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
12月14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蒋介石紧急召见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外交部长王宠惠、前线指挥官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人,对目前的战局进行了研判,并讨论了南京失守后军事委员会拟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
在这次召见中,蒋介石除了要求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人制定好武汉防卫作战方案外,亟不可待地给孙科和王宠惠布置了一个任务:在目前抗战形势越加严峻的时刻,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和苏联政府沟通,争取他们早日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蒋介石所抱的这种希望,从抗战开始以来就一直没有泯灭过。
1937年9月13日,第18届国联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苏联政府履行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苏联代表、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这次大会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谴责了日本人的侵略行为。
10月22日,当上海保卫战进入僵持阶段时,蒋介石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果《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具体日期时,正在莫斯科的杨杰和张冲求见了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的希望和请求。斯大林听了他们的请求后,沉吟良久,没做正面回答——但,在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后转告蒋介石:“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理当出兵,决不坐视不管。”
张冲归国后,向蒋介石转达了伏罗希洛夫的话,这无疑使在战争中煎熬的蒋介石倍感宽慰。所以,11月30日,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一决定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谁知,仅仅过了5天,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苏联希望支援中国,削弱日本,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本开战时机。”
这样的答复,表达了莫斯科领导者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他们既要在军事上支援中国,让中国拖住日本人,但又不想和日本人撕破脸,直接对日宣战。伏罗希洛夫的回电,让蒋介石的心凉了半截——但,什么时候才是苏联对日开战的时机呢?两周后,蒋介石再次亲自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在当前关键时刻”出兵、“给中国以生存的帮助”、“挽救东亚危局”等——他的这一呼吁,依然只得到苏联在道义方面支持、军事方面援助的答复,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直接出兵中国的承诺。
对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心有不甘,依然抱着像战争初期对美英诸国的心态一样,还存着侥幸的心理。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都不能够轻言放弃。”蒋介石对孙科和王宠惠等人这样讲道,“你们应该知道,只要能够争取苏联出兵,那么整个抗日战局,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蒋介石心存侥幸,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从苏联政府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他窥见了斯大林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在而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只有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益攸关。苏联人最担心的不是其它,他们最担心的是国民党政府放弃抵抗,与日本人妥协。蒋介石知道,在对待国家和民族利益上,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们最终将会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在对待中共这个问题上。
刚开始,在苏联制订的对华军事援助方案中,斯大林也曾考虑赠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些武器。但,蒋介石对此极为敏感,一开始就强硬地坚持无论苏联援助中国的人员也好,物资也罢,都必须全部给国民政府,半点也不能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他几次致电莫斯科的杨杰和张冲,要求他们对任何“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必须“严词拒绝,切勿赞同”。最后,在援助中共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也不得不对蒋介石作了妥协——所有援华的人员皆由蒋介石指挥,所有援华的物资全部由蒋介石接收。
对于这个决定,斯大林确实是违心的。
在崔可夫来华前夕,斯大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是在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则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支持的。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从目前解密的档案来看,所有的证据表明:斯大林总的的战略目标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苏战争,从而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而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则是苏联能够直接出兵对日参战,以挽回不利的战局,最终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斯大林除了担心蒋介石对日妥协,更担心中国国民党内部出现更大的变故。据苏联驻华大使报告:“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直主张与日和谈;盘踞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虽曾一度坚决主战,且号召与中共之八路军积极合作;但随着南京失陷,阎氏的看法亦发生了改变。1937年12月,阎氏前往汉口参加国防会议,曾询问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因日本侵略中国,一再以“防共”为辞;故阎氏提议中国不如加入德意日之轴心国同盟。陈立夫、戴季陶等亦向陶德曼提出:“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垮。”如若此种论调得逞,苏联岂止是两面受敌?
11月3日,苏联代表团团长李维诺夫受邀参加了“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会议,他再次表达了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他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参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行动,并已做好准备——但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只是在道义上声援中国,在军事上援助中国,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东西两线同时作战,非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出兵中国的。
所以,尽管在上海失守、南京沦陷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通过实际援助进一步鼓励中国坚持抗战,是十分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但要出兵直接对日宣战,他们还要等待时机。1937年11月,李维诺夫私下对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预言:“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华北而与日本讲和的,即使华北沦陷了,中国还会开展游击战抗日的。”李维诺夫还暗示,苏联将给中国抗日军民的游击战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和装备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苏联政府不仅慷慨允诺给中国提供抗日急需的军事装备和器材,还秘密派出军事顾问,派出空军志愿人员,以帮助中国减轻压力。同时,他们还对中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诸如中国应拥有自己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应拥有自己的飞机、大炮和石油等。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百忙之中还抽时间会见了杨杰,并指出:“谁想成为独立自主者,谁就应该组织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卖的是劣质武器,他们还完全可能拒绝出售武器。”斯大林还特别强调指出,在中国拥有自己的飞行员、自己的炮兵的条件下,任何人都不能战胜中国。他还建议中国应利用一切可能从各方面取得外援,但又说,“仅仅指靠外援是不可靠的事情。”
1938年初,国民政府派立法院院长孙科为特使,率团访问莫斯科,并与苏联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举行了会晤,力争苏联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这次,苏联政府决定再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抗战。斯大林在会见孙科时建议,第二次再贷款5000万美元。孙科表示,虽然这些数额很大,但对中国抗战来说仍显不足。他希望第二次贷款能增至1亿美元。斯大林允诺第二笔贷款用完后再提供第三笔贷款。
到了1938年夏秋之交,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一带发生冲突。8月,中日军队在武汉地区展开大会战时,蒋介石再次促使苏联尽快出兵。9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说,只有出现以下3种情况时苏联才能参加对日作战: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国或美国参战反对日本;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反对日本。
这样一来,蒋介石要求苏联直接参战的希望无疑是落空了。中国人的抗战,还是必须主要依靠自己进行——苏联的军事援助也好,军事人员进入中国参战也好,也还是只能秘密进行了。
1936年11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对中苏关系、苏日关系颇有研究的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从他(指杨杰——作者注)与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谈话中,杨获得苏方的承诺,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军将对日作战,他对我说他已将他伟大的外交成就电告委员长。我对他的话感到震惊。我电请委员长注意,请他不要完全采信杨的报告,否则会吃大亏。南京即将陷落之前,委员长为事实所迫,曾以个人名义致电斯大林,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他的要求是以杨杰所说的伏罗希洛夫的诺言为基础。该电发出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悉内情,直到李维诺夫把斯大林的答复交给我,我才知道。在答复中斯(大林)坦白指出:他和苏联官员从无类似的承诺。同时,斯更讲了很多苏联不能对日作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