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
刘同生老师，是宁夏音乐界唯一的国家级社科系列民族音乐学科研究员。五十余年来，在我国传统音乐和宁夏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与教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在培养指导我区音乐文艺后继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方面，也作出过突出贡献。现区内外许多在职发挥骨干作用的领导、专家、学者、教师，大都接受过刘老的指导辅导或协助支持，我也是其中受惠较多、体会最深者之一。
我和许多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回归教育、回归传统、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入学或参加文艺工作的人一样，在观念体制尚不健全，只重实用技能，忽视基础理论和素质教育的大潮中，受过不完全教育和急功好利思想的影响。参加实际工作之后，才体会到“学而不思则罔”“书到用时方知少”是千古不变的真知灼见。要想在各自岗位上有所成就，必须多读书、勤学习、重实践，尤其要提高自己在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修养，否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现实，成为在专业方面有创新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在西北民族学院音乐系学习时，虽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基础理论和素质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塑造创新型人才灵魂和才智的重要手段”“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理论与实用技能兼备的科技型创新型人才，要特别注意培养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能力”，并举出经常用以上名言教育学生的科技大师钱学森和美术大师徐悲鸿等，说明学理科的兼学绘画、音乐，学艺术的兼学哲学、文理，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两种思维都得到培养和锻炼的实例。遗憾的是当时的院校还未形成培养学贯中西的新型人才的机制，学校和社会教育，都存在重学历、轻基础理论和素质教育的急功好利思想，学一门专业技能，拿上个学历学位，毕业后能有个理想的职位，能奔上个“蓝领“”白领”“歌星”“影星”就算不错了。因而整天只知道练声练琴、学乐理知识、模仿成名歌唱家的演唱，对基础理论和传统音乐根本不感兴趣，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戴上“耳麦”听自己崇拜的偶像的演唱，反正这类课不计学分，不会影响主修课的成绩。
参加工作后，力争在各种大赛中拿奖争名次，但常因素质考级拿不到加分而影响总成绩，搞辅导排练时只能讲点呼吸、共鸣、技巧，连稍深一点的理论、原理、多学科知识都讲不出来，至于总结、介绍专业经验或民族民间音乐知识、作报告、写论文等，就更力不从心了。正逢刘同生老师应聘在宁夏大学音乐系讲授中国音乐史、中国乐理和传统音乐课，我和区内各院校青年教师以及专业文艺工作者，大都要来刘老师编的课件教材，在刘老的指导辅导下，补上急需的理论知识课程。尤其在业务考级和撰写学术论文时，刘老师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选题、构思、提纲、资料收集分析、分段撰写、修改校订等方面，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并从他长期积存收藏的资料库中，找出在别处找不到的有关资料供我们学习参考。不但解决了我们业务考核、讲学交流、专业职称评定方面的问题，也使我们在基础理论、素质修养、学术水平等方面，逐步得到提高和进步，能够独立承担社会调查、理论研究、撰文编书，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和具有丰富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创新型人才。
我和许多文化教育界的同行都有这样的体会，凡上门去求教或看望刘老师时，总见他在一大堆摊开的资料中，忙于应付全国各地或区内文化艺术界的约稿，仿佛有了却不完的心愿或委托，需要他不顾年过古稀衰弱多病之躯而奉献不息。说些劝勉安慰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只好商量着能为他分担一些劳务和繁重的案头工作。在征得刘老的同意后，我把我们在他悉心指导辅导下、撰写发表于各种期刊学报的论乐谈艺方面的文论，编撰成书。由于个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错漏疏忽之处，敬希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