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艺。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和全局观点，丰富人们文化生活，陶冶性情，健康身心等有益作用，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体育活动。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批评道：“宁氏要有灾祸了，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
《孟子·告子》载：“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从这段记述中，我们看出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名棋手，且弈秋还以棋教学生。反映了在战国时期围棋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有了专门教棋的教师，出现了私人授棋的现象。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西京杂记》卷三曾有西汉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的记述，但这类记载亦是寥如星辰，表明当时围棋的发展仍比较缓慢。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桓潭《新论》就曾这样指出：“世有国棋之战，或言是兵法之类。”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更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着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着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着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
这与现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但从总体上分析，这时的围棋是17道、19道局制同时流行，还没有完全定型。
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亦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弈活动之普遍。现在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上述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技术的提高，为后来围棋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国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之制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一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新疆吐鲁番斯塔那出土)、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嵌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着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僖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五百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唐宋以后，围棋活动更为普及。诗词、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等文学艺术品类中，有许多是以围棋为题材或涉及围棋的。如在元代杂剧中，就有不少剧本提到围棋，也有全剧以围棋为主线的。像李文蔚《破苻坚蒋神灵应》杂剧，在描写前秦苻坚与晋交战的故事中，就保留了十九字记谱法、五盘小棋势、二十四盘大棋势和围棋十诀等棋谱，反映了当时的棋艺水平。山西洪洞县水神庙壁画中保存的元代《弈棋图》画像，更生动地表现出围棋开展的情况。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着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奔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着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人为最。尤其是过柏龄所着之《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康熙年间，弈学之盛，更是从来未有。除上述名手外，尚有黄霞、徐星友、程兰如、梁魏今等等。当时黄霞号称第一流，他在18岁时即成为国手，后人称其棋是“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并推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并列为“十四圣人”之一，奉他为“棋圣”。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施襄夏着有《弈理指归》，范西屏作有《桃花泉弈谱》。这二部着述至今仍是围棋理论的重要着作。
范、施之后，棋坛上又出现了“十八国手”，然棋艺水平皆不如范、施。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棋活动亦一蹶不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行了四千余年的中国围棋才始又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