只是成就了“私心”，哪怕对邻人也变得冷漠。但是，若真有“上帝子民”的这种概念，并且真正有了自己的个性化自我，这种冷漠就会消减，而会对一般人也生出感情来。
一个中国人只是一个“身”，中国人的“心”，只能在我用我身为你身服务时才产生。孙隆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解释了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的经典现象，既可以让你觉得触目惊心，也可以让你觉得煞是过瘾。
他的这种身心分离论，其实也是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英国心理学家莱因的心理学理论。
英国另一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若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而构建即真自我，一个人的自我若以别人的感受为中心而构建即假自我。真自我与假自我最初都是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
莱因也持有这一观点，并补充说：有真自我的人，他的身体服务于他的“真自我”；有假自我的人，他的身心分离，他的身体服务于别人的“自我”，而他只能为自己的“真自我”留一个纯精神性的空间。
这样一看就发现，孙隆基的身心分离论和莱因的假自我者身心分离论是一回事。并且，中国人对圣人的膜拜，譬如三皇五帝，都可以是假自我者的“纯精神性真自我”的演化。
孙隆基说，先秦时代，中国文化还是有超越界限的——也即彼岸，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就走上自己的路子，只剩下了世俗的人伦部分，只剩下了身与心，且身心还是分离的。
不管原因是什么，至少能看到一个答案在，那就是：让你的身心归一，以你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构建你的真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