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发起进攻，由此为期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爆发。就在这形势十分险恶的日子里，黄浦江上出现了扣人心弦的惊险一幕：一艘载着几个中国人的小船在外滩离岸，正急切地向吴淞口驶去，突然，侵华日机在江上不时盘旋、俯冲，正在寻找攻击目标。敌机在小船上空呼啸而过，并向小船发动攻击，炸弹纷纷向小船飞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一艘英国驱逐舰向小船驶近，水手们从小船上救起了几个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在被救的中国人中，有一位面目憔悴的青年女子，她来自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此番是准备去吴淞口换乘英国客轮赴剑桥大学留学。动身前，她还患着伤寒症呢！正是这位看来平常的东方女子，后来却改变了当时已饮誉国际生化学界的年轻科学家李约瑟后半生的轨迹。乍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就在这一年，剑桥先后来了三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沈诗章、王应昧和鲁桂珍，后者就是上面所说被英舰从小船上救起的那位东方女子。不久，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燕京大学的沈诗章跟随李约瑟研究动物卵的呼吸问题，金陵大学的王应昧先后师从海里斯教授和戴维·凯林教授研究维生素和蛋白质，鲁桂珍则由李约瑟的夫人、生物蛋白质专家李大斐带领，从事生化研究。三位留学生相互间并不陌生，王应昧和沈诗章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鲁桂珍与王应昧则在国内曾共事过一个月，而现在他们又为同一个目标会合在一起，三人的感情无疑又深了一层，闲暇时的交谈也就日益频繁。
由于相同的生化专业以及中国留学生之间的频繁往来，李约瑟也同王应昧和沈诗章建立了个人友谊，并经常同他们讨论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李约瑟与其夫人指导的学生鲁桂珍则更少拘束，以至成为李约瑟夫妇的挚友。夫妇俩经常同她一起喝下午茶或共同进餐，席间常常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等学术问题。原先，李约瑟同多数欧美学者一样，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有科学和科学传统，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方几乎是一片空白，毫无科学而言。欧美人也总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是聪明、优等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不值一提。端庄、活泼并有几分固执的鲁桂珍使李约瑟不断了解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果，古代东方隐藏的璀璨的宝藏竟使李约瑟大为惊讶。在与这位东方女子的闲聊中，李约瑟常常会发出惊叹：“这些发现在西方是很晚才知道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鲁桂珍则莞尔一笑说：“我怎么知道西方人那么晚才知道，这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常识。”
久而久之，李约瑟和中国留学生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磁力”，他后来说：“越和这些年轻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把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近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
再过了许久，在和鲁桂珍一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在早先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也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个问题使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景仰与探究之心，并决心彻底清除西方汉学家的种种偏见，以还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使他的后半生经历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鲁桂珍出生于南京一个来自李时珍故乡的药商之家。她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信念来源于其父鲁茂庭对她的长期熏陶的影响。李约瑟后来多次说过，他们给他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他们的为大。尤其是鲁桂珍，对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起了激素和诱导物质的作用。不管他们从剑桥带走了什么，他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迄今未被人充分认识到的多方面的巨大作用。因此，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后，李约瑟顺理成章地将它献给了这位南京药商——鲁茂庭博士。
从此，李约瑟像换了个人似的，发生了信仰上了的皈依，就像《圣经》上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改过自新后皈依真谛那样，而坠入中国古代文明的爱河，一发而不可收。要研究和探索中国文化，对李约瑟来说，第一道难关是语言文字关，这也是过去汉学家的一个基本功。当时虽已38岁的李约瑟，对此并不气馁，他决心向他的研究生学习。
追根溯源，李约瑟对汉语的兴趣，主要是受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鲁桂珍后来说，由于他同中国朋友的交往，他认识到自己有许多关于中国文明的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他和中国学生相处是作为学生，而不是以先生自居。大概就因为这种与一般西方科学家不同的开明的谦虚态度，所以他那么快就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他能同他们谈话，也能阅读他们的文字，这一点我想那些同他共事的英国外交人员一定会觉得惊奇。这里面原有神秘的原因，原来他没有来到中国之前，早已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精神上的友谊。
在语言问题上，不少人都知道，偶尔有一些西方人见到了中国的奇异的表意文字，会发生一种不可自制的强烈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学习汉字，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李约瑟后来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曾提到19世纪时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伟烈亚力，这位曾在上海活动的西方人，原来是学做细木工的。有一次，他在旧书店找到一本泼雷麻尔写的《中国文字的学习途径》，从中得到巨大的启发，鼓励他发愤学习这种奇异的表意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学习，伟烈亚力后来终于成为一位研究中国科学的传教士兼数学家，一位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还经常对鲁桂珍讲起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叫迈克尔·黑格蒂的朋友。这位上了年纪的朋友，原先是个书籍装订商。有一天，有人拿来一堆中国书叫他装订，他一见这种奇特的文字，心中大为震惊，便爱慕不已；他觉得自己非要拼命学习这种奇妙的文字不可。于是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学习，并对中国植物学作了很深的研究，后来终于成为华盛顿的农业部主要译员。李约瑟从上述二人的传奇式事迹中得到莫大鼓舞，他常常用“皈依”二字来形容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及对汉字的酷爱。
从此，李约瑟手不离中文书，口不离汉语。就像刚上学的小学生学语文一样。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自然成了他的导师，尤其是鲁桂珍，她像教导幼儿园儿童一般，帮助他学习汉语，并经常接受和回复一些简单的中文书信。李约瑟从未受到过正规的汉语教育，只是出席过几次汉语研讨会，那是二次大战开始后在伦敦东方研究学院撤并到剑桥的时候。李约瑟更没有像读剑桥大学东方学科荣誉学院的学生那样修毕全部正常课程，因而他后来一直声称自己并不是专业汉学家。这对李约瑟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有许多汉学家虽有高深的语言知识，都很漠视中国的文化和人民。真正对他有帮助的是当时剑桥的一位汉语教授捷克学者古斯塔夫·哈隆。哈隆是捷克苏台德人，原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古代文化诸如甲骨文、诸子百家及西藏史地等均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过多种汉学著作。他为人正直和蔼并乐于助人，曾与当时留德的中国学者季羡林结下深厚友谊。但哈隆在哥廷根大学未受到校方的重视，故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常常同他的妻子一大早从家里赶到研究所图书馆，哈隆便埋头于学问之中，妻子则做针线或随意阅读以便打发时间。如此年复一年地度过了数个春秋。1938年，哈隆终于离开哥廷根大学来到李约瑟所在的剑桥大学任汉语教授。
哈隆感到一个年近40、正在积极工作的科学家决心要学习汉语，用通常的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时间不容许。因此，哈隆就为他安排了每周两个小时，同他一起讨论自己翻译并准备出版的中国哲学及经济的古典著作——《管子》。哈隆认为这对李约瑟来说是学习汉语引人入胜的最佳途径。于是，每逢星期天，李约瑟便冒着蒙蒙细雨骑着自行车去西德维克大街哈隆家学习汉语。在跟随哈隆学习汉语的数年时间里，李约瑟获益匪浅。有一次在他们共同阅读《管子》时，哈隆建议李约瑟不必细读某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关于动物的荒诞无稽的传说。可是，李约瑟不以为然，他都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这使李约瑟大为惊奇，因为他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李约瑟后来对道家一见倾心，发生浓厚兴趣，并深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金矿”中探宝，这不能不认为同他当时接触的这部中国古籍有关。
与此同时，李约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自己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并用新的检字法编了一部自己学习用的词典，用于学习。有人曾在基兹学院的研究室里看到一本旧练习簿，发现李约瑟从某部汉英字典中抄录了每一个汉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毅力啊！他就是这样刻苦钻研，发愤学习，并为此持续了10多年时间，终于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以致后来来能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直接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
在李约瑟学习汉语过程中，还有一则令人发笑的趣闻逸事。有一年夏天，李约瑟夫妇同一群朋友在诺福克的林斯泰德磨坊度一天假期，这显然是个难得的休闲的好机会。但正当大家准备要出去散步的时候，李约瑟突然“头痛”得十分厉害，连连说“对不起！我只得留下了。”说毕便躺在沙发上休息，朋友们感到非常遗憾，只得离他而去，待朋友们散步结束返回时，他们看见李约瑟仍躺在沙发上，并避着光线以保护眼睛，但桌上都摊着汉语字典和练习簿。夫人李大斐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她虽然像往常一样对丈夫极富同情心，但也不乏科学的怀疑精神，便走过去摸摸桌旁的那把椅子，发现椅子暖烘烘的，说明它刚有人坐过。李大斐此时真有些哭笑不得，但又若无其事地走到丈夫面前，体贴地问道：“好些了吧？”李约瑟此时捂着头答道：“好些了。”这件趣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约瑟一贯的突出的个性——“坚持”，正是这种可贵的个性，李约瑟日后方能创造出经天纬地的不朽业绩。
他后来说：“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自那以后，我阅读汉语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快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