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日子对温妮来说十分艰难。她得忍受无数的诽谤、污辱、苦难和危险，她必须抚养好两个孩子，自己却生活于孤独和寂寞之中，1965年，当局对她下达了一个更为严厉的五年管制禁令，不许她离开奥兰多镇。这使她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不得不去家具店当推销员，到洗衣店、修鞋店做工。到1966年。当局进一步禁止她准备、编辑、出版、印刷或传播任何文件、书籍、小册子、记录、标语和照片等。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温妮很想多看看曼德拉，多听他讲讲，但曼德拉是重犯。亲属只能半年探望一次，每次仅给，30分钟的谈话时间，而且不准有任何身体接触，此外犯人每半年才能给家人写封500字以下的短信。这一切，实在与地狱无异。令人钦佩的是，温妮终于战胜了种种艰难，顽强地生活了下来，而且以自己的爱。极大地支持了狱中的曼德拉。
但更大的考验和苦难还在后头。1967年6月21日，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法”在南非正式生效。根据这一法律。在1969年的一次全国大搜捕中，温妮被捕了。她被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中，房中只有一只马桶、一个塑料瓶和一只杯子。她每天都被脱得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从鞋子、内裤、乳罩，从头到下身。对她的审讯曾连续进行了五天五夜。她在审讯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全身肿胀，而且尿血。在野蛮审讯的同时，审讯者还不断侮辱、诋毁她的人格，想以此瓦解温妮的意志。但这一切都白费了，当局从她身上什么也没有得到。残酷的折磨虽然使温妮严重失眠，牙床出血，患了营养不良症，并且她还一直在担心两个女儿的下落，她却从这些苦难中开了眼界，净化了灵魂。她不屈不挠，迅速成熟起来。
1970年2月16日，因政府提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温妮等21名被告的所谓“促进了一个非法组织”的指控，只得宣布释放全部被告。
此后的几年中，温妮一边抚养孩子，一边与曼德拉通信，并定期去罗本岛探望。温妮的探望对曼德拉来说犹如阳光和水分，每次他都热切地盼着温妮的到来。
1977年5月16日深夜。20多名身着便衣的警察闯进温妮的家中拘捕了温妮。第二天上午10点，当局向温妮宣布，她将被流放到奥兰自由邦去。随后，一辆军用卡车将温妮和她的女儿津荠送到了约翰内斯堡西300英里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镇上。这一次流放对温妮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分给她住的802号三间小屋内，堆满了粪便和垃圾，根本就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炉子，还不如牢房。当局还下禁令，不准她的活动范围超出这个小镇。夜间不许外出，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不得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工厂、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讲话。政府还煽动当地居民敌视温妮。但坚强的温妮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她不但以自己大无畏的反种族主义行动启发、提高了小镇上黑人居民的觉悟，而且也赢得了白人居民的理解、友好的尊重。在这过程中，温妮因一再违反管制令而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被捕两次，有时甚至仅因为问了一下鸡蛋卖多少钱一斤而被捕。但温妮照样我行我素，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期间，曼德拉来信给了她鼓舞和力量。
但是两年后，女儿津荠决定去读书，温妮精神状态急剧变化。本已孤独无比的生活变得更为难以忍受，孤独使她开始酗酒，孑然一身的她脾气越来越坏，她惟一等待的是去罗本岛探视丈夫曼德拉。
平心而论，前半生的温妮不但令人尊敬、佩服，也让人深深同情。一个才43的女性遭受了这么多的劫难，能维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已是够不容易甚至是无可指责的了，只是千万不能向阴暗的方向迈步。可惜，温妮守不住了。
其实。温妮的精神状态早就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残酷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一方面强烈地激发了她的斗争精神和叛逆倾向，另一方面也诱发、强化了她身上的一些不良因素，使本来的争强好胜变成独断专横、咄咄逼人，自尊变成了对他人的冷漠无情。在孩子、同志和舆论的赞扬声中，她自认为自己是曼德拉的当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她的这些转变在她流放布兰德福特期间达到了转折。在这里，她产生了被人遗弃的心理，在女儿津荠离开她去读书后尤其是这样。她变得越来越易怒、好斗，要用暴力来改变一切，并主张对白人实行暴力恐怖，这就完全背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贯宗旨。
1984年，温妮被准许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5月21日，这对被铁丝网分隔了22年的夫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按理，这种接触给温妮提供了调整认识和精神状态的机会，但她却不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由于本质的变坏，温妮逐渐变得奢侈，残暴，已与致力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时的温妮判若两人。1986年3月，布隆文丹地方法院宣布对温妮的禁令已经无效，于是她回到了离开九年的索韦托。第二年，她翻修自己的住所，把住所修建成了迥异于民棚屋的“温妮宫殿”。然后，她置非国大一些领导人的劝告于不顾，完全离开非国大，对白人政权开始了她的“以牙还牙”的暴力行动。她将自己收养的孤儿和流浪汉，组织成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指使他们绑架、抢劫、刑讯拷打。这个俱乐部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名叫“项链”的杀人游戏，用汽车轮胎套在涉嫌与白人政府勾结的黑人脖子上，然后点火烧轮胎，把受刑者活活烧死。温妮对此甚为得意，并发誓“要用火柴和‘项链’解放南非”。口口声声一生要致力于解放黑人运动，却又用残酷的刑法来对待自己的黑人同胞，不知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1988年12月28日，“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成员杰里·理查森等人杀害了年仅14岁的激进分子斯托派·莫基特西。1989年1月，警察在火车站旁的树丛中发现了斯托派的尸体。几天后。又传出给斯托派尸体验尸的医生被人暗杀。舆论开始怀疑案件与温妮有关。1989年2月19日，杰里·理查森和“俱乐部”另外三名成员因涉嫌斯托派被杀案而被捕。
正当矛头日渐指向温妮时，无条件释放曼德拉迅速成为南非的社会热点。1990年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并解除了对非国大实施了30年的禁令。2月11日，曼德拉走出监狱，温妮前去接他。欢庆典礼隆重盛大，这一切使温妮暂时免去了麻烦，但曼德拉发现，与他所听到的消息一样，温妮确实变了，变得冲动、极端、冷酷、严厉，且权力欲很强。
1990年8月，面对温妮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曼德拉在反复思忖后还是力排众议，任命温妮为非国大的社会福利部长，他要给温妮最后的机会，他还爱着她，还想挽救她。但法庭却不这样有耐心。就在1990年8月，杰里·理查森因谋杀斯托派而被判死刑。法庭同时宣布，温妮和其他七人将因绑架罪和袭击他人罪而被判刑。1991年5月，在法庭对温妮进行宣判时，她还坚持斯托派被杀的那天她不在索韦托，她没有伤害过任何孩子。最后，法庭以绑架罪和袭击罪判处温妮六年监禁。温妮不服。提出上诉。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温妮不但自私、残酷，而且视法律为儿戏。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已变质的温妮来说，说几句谎话在她看来已无关紧要了，而这恰恰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当年个性坚强不屈的温妮今朝踪迹难觅了。继而代替的是一个性格狭隘、自私、残酷，权力欲很强的女人。被判刑的温妮虽然随即被保释出狱，但已威信扫地。在1991年9月的全国执委会核心工作委员会选举中，温妮落选，这使她不能再担任社会福利部长，但曼德拉还是将她重新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然而。一片好心的曼德拉很快发现自己上当了。1992年年初。曾经为温妮出庭辩护的证人，原“俱乐部”司机约翰·莫尔甘向法院承认，当初为了保护温妮，他在法庭上撒了谎。实际上，斯托派被打死的那天是晚上，温妮不但在索韦托，而且亲自领导了这起袭击事件。莫尔甘的证词沉重的打击了曼德拉，他再也认不得温妮了，曼德拉是视法律为生命的律师，而这个女人却公然在法庭上撒谎！经过痛苦的抉择，在与温妮结婚34年后，曼德拉决定与温妮分居。谈话还在那家印度人餐馆里进行。听完曼德拉的决定。温妮伤心地哭了，但她并不想因此而改变自己。1992年3月13日。曼德拉正式宣布与温妮分居，温妮随即失去了她的社会福利部长职务。
在1994年举行的南非首次议会选举中，温妮又当选为议员，并在新政府中任职。已经担任总统的曼德拉似乎也宽恕了，这位已与自己分居的女性。任命温妮为文艺和科技部副部长。有人提出，为什么要任命一个被判决的罪犯做副部长，曼德拉的解释是：“无论我们怎样批评曼德拉夫人，但她毕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她一度曾是整个国家的号召力量，而且受到最无耻的迫害。她勇敢地接受了考验。她发挥了作用，因此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至于犯罪。在我们这个政府里有各种手上沾有鲜血的人。”曼德拉的话忠厚而客观，要是温妮听了后能弃恶从善就好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温妮此时能悬崖勒马，知错猛醒！或许国人会因为她昔日为非洲人民所做的贡献原谅她。如果温妮能借这个机会而求助于曼德拉来摆脱困境，自己也从此改弦更张，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但这只是也许。温妮并没有就此而改变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