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刻画人物性格和抒发人物情绪方面的作用。
1.以物写人
物即道具，它具有某种说明性和表意性。人们常讲“物似主人形”，这是一种感觉上的比喻，是指某人与他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使用、随身携带或珍爱之物之间，在形象、色彩、形状或体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或者通过某种物件产生“如见其人”之感，通过物见到人，见到人的性格和心情，这是人之常情，睹物思人是人们在生活中常有的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讲，这是人的联想现象，一种类似联想、一种关系联想，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想。
在前面章节中曾提到的影片《邻居》中六户人家各具性格特点的陈设道具，例如，女大夫明锦华家，场景的浅绿、淡雅色调，小书架上的人体模型、窗台上的几盆文竹、吊兰及书桌上的贝多芬石膏像等使观众对主人公的职业、身份、兴趣、爱好产生关系联想，也是对人物的清高、孤寂性格的生动写照。这是以物写人的实例。
著名导演大卫·里恩执导的影片《孤星血泪》中，观众完全可以从那封闭的窗，蛛网密布、尘封、鼠蹿的结婚蛋糕，豪华的宴会餐具以及搁置多年的破烂的婚纱……了解到老小姐哈维沙姆那孤傲、怪僻的性格。
在影视作品中运用道具刻画人物、以物写人也是它的拿手好戏。
电影《樱》中，一只银手镯就担当起无台词演员的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随军家属光子母，怀抱婴儿光子在撤退回国途中，面临绝境，只好求情把光子托孤在农村妇女建华母亲家，善良的建华母亲把光子抱回家抚养，并把自己的一只银手镯给光子母亲做纪念。光子母亲把手镯作为怀念女儿、感激救命恩人的纪念物一直珍藏着，每当看到它就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随着情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光子被送回日本，20年后，日本姑娘光子按母亲的嘱咐带着手镯，踏上到中国寻找中国母亲的行程。当建华母亲与光子重逢看到手镯时，见物思情，激动万分，数十年难舍难忘的异国母女的感情涌上心头，观众也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了。手镯寄托着日本母女对中国养母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也映照出建华母亲善良的心。
运用戏用道具刻画人，要以物写人，道具的形象、色彩、制作效果是非常重要的，要有特色，要让观众过目不忘，留下深刻印象。
其他影片中的道具，如电影《巴山夜雨》中大娘祭子往江里撒的红枣、小娟子吹的漫天飞舞的蒲公英。
电影《祝福》中祥林嫂那随身的破篮子和开了叉的竹竿儿。
日本电影《人证》中飘在山谷间的八杉恭子的草帽。
电影《末代皇帝》中藏在皇帝宝座后的蛐蛐儿罐儿等都是很出色的运用，取得耐人寻味的以物写人、借物传情的效果。
2.以物传情
道具设计要追求真实、要符合时代特征。刻画人物，其样式和质感是重要的，但更要使道具染上情绪色彩。通过道具这一媒介传达情绪信息，既是设计者对客观事物的概括，也是本人感受的流露，同时，也是设计者与观者的情感交流，观众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刺激，产生情感的波澜。
一位理论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对于有才能的电影家来说，物的世界所提供的不仅是创造真实可信的历史情境的可能性，不仅是使人物进入相应的空间的可能性，而且还有表达情绪、表达精神氛围的方式。”
影视作品中的道具运用得恰当、用得巧、用得妙，就可以担当起抒情、寄情的重任。
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在运用道具上有独到之处。影片的男主人公勇作(高仓健饰)因失手打死了流氓而入狱，在狱中渡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当勇作即将出狱时，给妻子光枝(倍赏千惠子饰)写信讲，如光枝已改嫁就祝她幸福，自己远走他乡，如仍在等着他，就在自家屋外挂一块黄手帕。影片的中心情节和悬念就集中手帕的有无上。当勇作几经周折，带着极为忐忑不安的、矛盾紧张的心情来到家门外，远远望去，看到的是在高高的旗杆上一连串迎风飘扬的很多块黄手帕。镜头中是勇作和光枝拥抱的远景，漫天飞舞的黄手帕成了画面的主角。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激动心情用道具抒发得淋漓尽致，升华了主题，把幸福的心情形象化了，使观众难以忘怀的黄手帕，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戏用道具的作用必须与情节发展的需要结合，符合人物与景物特定的关系才能发挥作用。另外，不能把道具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由于剧情不同、人物各异、时代特点不同，同一种道具完全可以起到不同的重要作用。
前苏联电影《奥赛罗》(导演：C.尤特凯维奇、美术师：多列尔)在处理手帕这一戏用道具上使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与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完全不同的效果。
“根据莎士比亚的意图，它(手帕)从日常生活用品变成了一种紧要得多的东西：起初是忠实和爱情的象征，后来变成失节的标志。难怪奥赛罗本人也给了它这样重要的意义：
……那方手帕
是一个埃及女人送给我的母亲的，
她是能洞察人心的女巫，
她对母亲说：
这方手帕可以使她
得到我父亲的欢心，享受专房的宠爱，
母亲临死时，把手帕传给我
叫我有了妻子后，把它传给新妇。
我遵照她的吩咐给了你，你要珍惜它，
像珍惜你自己宝贵的眼睛一样；
万一失去它，或是送了人，
就难免有一场无比的灾祸。所以我认为可以在悲剧一开头就引出这方手帕。苔丝德梦娜一边听奥赛罗在元老院中念独白，一边温柔地抚摸着它。当她听到了勃拉班旭的不祥的预言：留心看着她，摩尔人！
她已经愚弄了她的父亲，她也会把你欺骗。苔丝德梦娜浑身一哆嗦，失落了手帕。当埃古把它拾起来，用殷勤的手势还给苔丝德梦娜的时候，也许，在这时他就初次掠过了还是朦胧的、没有完全形成的利用它作为复仇工具的想法。
接着遵照莎士比亚的指示，手帕积极地起着作用，最后一次在尾声中出现，在凯西奥手中，当时他的眼光从手帕上移到逐渐远去的船舰上。
……我们以为对手帕的临别的一顾，这是表明世间荣华如过眼烟云，在这个世界上，一件无足轻重的偶然物件能起到决定命运的作用，成为悲惨事件的不由自主的原因”。
莎士比亚赋予这块白色绣着草莓花样的手帕的含义，不仅仅作为连接奥赛罗与苔丝德梦娜感情的纽带，而且进一步随着情节的展开起到决定人物命运的作用。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运用陈设道具起到借物抒情作用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例如，在影片《城南旧事》中英子家的西厢房是英子和妞儿常常玩耍的地方，吊在房梁上的用小板凳做成的秋千，是两个小伙伴最得意、最开心的玩具，妞儿在这里度过了她最快乐的童年时光，过了不久，她和认她作女儿的秀贞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惨死在火车轮下。在妞儿离去后，窗外雨纷纷，室内只有板凳秋千仍在前后摇晃着，抒发着离别之情。
毋庸赘述，道具有没有“生命”，关键在于“情”，要使道具染上感情色彩，成为人物情绪的化身，选用那些有个性特征、在形象和色彩上有特色的道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感人的艺术效果。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张艺谋、美术：曹久平)是写主人公回忆父亲、母亲年轻时那段纯洁的、忠贞不渝的爱情的。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山村，来了一位年轻的教书先生，他那一句一句带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给小山村带来了生气也唤起了年轻姑娘招娣的爱心。招娣是村里一个双目失明大娘的闺女，18岁，朴实、天真。她和教书先生相爱了。
小学校要盖教室了，教书先生和村民们一起劳动，招娣和其他女人们要给盖房的人们送饭，招娣为此总是做了可口的饭菜放在用花布包着的青花粗瓷大碗里，放在显眼处，期盼着先生能吃到她送的饭。
在教书先生突然被县里调去受批判，离开村子的那场戏，招娣包了蘑菇馅的饺子用青花碗盛上、用厚厚的围巾包上，送去给先生在路上吃。招娣在冰天雪地的山坡上拼命地追赶着先生乘坐的马车，眼看着马车已消失在茫茫飞雪中，她也精疲力竭地摔倒了，碗碎了，饺子也散落在雪地里。后来，招娣娘请人把破碗原样地锔补上了。过了几年先生终于又回到村子里与招娣成亲。
招娣怀抱着的青花粗瓷碗，寄托着她一片执著的深情，而那锔补完好的碗的特写镜头成了“我的父亲母亲”那段刻骨铭心往事的诗意象征。
三、起到剧作结构作用的贯串道具
影视作品中的贯串道具虽然属于戏用道具的范畴，但是这类道具具有非同一般戏用道具的功能和特点。
贯串道具，顾名思义，作为道具应为刻画人物服务，但还不仅仅如此，它与作品的情节主线紧密相关，为剧情发展和人物动作的展开推波助澜，穿针引线，因此，这类道具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从头到结尾，它是一条线，也是一个网，与作品的剧作结构是勾连在一起的，起着结构的作用，有的影视片的情节就是围绕道具的形象展开的。
例如，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影片《压岁钱》中的铜钱、《春蚕》中的蚕，近年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灯笼、《黑炮事件》中的象棋子等，美国影片《等到天黑》中内藏毒品的娃娃玩具、《廊桥遗梦》中摄影师留下的遗物，前苏联影片《一封未发的信》、《雁南飞》中的玩具小松鼠等，都是运用出色的贯串道具。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写在旧礼教“黑暗家族中，夫权统治下妇女的悲惨命运”的。影片的情节就是围绕着灯笼展开、发展的，陈家大院每晚都有个仪式就是挂灯、点灯。陈老爷的四个太太中谁能享受特权、受宠的标志就是在某位太太的门前挂上红灯笼，老爷就到挂灯的太太屋里睡觉。四个女人为了争挂灯笼，钩心斗角，“相互残杀”。挂灯、点灯、查抄侍女燕儿屋里的私灯，由于四太太颂莲的假怀孕暴露，被封灯，三太太梅珊被处死，颂莲疯了，燕儿也因私自挂灯之事而死……灯笼成了贯串剧情发展的结构轴心，又与四个女人的性命攸关，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推动剧情发展、深化主题起到其他表现手段不能替代的作用。
戏用道具作为贯串道具来运用要有个性特点、紧扣情节、合情合理，发挥道具的潜在表现力往往会产生某种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