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例，敲响世界警钟
关于中国货币体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中国把自己与一个最不稳定的经济大国拴在了一起，把自己不成熟的金融体系与一种最不稳定的货币拴在了一起。这是一句到位的评论，非常透彻地点出了中国货币体系与美元挂钩的危险性。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经历着大好的经济形势，这种繁荣在与美国的贸易收支对比中可见一斑。
2005年美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贸易逆差（UnfavorableBalance0fTrade）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半年、一季、一月)进口贸易总值大于出口总值，俗称“入超”，即“贸易逆差”，或叫“贸易赤字”；表明一国的外汇储备减少，该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弱，该国当年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当局应当设法避免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因为大量逆差将致使国内资源外流，对外债务增加，这种状况会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为2016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为4270亿美元。而中国在2005年的经济形势却非常喜人，不但GDP增至2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顺差贸易顺差（FavorableBalance0fTrade）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长期的贸易顺差，会产生大量外汇盈余，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达到1019亿美元，外汇储备外汇储备（ForeignExchange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外汇储备的具体形式有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外汇储备主要用于清偿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更是达到8189亿美元。
中国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然而，从其他一些数据中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依照美国官方的计算方式，2005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接近中国GDP的10%。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已经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的依赖性，这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尤其是外汇储备上，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很容易受到美元政策的影响，这对于一国经济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在外汇储备中维持较高的黄金储备份额，例如，美国的黄金储备量超过8000吨，占其全部外汇储备的60%以上。德国的黄金储备量为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上述各国的黄金储备均占本国全部外汇储备总额的50%以上。而在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却只有600吨的黄金储备量，仅占全部外汇储备的14%，而其中有2/3以上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如果发生美元急剧贬值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面对的状况就是资产大幅度缩水。由此可见，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并不合理。
对此，中国做出了调整外汇储备的决定。2005年，中国有关负责人发表言论称，将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并继续拓宽外汇储备投资领域。这次发言被国际金融市场解读为“中国将抛售美元资产”，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如果大规模抛售美元资产的话，必然会削弱美元的地位，引起美国的经济衰退。而在中国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现实情况下，如果美国的经济衰退，就必然让中国的经济受到打击。这样看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被美元束缚住了。
事实上，对于美元的阴谋，中国政府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从2005年做出外汇储备结构优化调整的决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更何况，美国通过大幅度的调整美元政策进行敛财或者打击他国的举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美国为了重新实现本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调整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要让美国的收支达到平衡，美国所要做的事情必定是减少消费，这样美元必定会进一步贬值，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就将蒙受巨大的损失。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增长，对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存在着歧视性观念的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打击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2006年，美国政府成立了对华执行办公室，其表面上的职责是监督中国遵守国际贸易条款的情况，实际上是把中国定为经济打击对象。为了扭转国际贸易中的巨大逆差，美国必定会行动，正如过去美国人所说，“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2006年，在美国发表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布什明确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并明确表示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就这样开始了对中国经济的干预与征伐。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是很有底气的，因为他们拥有最强大的武器——美元本位制，而中国拥有的只是历史上无数个惨痛的教训。
也许唯有参照历史，才能透彻地看到中国经济的未来，找到应对美元侵袭的办法。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上美元对其他货币征伐的例子已经有很多，其中与日元的对抗就是一次值得中国思考的经典范本。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956年至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6%的增长速度，如此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实在令人咂舌。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实现浮动汇率和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之后，作为一个生产大国的日本，经济迅速走向了衰落。到了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自此陷入了低谷。
日元在与美元挂钩后曾经一度崛起，隐约有问鼎货币界之势，后来在美元政策的一再调整中，日元一路狂跌，最终被美元征服。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美元和日元战争的轨迹，同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通过对货币体系的操控来控制其他国家经济的策略和手段。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局势与日本1973年前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得谨小慎微，这也可以反观出中国政府对货币问题具有足够的认识。中国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有所警惕，因为在以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中，美国具有制造金融风险的能力。一旦中国的经济与这个秩序全面接轨，就必将受到由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控制和影响，而美国完全有能力通过这个游戏规则来制造出新的金融危机以威胁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人构造了一座货币资本的巨大城堡。在这个城堡中，有臣民，也有王侯，但是霸主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元。对于其他货币来说，这个规则是非常危险的，而中国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货币形势。在美原本位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上了枷锁，还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种子。
第二个游戏规则
美元本位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后美国制造的另一个货币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国际金融的环境形势只能用危机四伏来形容。
从2003年夏季开始，关于美元贬值的各种理论推想就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随着美国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继续发展，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加。据统计，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以每1小时100万美元的速度飞快增长。
美国贸易逆差的数字连年破纪录，2005年创下了7258亿的贸易逆差，相比2004年增长了175%，占GDP的比例也由53%上升到了58%。
如此巨大的逆差生产能力，大概也只有美国这种超级大国才具备。而美国用美元来支付逆差，对世界各国大开空头支票，这对于各国来说，显然是一种有失公平的做法。
著名金融分析师理查德·邓肯通过研究后，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早就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这个数值相当于美国三成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如此，美国的外债仍以每年5%的高速度不断地增长。这种局面显然不会长期维持下去，美国必然要靠美元贬值来减轻债务。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国外市场上的美元就必定会大量缩水，各国手持的美元财富都会被美国所剥夺了。
美元贬值就是美元本位制下的产品，上面打着“美国制造”的标志，要知道任何产品的制造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美元贬值则是为了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元持续性走软，无论是对欧元、日元、英镑，还是人民币，汇率都有大幅度下跌。2005年，美联储通过不断提升利率，使美元资产重新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美元汇率也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暂时的政策，随着格林斯潘时代的结束，以及美国经济赤字和个人储蓄情况的全面恶化，美国政府采取美元贬值这一金融政策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无论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还是迫于严峻经济形势的压力，美元都面临日益贬值的风险。
面对美元贬值的压力，日本是动作最快，也是最大方的。早在2003年，日本就迅速出手花掉1888亿美元，而在2004年初，仅短短的头两个月时间里，日本又花了1000多亿美元。日本大把大把地花钱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日元快速升值。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日本人的聪明大概是得益于从前在这方面吃的大亏。俄罗斯人也不含糊，2003年10月，仅仅一个月就换掉了55亿美元的外汇，对欧元的持有量增长了42%。
在危险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纷纷减持美元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美国这个拥有巨额债务的蛮横庄家面前，赢了的结果就是得到无数的白条，输了就要失去本国的财富。也就是说，在美原本位制下的游戏，无论如何都是蚀本的，除非美国政府是一个善良的庄家，但很显然它不是。
古往今来，庄家总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操控者，更重要的是，多数时候庄家就是赢家。从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发展，就可以看到现行美元本位制规则的奥秘所在。
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国际性货币体系也慢慢地形成了，最初的金本位制是在英国霸权促使下制造出的国际金融秩序。从1870年到1913年，国际金融市场都在金本位制的控制之下，黄金的跨国流动直接与各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相连，各国的贸易都以黄金来支付。
金本位制的好处就在于：它使黄金在动态流动过程中维持各国黄金的等量购买力，防止各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失衡，也就是说，可以使各国免于遭遇通货膨胀的危机。黄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价值，更是因为黄金储备的自然限制，简单地说，黄金并不像纸币一样可以凭空印制，它的自然储备量是有限制的，各国想拥有更多的黄金基本只能通过国际贸易。
作为本位货币的黄金在一个国家如果流失到一定程度时，该国的物价必然会下降，这样该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会上升，使商品大量出口从而增加黄金储备量。反之，随着出口国的黄金增多，物价必然上涨，该国就会进口商品，从而使黄金外流并让储备量达到平衡。很明显，任何纸币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包括美元，这是因为纸币的本质是没有价值并且可以不断生产的。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使得国际货币体制——金本位制随之告终。战后，在美国霸权主导之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在“美元—黄金本位制”下，其他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而美元则直接与黄金以固定的价格挂钩，黄金是作为美元的支撑物而存在的。这样，美元就取代了黄金成为国际储备与流通的硬通货，而美国也掌握了国际第一货币的发行权。
由于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使战后的西欧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在短期之内难以快速恢复，无法进行国际贸易，因此也就无力购买制造强国美国的工业产品，这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对战后各国进行援助，“马歇尔计划”由此应运而生。美国印制了大量的美元投向了国际市场，帮助其他国家恢复购买力。同时，美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而美国政府成了世界的“印钞机”，这也使得美国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从越南战争到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美国人都应该感谢美元所带来的便利。
由于美国大量地发行美元，使得国际市场上的美元大大超过了世界黄金储备量。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已经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无力再用黄金换回各国持有的大量美元，这使得“美元—黄金本位制”中美元对黄金的连接链条出现了破裂，美元无法兑现兑换的义务了。为了防止美国的黄金继续大量流失，尼克松便于1971年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美元本位制。
美元不负责兑换黄金，却依然占据了货币霸主的地位，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但再也不必储备黄金用于国际支付了。美国只需要印制“花花绿绿的纸片”就可以支付国际收支，这等于是凭空制造黄金而又不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元不需要支撑物了，这使得美元的发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于是，市场上的美元越来越多，资本开始膨胀，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泡沫。
这个泡沫无法代谢，它的终结就是破灭。
美式“消化不良”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背后已经没有黄金的支持了，而且从美国国内储蓄率屡创新低的情况看，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背后也没有了国内储蓄的支持。这样的话，只由美元这一纸币支持的信用必定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这种由美元制造出来的过度信用，最终会使资产泡沫越来越大，且无法代谢。
在金融分析师理查德·邓肯对美国的债务预测数据中显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已经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如果这笔巨额的债务以美元的形式进入对美贸易顺差国的银行系统中，就会给这些国家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资产泡沫。美元大量注入市场会引起商业银行疯狂地扩大信贷，使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这样就会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都处于急速上涨的趋势，使得经济空前繁荣。然而，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会造成多余生产能力的出现，这样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会非常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状况并不健康，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就将导致经济严重衰退。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最终的结果是引发了金融风暴，致使日本经济大步衰退。
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将会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美元制造的资产泡沫最终也会走向破灭，而等到泡沫破灭的那一刻也是经济崩溃的时刻。依靠美元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都要坍塌，这也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采用黄金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而不用纸币的原因。显然，如果哪个国家把美元当成保值手段，那就必定会落入美元陷阱中，最终造成财富的大量流失。
面对美元制造的资产泡沫，中国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经济调整。由于21世纪初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中有2/3以上都是美元，这些美元资产的潜在风险如果爆发，对国际市场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地震”，而中国经济必定会天翻地覆。如何代谢这个巨大的资产泡沫是一个大问题，显然，中国不能做出大规模抛售美元的行动，这样中国经济也会遭受严重打击，对此，中国政府采取的外汇储备调整方案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且自1994年起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一直比较稳定。尽管在2005年夏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小幅浮动，并在2006年初出现了迄今为止浮动的高峰，但这与把货币的汇率完全交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无法相提并论。2000年，中国就发表了关于调整外汇储备的言论，积极开拓新的外汇储备投资领域。其实，这是一种渐变的代谢资产泡沫的方法。
“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国的出口事业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中国经济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严格限制资本账户上的资金流动。
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有人主张人民币升值，有人主张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有人主张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些主张的实质是要求中国取消这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目前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扩张资本而轻视金融监控的企业治理模式，如果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并实行浮动汇率的话，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实际上，这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中国经济到底有多重要，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发展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初期的资本扩张的企业治理模式。
到了8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增，在1985年到1989年间实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1985年9月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PlazaAccord)的签订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当时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实质上，广场会议就是美国入市干预货币市场，维持美国经济的一场会议。之后，日元对美元便持续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也意识到日本经济泡沫的危险性，为了抑制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经常干预外汇市场，日本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卖出日元，使得日元开始充斥国际市场，形成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到了1987年，日元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以上。
在日本，低利率以及巨大的货币供应量引起投资热潮，大量的资金被投入房地产、股市等，造成房地产与股市过热，并积聚了巨大的泡沫。从1985年开始，日本土地价格进入大牛市牛市（bullmarket），也称多头市场，指证券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此处的证券市场，泛指常见的股票、债券、期货、选择权、外汇、可转让定存单、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各种证券。，价格快速上涨。如果把日本的土地资产额与美国相比较，日本的地价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以1990年为例，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约为600万亿日元，日本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仅有美国一个州那么大的日本，可以换4个美国！
日本土地价格的上涨使日本企业可以轻松获得资金，因为大部分企业都拥有生产和办公用地，这些土地的价值持续大幅上涨，使企业拥有高额的账外资产，从而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这种由投资需求推动而不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经济发展直接导致了生产力过量增长。
日元的持续走强，使得日本国内的资本市场中投机行为普遍，股市疯狂上涨。1988年中期，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已超过有百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50%。在东京证券市场上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市值竟超过西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的总市值。这令美国和欧洲感到不可思议。面对如此长期狂涨的股票市场，美国出言“警告”日本当心股价暴跌，对此，日本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发行日元，侵占国际市场。
日本的愿望是，更改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日元登上世界第一货币的宝座。然而，日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日本经济能飞速增长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坐上火箭的日本经济
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与限定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美国对冷战中的盟国的不对称合作。
繁华的东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本政府可以运用扩张型的金融政策与紧缩型的财政政策互相搭配，形成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也为日本产品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市场。在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中，日本开始确立了扩大资本投资为特征的企业治理模式来发展本国经济。这种治理模式推动了日本企业和银行在投资与借贷两个方面的过度竞争，使日本的投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就是在这种金融扩张经济机制下，日本经济才能得到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支撑，这也是日本经济快速成长的根源。
在当年凯恩斯代表英国政府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他为了给英国战后重建提供便利而留下一个政策性手段，那就是一国的财政金融政策不受他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现在，这个政策却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日本政府利用了这个政策手段来为它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服务。
迫于东亚的冷战局面，美国开始与盟国建立较强的经济联系，再加上战后美元的短缺，各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为了扩大冷战中的势力，美国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实行不对称合作。美国向日本全面开放市场，同时允许日本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同的是，日本政府主要依靠本国独立的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残酷的战争使日本政府出现巨额赤字，战后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援助，1949年，美国实施有名的“道奇路线”“道奇路线”是美国二战后扶持日本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在1945年日本还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美国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基地，以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这也是“道奇计划”的根本目的。为了更好地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美国把日本货币对美元的单一汇率定为360日元/美元，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稳定，为日本奠定了金融基础。。“道奇路线”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它抑制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实现了其内部的财政收支平衡，解决了日本预算赤字问题，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挂钩，但是同时也造成部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稳定危机”，这让日本经济立即陷入了萧条状况。为了减轻“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扩张型的金融政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扩张型金融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方式。
日本政府在实施扩张型金融政策的过程中，主要的措施是由日本银行向主要都市银行提供稳定的资本借贷，再由都市银行向资本市场进行稳定的资本提供。每当都市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超过它们拥有的存款额时，它们就向日本银行申请借贷信用。由于都市银行发放信贷不受自有资金的限制，所以，它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在扩张型金融政策下，直接引起了日本都市银行的信贷扩张，并助长了企业在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
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间，扩张型的金融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日元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刺激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长。同时，在银行业中，日本政府还实行“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这也助长了银行的信贷扩张。
日本政府认为，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为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不仅要扩大市场资本的有效提供，政府还必须减少银行投资的风险。如果银行经常破产，显然不可能让存款人对银行产生信任，那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银行系统的崩溃。而“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保证了银行业的稳定，并支持了资本环境的稳定。在控制银行的投资风险方面，日本政府注重事前的防范，对私人银行的日常运作严加干涉，并严格控制新银行的产生。当私人银行面临破产的风险时，日本政府会积极地为其寻找兼并对象。这显然和美国政府对私人银行的管理不一样。尽管日本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济的升温，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银行盲目扩大信贷。
日本扩张型金融政策促进了日本的经济恢复。投入市场的大量日元就好像是为日本打入的一支强心针和兴奋剂，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过度耗尽的信用却为日本经济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日本
为了使国内的经济腾飞，日本政府通过外汇储备的分配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战略产业中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分配有限的外汇额度时，对中小企业多有限制，但对大企业却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经常按现有的生产规模来分配外汇额度。
有些人士曾指出，日本产业政策主要是利用国家权力直接将资源分配给一些主要培养对象，而日本则是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度。其实并非如此，日本政府从不在一个产业只扶植一个企业，而是同时扶植几个大企业，让它们通过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而加强它们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种竞争政策是当时国际经济环境所需要的。
实质上，日本实施的这一系列与企业治理有关的制度与机制，都是为了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扩张型金融政策发展经济的宏观环境。激烈的竞争显然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办法。而扩张的金融不仅加强了银行信贷竞争，也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竞争。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间接金融间接金融是指企业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资本来源，而与主要依赖发行股票与债券的直接融资是有很大不同的。间接金融的好处在于，填补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与家庭储蓄之间的鸿沟，可以增添个人储蓄率，这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稳定安全的好处。一直是日本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方式。虽然间接金融强化了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协调，还提高了国家储蓄率，但是严重地削弱了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这样，管理者在决策方面的独立性就大大地得到了加强，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竞争时表现得更加激烈。
另外，主银行主银行是指企业的最大额贷款提供银行，通常主银行还持有该企业的股票，并对该企业贷款的其他银行进行委托监督。的制度也使日本企业产生激烈的竞争行为，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安上了更快的马达。这一制度目的是让日本的银行系统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能够有效地监督企业，这有一定的益处，但也有很大问题。
在1955年到1960年间，世界银行向日本的八个钢铁投资项目提供了40%~50%的贷款，而它的条件是要日本的钢厂保持1∶1的负债资本比例。这些钢厂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纷纷申请延期实现这个比例。世界银行先后派了几个代表团去日本，提醒日本的钢厂不要超过负债资本比例，但这一举动却遭到了日本钢厂的强烈抵抗。日本方面坚持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厂家必须提高生产能力，这样才能更快、更多地占领市场。
在遭到日方抵抗之后，世界银行于1962年将比例实施期限延长到1967年。到了1965年的时候，日本方面再次申请延长期限，并且强烈要求将负债资本比例改为2∶1.世界银行不得不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建议。由此可见，在当时不仅日本的主银行无法做到监督日本企业，就连世界银行也很难履行监督的职能。
在这种金融资本扩张型的企业治理模式之下，银行间的信贷过度竞争严重弱化了金融监控力，日本的企业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力，同时对于资本的运用也变得更加大胆，资本领域变得沸腾起来。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公共政策与企业治理的制度和机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一体化投资战略，日本各大企业集团也在所有的新兴战略产业里以过度竞争的形式全面投资，迅速地占领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相对小企业而言，大企业有获得银行贷款的优势，这使各大企业争先恐后地扩大设备投资与技术引进。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正赶上科技革命的高潮，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在日本的企业集团中十分流行，日本各行各业都进入了全面整合的阶段，石油化工、汽车、家电以及合成纤维等新兴产业既要保证原材料的供给，也要注意占领产品的市场，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此时，正是为促使日本经济振兴而进行全面投资的良好时机。
简言之，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与借贷方面的过度竞争机制，正是过度竞争机制才让日本经济体制在战后迅速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金融崛起的目标，让日元冲出日本，走向了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外汇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留下的政策规则，使日本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金融手段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体系中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游戏规则，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国际金融秩序。
固定汇率使日元升值的脚步大大减慢，如果没有固定汇率的存在，日元必定会大幅升值，从而导致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如此一来，日本的经济神话将不复存在。
此外，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条约，帮助日本缓解了通胀的压力，还有效地防止了资金过量外流。尽管日本经济泡沫越来越大，却维持了漫长的高速发展期，其中如果没有限制资本自由流动条约的限制，日本经济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不限制资本自由流动，日本政府就很难利用利率来控制经济。假如没有限制资本流动的条约，遇到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不可能用提高利率来降温，经济低迷时也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发展。因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因经济过热而提高利率会使国外的短期资本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纷纷流向日本，造成经济继续升温，加重通胀问题。而经济低迷时，降低利率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会导致大量国内资本流出日本，引起经济局势的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短期资本的大笔流入和流出对一国经济的起伏有重大影响。换言之，大笔流入的短期资本会使已经过热的经济更热，而大笔流出的短期资本会把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体推入严重衰退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本扩张的刺激只会进一步加大投资的流入量。如果没有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政策，日本早就遭遇大的经济危机了。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帮助日本经济疯狂增长了20多年，但是过度竞争以及过度信用使日本经济领域积累了巨大的泡沫，已经到了无法代谢的地步了，而日元在扩张过程中对世界第一货币地位的垂涎之心也愈来愈明显了，贬值期中的美元能否保持住货币领域的霸主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唯有在对抗中才能得到解释。
美国终结者号
日元的崛起，使美元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在国际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日元，各国都开始增加日元这一外汇储备。日本人的脚步还踏上了美国的领土，大肆购买美国资产，连欧美人都不由地感叹：“日本人实在是太有钱了！”
而相反，美国政府挣扎于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之中。为了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美国采取了高利率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向美国流动，使得别国对美元需求量增多，这使美元变得坚挺。然而，坚挺的美元促进了各国向美国大举出口，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对外贸易逆差剧增。在这种背景下，美元只有尽快贬值走软才能缓解美国经济的紧张局势。
在美元走软的情况下，日元开始了自己的扩张道路，它的招数就是一个字——“买”。
1989年9月，日本著名的索尼公司对全世界宣布了一个消息：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之后不久，日本电器产业巨头松下公司也购买了美国音乐公司。最为轰动的是，三菱公司购买了洛克菲勒财团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为了避免给美国舆论造成不良影响，三菱集团与洛克菲勒集团签订了购买80％股份的秘密协议。
当时，在美国夏威夷旅游胜地，每到旅游的旺季，饭店里常住的旅客约有一半是日本人。有位日本的亿万富翁在一年之间投资15亿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78套房子。此时，日本人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买下全世界的万丈豪情，他们将巨额的资本投入美国国债和房地产，大量购买美国企业，购买夏威夷的房产，购买帝国大厦，以至于引起了美国人的惊呼：日本人在购买美国！
日本经济在世界的崛起，让全世界为之侧目，同时也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其经济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并不蠢，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很聪明。面对日本的猖狂进攻，美国借机开始转移国内危机。
当时正赶上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美国的投机家们纷纷抛售房地产，而日本则大量地买入这些带有严重水分的资产，这样美国就顺利地把本国的经济泡沫输向了日本。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作为拥有对美国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日本开始直接面对美元本位制下的风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很少对国际金融政策施加压力，这种情形到了美元本位制体系时迅速改变。美国在亲手推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又通过强势美元政策打造了美元本位制体系后，就成了货币游戏中的庄家。
面对日元的挑衅，美国显然不会坐以待毙。1985年，美国策动5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部长在纽约缔结了《广场协议》。美国向日本提出的要求包括开放农产品市场、扩大内需、加强反垄断法、金融自由化以及参加多国间政策协调等，日本对此做出了回应，然而，不幸的是日本的回应伴随着几个致命的误判。
《广场协议》并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一协议就是由日美两国的高级官员共同秘密策划的。然而，当时日本的政治家与金融家想的并不是金融风险，而是通过这个协议增加本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并取美国而代之，执世界金融之牛耳。本着这样的目的，日本积极地回应了参与多边国际金融政策合作，同时似乎向世界表明日本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日本这种缺乏风险意识的想法使得它对于美国的金融计划失去了透视力。
日本政府在履行《广场协议》的过程中，最初它想让美元贬值，结果这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后来为了从衰退中脱身，日本想让美元升值，然而这次的结果导致了经济泡沫的出现。
1990年，日本的人均GNP和资产已经超过美国，而且日本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产净收入国、头号债权大国和金融大国。虽然如此，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并未超过美国。事实上，随着日本经济的沸腾，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恶化。日本国内的情况是：资产膨胀、地价高涨。面对昂贵的房价，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购买住宅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从《广场协议》开始，美国把日本的经济引向了一个难以回头的深渊。在《广场协议》中，与开放资本账户有关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来的。理论中主要阐述了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征”等问题。金融自由化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提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来实现金融深化，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规则大大地增强了日本企业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融资的能力，却严重地削弱了日本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能力，同时也加大了日本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在1986年之前，日本企业靠发行股票与债券融资的总量为4万亿日元，而到1989年却达到了26万亿日元。仅在1985年至1987年间，日本企业就增发了多达200亿股的股票。各大企业纷纷开始进行直接金融融资，原本依靠银行借贷的间接融资手段已经鲜有所见了。这使得中央银行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从而为日后泡沫经济的破灭留下了一大伏笔。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实行金融自由化后，金融投机变得相当普遍，这使货币市场的风险增加。在日本经济泡沫迅速膨胀的情况下，美国则在一旁继续为日本经济加温，其目的可想而知。
1988年9月，日本政府进行一次“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民意测验，其中在“是否真正体会到与世界最高收入水平相当的富有生活”的提问中，只有224％的回答为“是”，692％的人表示了否定的看法。由此可见，外表风光的日本经济蕴含着严重问题，而美国却正在推动着这些问题浮出水面。当所有的问题爆发的时候，日本经济必定走向崩溃的深渊。
日本政府对于本国的“泡沫经济”也是有所意识的。面对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日本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又称从紧货币政策，一般是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政府通过加息来抑制消费增长，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以期达到降温的效果。1990年8月，日本银行将贴现率贴现率（DiscountRate）是指把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或指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贴现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从而促使经济扩张或收缩。当需要控制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减少向中央银行的借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就会减少，而商业银行的利息将得到提高，从而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提高到了6％，这条金融政策的发布宣告了日本金融扩张时代的终结。而对于沸腾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一消息如同浇了一瓢凉水，顿时让日本资本市场从头凉到脚。
这一晴天霹雳似的消息传开后，日本股市陷入了恐慌，股价出现了暴跌的局面。债券、股票和日元一起暴跌，日本迅速陷入了“三重疲软”之中。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灭，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价迅速回落。1991年至1992年，日本各地土地价格跌幅巨大，东京住宅土地的降幅为22％，大阪地区为36％。而其他普通地价跌落的情况还要更严重。
日本经济终于走到了崩溃的时刻。在日本，许多人因资金缩水、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一些“工薪族”的状况尤为可怜，他们大多数都是借钱买房子，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房产价值缩水超过一半，平白地增加了一倍债务。由于经济零增长，不但工资得不到提高，还要面临着“失业”的压力。日本经济随之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衰退之中，至今仍没有恢复，人们称之为“失去的10年”。
有道是“犯我霸权者，虽远必诛”。一个国家的汇率体制与美原本位制全面接轨后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同样的企业治理模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美原本位制下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并且走向了破灭。日本泡沫经济的覆亡显然和美元的诡计脱不了干系，但是日本政府的认识失误也是其经济崩溃的重要因素。经济快速成长中的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一个生产大国可以自然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当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时，世界上10个最大的银行里有8个是日本的银行，很多人认为日本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霸主。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生产大国并不等于金融大国。
生产大国≠金融大国
在如今的国际社会上，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因为它的制造业已经遍布全球，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生产大国。基于这一理由，美国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实施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
国际中也有不少国家认为生产大国就等于金融大国，应该积极拥抱世界经济，与国际接轨。日本也在以此作为理由，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经历过日元泡沫经济后的日本比谁都清楚“生产大国≠金融大国”的道理。日本自汇率体制与国际接轨、纳入美元本位制体系之后，经济就迅速驶入泡沫的海洋。日本现在却撇开了惨痛的过去，开始对中国施压，其险恶用心可以想象。
作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生产大国，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些成为一个金融大国的资本，但是毕竟还没有完全具备成为金融大国的条件。从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来看，除去来自外部的各种阴谋诡计的颠覆之外，企业的治理模式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中国经济已经被美元所束缚，并且走上了一条“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道路，其中企业的治理模式对日本过去的经验多有借鉴，采用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协调金融资本充足，扩大企业生产能力，从而造就一个生产大国，但是在由生产大国转变成金融大国的过程中却会产生一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金融对企业监控能力弱化。
这一点可以从企业治理中的协调与监控的悖论关系里找到答案。
一直以来，协调和监控都属于两个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协调问题主要在交换成本经济学中有专门的研究，而监控问题则在工业组织代理人理论中有详细的阐述。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一直到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卡尔·凯斯特在对协调与监控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两者的联系。
实际上，协调与监控是企业治理的悖论中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基于对协调与监控的研究，凯斯特指出：“所有的现代企业都必须解决两个任务，一是不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建立和保持契约交换关系而产生的协调问题，另一个是与产权和管理分离有关的监控问题。”然而，在不同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一国企业治理模式的发展通常是侧重解决这两大任务中的一个，也就是说长于协调的企业治理模式就会弱于监控。反之亦然。
在美国，对企业治理以重视监控为主，而日本的企业治理模式则以重视协调为主。如果把凯斯特的这一理论历史化，引入国际金融秩序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两个变量中，就可以透过战后经济的变化看清楚日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现的经济高速成长及它在美原本位制下走向泡沫的自身原因。
一个金融大国的企业治理模式必须重视监控，美国就是这种发展模式。一个重视协调资本的企业治理模式能够造就一个生产大国，却很难促进金融大国的成长。金融大国的根本在于资本的运作，而资本运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风险的防范。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日本专注于货币的国际地位，而忽视了货币市场的风险性，对于资本的运作失去了风险防范意识。如果在追求金融大国地位的过程中，离开了一个强有力的监控体系肯定是不行的。即使是不追求金融大国的地位，一个国家失去了强有力的监控体系，也会造成金融市场的被动，遭到货币霸权的控制与侵袭。没有了强有力的监控，银行业会很快因为不良资产而发生危机，导致经济迅速走入金融陷阱。
纵观历史，国际上的每一个金融大国不仅拥有诡计多端的策略能力，而且都不缺乏强有力的监控手段，比如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金融大国，都有一套完整的监控体系，无论是对本国经济，还是国际经济。
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里，要求英镑或美元与黄金挂钩，如果不对各个国家的银行进行严格的监控，本国的黄金储备就会很快被掏空。完善的金融体制是维持世界金融霸权的核心，而监控体系又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一旦霸权国的金融体制出现问题，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可能都会因此而崩溃。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犯的错误是，试图参与自身除了资金以外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优势的国际金融游戏。一个只知道扩充金融资产却不善于管理金融资本的生产大国，绝不能简单地把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贸易顺差等同于成为金融大国的唯一条件。很明显中国对此有所认识。实际上，成为金融大国，一些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美国的美元本位制就是一个例证。
“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展起来的世界工厂——中国，吸取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其前途将会走向何方，中国腾飞的伟大设想能否成为现实，还有待于中国政府的进一步证明。
预言：中国将比日本更惨！
如果参照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很显然，中国即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中面临更加重大的挑战。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重大，中国本币——人民币的汇率已经成为各主要贸易对象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中美之间贸易往来的进一步深化，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会大大增加。而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接连不断，这也使两国的互动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状况下，美国不仅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必定还会要求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并开放资本账户。
统一国际资本市场一向都是美国的梦想，而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人民币的实力大增，这对美元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把人民币纳入美元的统治堡垒，也是美元霸权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生产大国，中国如果被纳入美元本位制体系，不仅会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时丧失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且会直接进入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互动，并像日本当年一样，在没有制度优势的情况下走向经济衰退的边缘。
当人民币与美原本位制挂钩后，一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这样将会严重削弱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政策性调整的自主性，使政府对本国经济失去足够的掌控力。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与美国贸易出现巨额顺差的国家必然会像日本那样受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这样美国很快就会获得货币战争中的主动权。
假设“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取消，从那一刻算起的未来10年里将有非常多的潜在因素可能使中国经济产生严重的泡沫。
首先，在财政方面，由于受到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大投资项目影响，中国扩张型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比日本当年大得多。虽然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但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即使是发展阶段较低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在扩大投资的影响下仍然无法躲过金融危机。
其次，在金融方面，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都维持在高水平上，人民币面临美国的政治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强。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会进一步扩大，这样的话，就会产生更大的人民币需求，除非大幅度增加进口，否则中国将面临大量增发的人民币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与日本当年不同的是，中国大力鼓励外资的流入，各国资本对中国一直处于加强流动的趋势，这些资本构成中必定有为数不少的热钱。如果中国被纳入美元本位制体系，开放了资本账户，中国将面临大笔国际热钱造成的风险。
第三，与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相比，中国政府对通货紧缩的忧虑和就业的压力都使政府有更多思虑，这样很容易造成决策部门犹豫不决，失去把握经济的良好时机，从而提高出现泡沫的几率。
第四，尽管中国在具体的制度和机制上与日本不同，但在“重视资本协调、轻视金融监控”的企业治理基本原则上却与日本一样。由产权关系不清导致行政干预银行的融资决定，以及依靠国内生产总值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再加上一些腐败问题，都会严重妨碍监控职能的行使，使中国金融脱离管理。在当前中国信贷扩张的情况下，这种企业治理模式必然促使经济泡沫更快的膨胀。
此外，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还缺少了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虽然中国对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但高附加值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使中国经济很容易被边缘化。在这一点上，中国更像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日本由于在高附加值产品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还能够保持资本账户上的巨额黑字，而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却遭遇严重的贸易恶化问题。简而言之，中国对于经济大倒退缺乏承受能力。
第二，中国还没有真正解决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日本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如果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会因为收入不平等问题引起巨大的政治动荡，威胁国家安全。因此，在遭遇经济危机后的政治稳定性方面，中国也远远不如日本。
这两个不利的方面，是以日本为参照物得出来的，假设中国真的抛弃了“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环境，而进入了美元本位制的体系中，中国经济将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时处于比日本更为不利的状态。对此，中国应该在当前的经济规划中多加考虑，破解经济快速增长的密码，看清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环境以及人民币所处的位置，了解金融大战前以及战备的状况。
人民币VS美元
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进入全面开放时，就已经受到了国际金融秩序的严重影响，从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就可以略见一斑。那个时候，尽管受到了非典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91%。正与过去日本创造经济奇迹一样，中国也利用了超乎寻常的投资作为驱动力，使经济高速增长。
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近6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同比增长的幅度高达267%。此时，银行信贷是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人民币的供应量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当时中国国内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而很少人注意中国的投资和银行信贷在2003年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其实，认清银行信贷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有助于了解中国经济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关系，从而看清中国经济泡沫的来源。
2003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超乎寻常地加速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制造经济泡沫的实例。在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之下，美国能够利用美元体系“帮助”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制造经济泡沫，曾经的日本就是一个明证，而当前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2003年中国经济局部的过热，主要就是由于弱势美元的作用，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然剧增。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中国央行不得不被动地投放大量的货币来吸收外汇储备。然而，这些新增的人民币投放市场后，直接刺激了银行的信贷扩张，又由于政府担心通货紧缩以致没能及时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因而引起了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现象。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上升，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约9万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257%。从2003年到2005年的投资额度来看，中国始终都保持着稳定的投资增长率，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也意味着他国的金融政策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虽然其他国家的资本对中国经济有着莫大的益处，但是也同样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小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其2003年所奉行的汇率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2003年，美国政府为了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这一政策使美国经济复苏，也让美国人的消费信心大增，于是美国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当年美国的进口费用增加，贸易赤字创造了新纪录，达到了4894亿美元。为了给2004年的总统大选作准备，美国政府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弱势美元大大地增强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美国人民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这使布什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当时，弱势美元让中国经济得到了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从而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国购买力的增强，这样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幅就达到了空前罕见的水平。结果，中国2003年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4033亿美元，比2002年多出了1900多亿美元。
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兑换1900多亿美元资产，如果按照2003年的汇率来计算，1美元要兑82元人民币，这样中国的银行就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这笔庞大的货币量显然难以被资本市场消化，因为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贷款比2002年多12万亿，新增的外汇储备额比新增的银行贷款额高出3千亿的人民币。这就难免会使金融市场产生经济泡沫。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非凡的增长与美元汇率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明“美国因素”已经是中国经济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反观美国当年对日本施展的欲擒故纵策略，就可以知晓其中底细了。
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促使人民币的发放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过热现象。而储备中绝大部分的美元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美国总是依靠手中的美元以及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美元本位制来遥控他国货币，从而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
美元汇率变动导致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对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所要面临的风险做出考虑，如果这个体制真的消失了，中国经济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是否会步日本人的后尘走入美元泡沫的陷阱，这些都是未知的。
中国广角：机遇与风险并存
尽管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进行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中国已是世界贸易大国，在美原本位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就必定会面临出现经济泡沫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还会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进一步加强。
在宏观调控的状况下，2005年中国央行货币供应量余额高达298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57%，比原目标多了257%。其中造成货币供应量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迅速扩大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外汇的增加。在这一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局部更新的大修理作为日常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发生的大修理费用直接在成本中列支。照现行投资管理体制及有关部门的规定：凡属于大修理、养护、维护性质的工程（如设备大修、建筑物的翻修和加固、农田水利工程和堤防、水库、铁路大修等）都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也不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又增长了257%，这一切都是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相对坚挺而造成的结果。如果2005年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话，那么无论是人民币的供应量，还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都可能远远超过现有的数字。实际上，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与国际上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只不过是在向中国敲响金融战争的警钟而已。
一直以来，无论是对美贸易顺差还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其数额都还没有达到令人警戒的程度，使得人们对于美元本位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有所忽视。如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经过几年的金融对抗，中国对美元引起的经济过热现象有所认识，中国意识到即使不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也会导致人民币的增发，从而引发经济泡沫。中国外汇储备中含有超过2/3的巨额美元资产，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就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出口贸易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
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致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8%。如果没有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下降，甚至变成零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不只是美元贬值，而是美元大幅贬值所引起后果，包括国际金融秩序混乱导致的经济衰退以及政治不稳定状况等。
很多人觉得，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美原本位制下受益多于受害，这种感觉是没有错的。事实上，美元本位制对于中国来说犹如一场挑战，其中既有风险，也有机会。中国能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能够辨明美元的侵袭方向，并随时做出正确而快速的反应。
目前在美原本位制之下，之所以中国受益多于受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还能够利用自身政策保护本国经济，这种保护主要来自于“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当前种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其目标就是为了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力地促使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并实现人民币的浮动汇率。从这些言论与压力中，不难看出背后隐约浮现美国的身影。
如果回首审视日本经济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晰地看见，日本在实行浮动汇率和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道路上，逐步被美国引入了一个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所暗藏的漩涡中。在几年之内，日本经济先被推向顶峰，然后又被抛向深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阴谋，而且这种面对将无法逃避。
面对美元本位制，中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这样就间接地加剧了美元的危机。美元危机一旦爆发，中国经济必将蒙受巨大的损失。但如果中国屈于压力让人民币升值并浮动汇率，或采取开放资本账户的方式以减少顺差，中国经济将直接面临美元的打击，陷入美元本位制的陷阱而失去制度优势。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未来走向实在很难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应避免对外部压力做出单纯的反应来变动汇率，以免失去对全局的控制权。
事实上，解决国内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方向，因为这不仅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同时还可以让经济获得稳定。中国应该减轻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因为这是减少风险最好的办法。实际上，美元在长期的征伐中，其依赖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元本位制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在中国融入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延续“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采用其他手段减少贸易顺差。这种延续是为了给解决国内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赢得时间，只有这样人民币才能在美元危机到来时得到稳定。
如果像日本在1971年至1989年间那样做，会间接促使国际经济秩序中危机的爆发，也很容易被拖进一个被动的局势，最终走入泡沫膨胀并破灭的模式，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经济崩溃后，中国便会遭遇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政治问题。
中国应该认清生产大国与金融大国的重要区别，不可深陷于世界工厂的美誉之中。回想20世纪世纪，国际上流传日本即将取代美国的预测以及关于日本会买下全世界的豪情，这些都在短短的几年里就烟消云散，过去所有的光辉转眼间就在货币战争的硝烟中逝去。历史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伟大的货币，才能成就伟大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