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出土的青铜剑首呈喇叭形，茎部有双凸箍，带有漆鞘或木鞘，制作精细，富有代表性。还在墓中发现了皮甲残片。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弓有竹质的和木质的两种，分单体弓和复合弓两类，箭上安装青铜镞。戟、殳、矛、戈多数都是积竹的相秘，多长3米以上，有的矛长4米。戟在秘上除联装戟刺和鞍体外，又联装了两个类似无内戈的“戟果”，成为多果戟。受上装着带刺球体的三棱状尖锋。同时还出土了成套的髹漆皮甲胄，皮甲由甲领、甲身、甲裙、甲袖四部分组成。墓中出土的青铜车害中，有的害端伸出长而带孑刺的矛尖，安装在车轴头后，可起到杀伤敌人的作用。墓中还出土了成套的皮马甲，作为辕马的防护装具。马甲霖漆，并有完整的皮马胄，即马面帘出土。这些马甲在墓中出土的竹简简文中已有记载。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了160多件兵器，出土的竹、木弓7张。其中竹弓5张，咐部较宽，用3片竹片叠合，以丝线缠紧，通体髹黑漆。木弓2张，在弓咐处内里贴附术片，髹有黑漆。墓中发现的戈为长胡三穿，秘较短，附秘全长仅1．5米。戈和戟的秘较长。矛只有2件。戟仅存戟刺和戟体，均是刺和体用秘联装的戟，也有戟上用的无内戟果。戟秘均为积竹八棱形。还有6件完整的受，平头铜帽，装积竹秘。墓中出土了32件剑，均附有漆木鞘，并出土了1件漆剑椟。天星观1号墓中还出土了19件盾，长方形。中有脊，盾面两边等距离缠10条皮革，外裹麻布，再髹黑漆，有的加施了彩色图案。
出土的1领皮甲，亦用甲片编成，甲片后附有木胎，表面髹黑漆。
以上4座春秋墓葬的发现，可以看出春秋到战国中期，车战兵器的组合日渐完备，特别是格斗兵器的秘体长质坚，更适合两车相交时进行拼杀。供兵将作战用的皮甲胄和供辕马披的马甲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车战兵器和防护装具制作精良，技术先进，表明当时车战达到空前繁荣。
西周时代，为了使青铜兵器更适合车战的需要，大都对商代同类兵器加以改进。西周时期的铜链变化不大，薄翼厚脊，双翼前聚成锋，后有倒刺。甘肃省灵台白草坡出土的200多件铜镞，两翼的夹角比商代加大，倒刺更明显而锐利。铜戈是该时期的主要兵器，制作上改进了许多。直援直内戈犷援和阑之间的夹角逐渐由直角扩大为100度角，援刃由平直改进成弧曲刃，短胡一穿的戈成为最常使用的形式。有的戈在阑上两侧铸出向后斜出的翼，可以牢固地固定在秘上。这种阑侧带翼的戈，是西周铜戈独有的特征。铜矛仍为中有凸脊的两侧扁叶形的形制，矛体较商代稍小，矛锋更加锐利。西周开始出现铜戟。河南省浚县辛村出土的青铜戟，前援、后内、上刺、下胡，呈“+”字形，看来是把戈和矛合铸成形的。这种戟有两种形制，第一种是以矛为主，旁侧加铸戈援，用銎装秘，数量极少；第二种是以戈为主，上端加铸扁刺，装秘法和戈相同，数量较多，但多数戟体轻薄，大概是仪仗用具。矛、戟等格斗兵器都装有较长的秘。
西周护身兵器有较短的青铜剑，剑身似柳叶状，有中脊无剑格，剑茎扁平较剑体窄，上有穿孔，可能用来缚木柄。在陕西省淬西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过。甘肃省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1件青铜剑，剑身修长，呈锐角三角形，身后接较窄的短茎，插在带有透雕花饰的铜鞘内。北京昌平白浮墓出土的青铜短剑，剑身和茎交接处左右各斜伸出一个小齿，茎头装饰兽头图案。根据陕西宝鸡的考古资料，随葬的青铜剑都出在棺内死者腹部的右侧，大都佩鞘，鞘内以皮革或木质为衬，外部裹着铜片，有的饰透雕的动物纹饰。北京昌平白浮墓中出土青铜匕首；前锋似矛，柄端有带锥的铜铃。
西周时期的主要防护装具是盾和甲。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周墓出土的盾牌，呈梯形，高1．1米，上髹黑褐色漆，盾中嵌镶青铜盾饰。另一些地点出土的青铜盾饰，多呈圆形或方形，有饰人面或饰兽面的图案，形象狰狞可怖。北京昌平白浮墓出土的2顶铜青，高23厘米。山隶省西庵西周墓出土1件铜铠甲，宽37厘米，胸甲由三部分组成兽面状，后部两侧各有一圆泡，具有防护效果。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青铜兵器的质量和产量都比商和西周时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青铜冶炼技术日趋先进。春秋时期已掌握了制作各种兵器合金比例的配合，《考工记》六齐中作了详细的记录，兵器的性能、品种有了很大的变化。
提高兵器的作战效能就要改变传统兵器的外形。远射兵器铜镞的外型首先得到改进，改进的箭镞双翼的夹角更大些，血槽更为明显，原来两翼底缘平着向两侧伸出而形成倒刺，这时变成向后弧伸的两个长后锋。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出土呈三棱形体的新型铜镞，使箭的穿透力更强。同时弓的制作也更趋精良，并更加规范化、标准化。这时期使用了新型的远射兵器弩。弩是在弓的基础上产生的，弩为木臂铜机。东周时期的铜弩机只有悬刀、钩心和牙，没有铜廓。其次是长秘的格斗兵器的改进。春秋时期的铜戈“胡”更长，上面多了两个“穿”，援都有脊，援的上刃和下刃前后都为135度的内折而聚成圭状的前锋。河南上村虢歌国墓和山西长治春秋墓中出土的铜戈是典型的代表，到战国时期戈援开始变窄而上昂，锋端又微向下弧，援和秘的交角更大。铜矛的莆下部做穿孔，矛头就更牢固地安装在秘端。春秋以后格斗兵器戟的秘加长，刺似矛而稍小，戟体似戈而援的曲弧较大，穿多胡长，一般为三穿或四穿。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多果戟，戟体下秘部装置l件一2件无内的“戟果”。戟、矛的秘开始采用“积竹”的作法，就是在中间用木质作芯，外面围裹一层或两层长条竹篾，每层竹篾的数量为16根～18根，竹篾外面用丝织品紧缠，或用多股丝线紧缠，然后在表面裸漆，器秘牢固而富有弹性。曾侯乙墓中出土带尖锋和刺球的铜受，是这时期出现的新型兵器。
春秋时期的剑，在脊、茎和刃有明显的变化，茎端有圆形剑首。长沙浏城桥1号墓出土4件铜剑，茎部带有双凸箍，剑首为喇叭形，均带有漆鞘或木鞘，剑长50厘米。湖北望山1号墓里发现1件越王剑，剑锋刃锐利，作工精美，剑茎缠缑上保留着清晰的痕迹，剑格饰有花纹而且嵌着蓝色琉璃，剑身满布菱形暗纹，衬出8个错金的乌篆体铭文，为“越王鸠浅自作用鲼”(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全剑长55．7厘米。这把剑显示着春秋晚期以来铜剑共有的特色，即刃部不是平直的，其最宽处约在距剑格三分之二处，然后呈弧线内收，至近剑锋处外凸然后再内收成尖锋。其刃口的这种两度弧曲的外形，说明剑在使用时注意的是它直刺的功能。这件剑的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吴越工匠的最高水平。
驷介旁旁
春秋乃至战国中期，车战是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在漫长的400多年历程里，驯马战车奔驰在中原国土上，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阻挡的威势。《诗·秦风·小戎》生动地歌颂了当时战车兵的英姿。
小戎饯收，(兵车儿短小真灵巧，)五菜梁拚。(花皮条五处把车辕绞。)游环胁驱，(缰绳穿过活环控制住骖马，)阴翱蓥续。(银圈儿把行车的皮条来扣牢。)文菌畅毂，(虎皮毯辅在长敷的车儿上，)驾我骐。(驾的骐纹白腿的马儿多俊爽。)孔群，(薄金甲的四匹马儿多威风，)奋矛鋈缚签锌。(三隅矛杆下装着白银鳟。)蒙伐有苑，(盾牌上画着那杂羽纹，)虎韦镂膺。(刻耷的虎皮弓囊前面多鲜明。)交韦弓，(两架弓交错地放在弓囊中，)竹闭绲滕。(竹儿撑紧它，绳儿把它捆。)……这首诗歌赞扬了秦襄公(公元前777～前765年)时期秦国的军容，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使用驷马战车以及车战用的兵器，同时反映了当时军队的主力是战车部队的史实。
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省长安张家坡、北京琉璃河、山东省胶县西庵等处发掘了西周时期的马车，河南省陕县上村岭等地发掘了春秋时期的马车，河南省辉县、淮阳、洛阳宁州路等处发掘了战国时期的马车。据文献记载，西周灭商时，全军只有战车300乘。但到春秋时代，一个诸侯国作战出动的战车数量就已远远超过300乘，常超出一倍以上。公元前632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军的战车多达700乘。到公元前589年的“章之战”，晋军主将统率的战车为800乘。公元前529年，晋在邾国南部检阅军队，出动的战车多达4000乘。
同年平丘会盟以前，晋叔向曾威胁鲁国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说明4000乘战车大概是当时晋国总的兵力。《孙子兵法·作战篇》记载：“凡用兵之法，驰车千乘，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才，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论述了兵车作战时，把战车千乘视为基本的必需兵力。直到骑兵已经组建的战国时期赵将李牧组建军队时，仍把战车兵视为主力的一部分，并把10万军队中战车的乘数，提高到1300乘。比《孙子兵法》10万军中战车所占比例还高。
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3座春秋车马坑中出土的25辆马车，其形状与商、西周的马车相同。单辕、方舆，双轮，长毂，毂前置衡，衡的两侧各有一辘，轮径稍有减小，辐数略有增加。
东周战车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河南省淮阳马鞍家楚墓车马坑内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战车。共发现2座车马坑，共31辆车，多数为战车。最重要的是2号墓车马坑的4号战车。这是一辆驯马战车，长毅，毅端用四道铜箍加固，轴头安装铜害。车舆呈横长方形，舆后有门，车舆外表用青铜护片加固。舆前两下角各用长条形铜板包镶，铜护板上探红漆，绘有三角纹饰。舆的后半部左右两侧都用铜护板加固，每侧各钉镶4排，每排6片护板，车舆后部车门两侧也各镶钉4排，每排4片护板，全舆总共用护板80片、这些铜护板略呈长方形，上缘有4个缀钉的穿孔。车舆后部两角缚铜质柱头，舆两侧后部缚有铜插旗筒，舆后侧还有1件椭圆形铜管状器，可能用来放置兵器。
为了了解当时战车上的乘员和兵器的配备、马的防护装具，可以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的竹简简文中有所了解。曾侯乙墓共发现200多枚竹简，竹简中详细记录了丧仪时所用的车马兵甲，这些车马的实物没有葬入墓中，但所记录的兵器和人、马用的甲，可同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皮甲胄相对照。当时的驷马战车，每辆车上乘员三名，一人为御，每人装备一具甲及胄，甲分“吴甲”和“楚甲”两种。战车上配备的兵器有远射兵器，秦弓、矢和各种装饰精美的矢服；格斗兵器有戟、晋投、戈等；防护装具，除甲胄外，还有画盾、摊盾等，车上树有旆。除了战车上乘员的防护装具，战马也有防护装备。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大量皮甲片中有用来编缀马甲的甲片。据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中记载，当时的马甲有彤甲、画甲、却(却)甲、素甲四种。有的战车的辕马身上披以虎皮，城濮之战中击溃楚军右师的晋将青臣就是这样做的。这时期还出现了保护辕马用胥铜制成的防护装具。
战车的指挥系统安置在主将和各级将领的车上。一种是标明主将指挥位置的大旗；一种是指挥进攻的鼓。
河南淮阳马鞍家楚冢车马坑发现插在战车上的旗的遗迹，23号战车上原插有一面红旗，旗上缀饰海贝，都用线缀成四瓣的花纹，排列整齐。同时，在4号和7号战车上都发现铜质的插旗筒。插旗筒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战车上旗的插法的实物资料。旗呈倾斜状插在车舆后部，这种放置法一是减少了大旗垂直竖立形成的阻力，二是不妨碍乘员进行战斗。
鼓对指挥当时的战争十分重要。战车就是跟着主将的鼓声行动。战斗开始以后，主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证鼓声不停，这样才能保证军队所向无敌。《左传》描述赵简子在“铁之战”中击败郑军以后，他曾夸口说：“我伏在弓袋上吐血，但鼓声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从甲骨文和金文中鼓字的象形字看，战车上的鼓是横悬的，但鼓在战车上究竟怎样放置才能不影响主将的视线并与敌人搏斗时又便于使用，还有待于今后在考古发掘中进一步探索和考证。
如上所述，古代的双轮单辕马拉战车，以及与之配套的青铜兵器及防护装具，是我国青铜时代军事技术装备的代表。战车在古代战争中，首先，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并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其次，车上乘员配备的兵器和防护装具，特别是锐利的青铜兵器，发挥了当时兵器最大的威力。再次，战车上装备旗鼓等指挥用具，方便了部队通讯联络，保证了战斗指挥。因此战车部队具有很大威力。但是战车本身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弱点。一辆战车宽约3米，驾上马匹后全长也是3米左右，一辆驾马战车总面积达9平方米。再加上大轮短箱，运转笨重，用单辕衡上的扼驾马，全靠马僵来控制四匹马，很难在战斗中变换队形灵活作战。不算车体本身的重量，仅三名乘员和他们的装备至少重250千克以上。为了保持车的平衡，需加长车毂，但车毂过长，不注意会被缠在一起导致战斗失败。战国时齐田单采用“断轴木而傅铁笼”保全族人的故事，正是反映出车毂长而不利战争的事实。战车前四匹辕马驾驭，只有中间两匹马是用缚在衡上的扼驾在车上，两旁的骖马则只能靠皮条等牵引车辆，还需借助游环等办法控制它使之不离开车辆，驾驭极为困难。御者双手执六辔(服马两辔，骏马一辔，四马合共六辔。中间的两匹称“服马少，两侧的两匹称“骖马”)，除非接受过较长时期的专门训练，否则是难以胜任的。车体笨重驾驭困难，加上车体长，全车面积大，再加上当时弓矢的射程有限，因此临时改变战斗队阵是很难办到的。同时只能选择空旷平坦的原野这样的战场条件，才能较好地展开战斗队形并发挥战车的威力。如果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的地形就失去了战斗能力。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斗于汾隰，翼侯的战车遭到晋军的追击，骖马为物所挂，车子无法行动，因而车上的人员全成了俘虏。
战车的特点，对战斗队形，作战方式都起了决定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步兵和骑兵野战的发展，笨重的战车日渐不适应战争的需求，战车主宰战争的局面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