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的丙档裆铠，可以从已发掘出土北朝陶俑观察到它的形貌。例如在西安任家口北魏正光元年(520年)邵真墓出土的陶武士俑，头载兜鍪，身披披两裆铠，大口祷，缚夸。又如河北曲阳嘉峪村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韩贿妻高氏墓出土的陶俑头戴兜鍪，身披柄裆铠，束腰带，腰以上刻出3排甲片，甲片为圆角长方形，兜和铠甲涂成红彩，内衣残存着蓝绿彩。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到北魏时期栖档铠的形貌。至于南朝的栖档铠，可以从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彩色画像砖上看到其图像，在一块画像砖的骑士画像中，可以看到他身着挎褶，在褶上罩着俩柄裆铠，肩部联扣胸甲和背甲的扣带画得非常清晰。至于南北朝时期栖辆裆铠的质地，有铁甲和皮甲两种，铁裥裆铠所用的甲片有长方形的，即前引梁企喻歌辞中讲的“牌子柄裆”另外也有甲片编缀细密的鱼鳞甲，如韩贿妻高氏墓出土陶俑所披的柄档铠。由于辆裆铠制作精坚合体，正是当时骑兵理想的防护装具。
除了柄裆铠外。在南北朝又开始流行一种新型的更为精坚的铠甲，即为明光铠。由于这种铠甲的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的金属圆护，很像一面面闪光的明镜。在战场上，金属圆护反照太阳的光辉发出明光。
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中记录的几种名贵铠甲中，已记有一领明光铠。表明这类铠甲，至迟在三国时已经出现，但却属罕见的名贵铠甲，其原因可能是明光铠的制作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的缘故。北魏时军队装备的明光铠的形貌，可以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宁恐石室门扉上的刻线雕画中看到。在两扇门上各刻一身着甲胄和手拿兵器的武士，所披铠甲就是明光铠。
胸甲为左右两商大型金属圆护，腰间束带，在肩部和大腿处，分别有甲片编缀的披膊和腿裙。北朝末年，明光铠的使用日趋普遍，披明光铠的陶俑和石刻发现很多。河北赞皇东魏武定三年(544年)李希宗墓出土的持盾陶俑，和他弟弟李希札墓出土的按循陶俑都身披明光铠。北齐时期的资料，一有天统二年(566年)崔昂墓出土的陶俑和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陶俑，也都头戴兜黎身披明光铠，左手按着饰有狮子面图案的长循。所戴兜黎中脊起棱，额前伸出冲角，两侧有护耳，护耳上加覆一重方形护耳，这种兜黎流行于北朝晚期。河北，响堂山北齐洞窟里，披着铠甲的神王雕像，都是身披明光铠，自颇下居中纵束甲绊，至腹前打结，束于腰上，胸前左右有两面金属圆护。由以上诸例可以看出明光铠在北朝末年非常盛行。据《周书·蔡佑传》
记载，当时北周将领蔡佑披着明光铠在邝山参加战斗时，“佑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威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逮避之。”说明了明光铠确实是一种防护力强的精良铠甲。
元代火铳
在南宋出现突火枪等管形射击火器的雏形以后，经过不断改进，以钢铁制造的火钪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大约发生于元末。火镜的制作和应用原理，是将火药装填在管形金属器具内，利用火药点燃后产生的燃气推力发射弹丸。它具有比以往任何兵器都大的杀伤力，实际上正是后代枪械的最初形态。
元朝末年，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使用已较多，如《元史·达礼麻识理传》记载，公元1364年达理麻识理为了对抗孛罗贴木儿，在铁竿山下布列的军队中，“火铳什伍相联”，证明所装备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数量已很可观。目前保存最早的有铭文可考的元代火铳，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件元至顺三年(1332年)的铜统，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火铳。火铳所刻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绥边讨寇军，第叁佰号马山。”铳体粗短，全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千克。前为统管，中为药室，后为铳尾。铳管呈直筒状，近统口处外张成大侈口呈喇叭口状。药室较锐管为粗，室壁向外弧凸。铳尾较短，有向后的銎孔，底径为7．7厘米，小于铳口径，并在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2厘米长的方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可以推知原来应用金属的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如果确实如此，那这个金属栓还能够起耳轴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射击角度。
1961年，张家口地区出土了1件火铳，全长38．5厘米，铳管的筒部较细但口部外侈，呈碗口状，口部内径12厘米，外径15．8厘米，故又被称为大碗镜。此铳与前述元至顺三年锐基本属同一类型，也是安放在木架上施放的，很可能是元代遗物。
与上面铜铳不同的另一类铜毓，口径较上一类小得多，一般口内径不超过3厘米，铳管细长，锐尾亦向后有銎孔，可以安装木柄。最典型的例子，是1974年于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发现的，与元代的建筑构件伴同出土，应视为元代遗物。铜铳全长26．5厘米，重1780克。锐管细长，圆管直壁，管长14厘米，管口内径2．3厘米。管后通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壁有安装药捻的圆形小透孔。铳尾有向后开的銎孔，但不与药室相通，外口稍大于里端。发掘出土时在药室内残存有黑褐色粉末，经取样化验，测定出其中的主要成分有木炭、硫和硝石，应为古代黑火药的遗留。
这是研究我国古代黑火药有价值的资料。在铜铳口、尾和药室前后，都铸有加固的圆箍，共计6道。和这件铜锐形状、结构大致相同的铳，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通县都出土过。看来这类铜统尾部的粱孔，是用以插装木柄用的。
将以上两类元代火铳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特点。从重量看，前一类重而后一类轻。以至顺三年铳和西安出土的铜铳相比，二者重量之比约为4：
1；从口径看，前一类大而后一类小，前一类超过10厘米，甚至超过巧厘米，而后一类仅2厘米一3厘米；二者口径之比约为4．6：1，也就是说前者约为后者的5倍；从使用方法看，前一类尾部銎孔粗，銎径以至顺三年铳为例，近9厘米，这样粗的銎孔如装以术柄，柄粗也应为9厘米左右，而单兵用手握持这样粗的柄是极困难的，何况还要点燃施放，铜铳还要震动，所以该銎孔应是用作安放在木架上起固定作用。而后一类的柄径不过3厘米左右，正是适于单兵用手握持施放。同时，从火铳本身的特点看，前一类口径大而统体短，后一类口径小而铳体长。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比较看，它们确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火器，前一类可以视为古老的火炮；后一类则是供单兵手持使用的射击兵器，可以说是近代枪械的雏形。
综上所述，元代铜火铳已形成较规范的形制，般都是由身管、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由于以铜铸的管壁能耐较大的膛压，可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又因它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故在发明不久便成为军队的重要兵器装备。
佛郎机、红夷炮和鸟铳
元末至明初中国制作的火铳在当时世界兵器领域曾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后，由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明政府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发展金属管形射击兵器的势头停滞下来。而西方的火枪、火炮的制造技术却得到较快的发展，当火药兵器传入欧洲以后，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兴起，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了生产。到明朝中叶，发明制造火铳的中国人不得不从国外舶来品中汲取养分，反而去仿制西方比火铳更先进的“佛郎机”、“红夷炮”，以及单兵使用的鸟铳。
佛朗机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呼，由此也用来称呼那些国家制作的一种新型火炮。这种火炮与中国传统的火铳相比，在构造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进，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采用了母铳和子锐的结构。母铳就是佛郎机的炮筒，在其后膛开一个供装纳子铳的长孔，一门母铳配备有5门-9门子铳。子铳类似一门小火铳，可以预先装填弹药，战时轮流装入母铳，从而缩短装填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第二，母锐的铳管口径不大，但铳身较长，可以增加弹丸射出的初速，加大射程，加之铳身铸有准星和照门，可以瞄准射击，又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第三，铳身的中部加铸耳轴，这样将火铳架设于炮架上便于从上下左右调整射击的角度，提高了火锐的命中率和杀伤半径。有的佛郎机在尾部安有导向管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装在炮架上，控制导向管和尾柄，扩大射击范围。第四，不再使用散弹，而是使用同于口径的圆铅弹，圆铅弹可以铸得很规整，从而减少了统膛之间的间隙，提高了弹丸的初速和冲击力。由于沸郎机具有以上的特点，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写了一篇《书佛郎机遗事》，这是中国文献最早名葡萄牙火炮为“佛郎机(锐)”的记载。据《筹海图编》记载，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献给广东政府一架火炮和火药方是为佛郎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因此当佛郎机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并大量仿制。
关于佛郎机传入中国的历史，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军队派出五艘武装舰船驶至广东珠江口外，企图以武力。占据广东一岛屿。遭到拒绝之后，葡舰随即开炮轰击守军。当葡舰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时，被当地守军击败，并缴获其2艘舰船和船上的20余门火炮。当地政府将俘获的这些火炮献给了明朝政府，也按其国名将这些火炮称为“佛郎机”，同时还上书朝廷建议仿制佛郎机，以改善明军武备。明世宗批准这一奏议。嘉靖二年(1523年)，原担任过广东白沙巡检，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接触，熟知佛朗机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员何儒，带领有着丰富经验的广东工匠奉诏到南京，在当时设备精良的火器制造处操江衙门开始了仿制佛郎机。嘉靖三年(1524年)，第一批大样佛朗机仿制成功。《大明会典·火器》中详细记载了这批佛郎机的情况，它们全部用黄铜铸造，每件重约300斤，母镜长2．85尺，另配4个子铳，可以分别装填火药，轮流发射。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批佛郎机，但无实物存世，故其具体形制不详，但从尺寸看。
并不像以后制造的长身管的佛郎机，而是一种短而粗的火炮。以后明朝又陆续仿制了数量更大，形制更多的各式佛郎机，以装备北方及沿海军队，从而增强了守边明军的战斗力。
明朝仿制佛郎机的机构主要是军器局和兵仗局，他们在组织工匠仿制的过程中，除了保留和吸收国外佛郎机的优点外，还作了许多新的革新和改进，使它更适于明军在各种条件下实战的需要。《明会典》和戚继光所着《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书中，都记载有明朝仿制佛郎机的情况。据《明会典》记载，仿制的佛郎机有大样、中样、小样三种。前面提到嘉靖二年生产的第一批重约300斤的佛郎机，就属于大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还发现5件中样佛郎机，长29.3厘米～29．5厘米口径2．6厘米～2．7厘米，明显是按照统～的规格所制造，精密程度已相当高。小样佛郎机的制品较多，出土的实物也不少。1984年，河北省抚宁县城子峪长城敌楼内发现小样佛郎机的3件母镜和24件子锐，可以组成3套完整的佛朗机子母锍。从铳身铭文中得知，它们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规格制造，于隆庆四年(1570年)，运至城子峪段长城，供守城兵士使用。
由于佛郎机铳的口径较小，威力有限，所以明代万历后期开始引进西方一种性能更优良的大型火炮，即红夷炮。这种炮来自荷兰，因明代时期人称荷兰人为“红夷”，所以称这种炮为“红夷炮”。《明史·兵志》记：“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万历末年(约l7世纪初)，有荷兰船沉于广东沿海，其中42门炮被捞起，先后运至北京，因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性能好，威力大，引起明政府的注意。而真正把制炮技术传给中国的是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红夷炮设计科学，不仅口径较大，且它的炮管长度是其口径的20倍或者20倍以上，故射程远、准确、破坏力大。又由于炮管的管壁加厚，药室火孔处的壁厚约等于口径，炮口处的壁厚约等于口径的一半，可以承受较大的膛压。炮身的中部铸有炮耳，炮身上装有准星、照门，可以调整射击角度。火炮架设在炮车上，增加了火炮的机动性。为了确定射击角度，还使用了铳规等测量仪器。这种火炮能容纳火药数升，并可以碎铁碎铅，堵以与口径吻合的圆形主弹，除主弹对准所要目标，起攻坚作用外，其散弹则加强对周围目标的杀伤力，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曾由徐光启等督造红夷炮，崇祯二年至三年(1629年～1630年)，即造大小红夷炮400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利用广东的技术优势造了大中型红夷炮500门。山西省博物馆现存有2门山西总督卢象升等人捐助建造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红夷铁炮，身管长190厘米，口径8厘米，除铸有卢象升等人的姓名外，还有铭文：“红夷大炮一位重五百斤，装放用药一斤四两。封口铁子一个重一斤，群子九个”。
中国明代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为鸟铳。
嘉靖年间，西方发明的火绳枪经日本传到中国。与明代前期使用的火铳相比鸟铳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与口径吻合的圆铅弹，因丽射程较远，威力较强；二是它增设了准星和照门，变手点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手铳尾要内的直形木柄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可稳定地持枪进行瞄准，因而射击精度较好。艘继光《练兵实记杂集》说：
“即飞鸟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枪机头形似鸟嘴，故又名鸟嘴铳。它的结构和外形已接近近代步枪，是近代步枪的雏形。
约在15世纪初，欧洲发明了火绳枪。据《筹海图编》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收复日人、萄人占据的双屿(在今浙江省鄞县东南海中)，获鸟铳及善制鸟镜的工匠，遂命仿制。约在同时，鲁迷国(今土耳其)遣使至中国，贡“鲁迷铳”。明代最初仿制的鸟铳均为前装、滑膛、火绳枪机。口径约为9毫米～13毫米，枪管长1米～1．5米，全枪长1．3米～2米，枪重2千克-4千克，弹重11克，射程为150米～200米。铳管用铁制，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盛引火药)相连，池上覆有铜盖遮挡风雨，栅杖(通条)插在镜管下面的木托上，用以填药送弹。铳管底部以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攘洗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