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毕希普
——母子的梦想
我母亲和我都是耽于梦想的人。我们常常坐在海滩上，把脚趾插进沉重而潮湿的沙里，看又大又慢有绿有白的碎浪滚滚而来，脑子里尽在遐想。当时我10岁，母亲34岁。我想的是海边有幢房子，母亲想的是钻石耳环。
母亲，身材矮小，胖胖的；容貌端庄秀美，鼻梁笔直，鼻尖微翘；头发古铜色，光可鉴人。我黑发细眼，比弟弟约翰还矮。我们常常坐下来梦想，一面看约翰和小妹妹阿黛在海滩上赛跑。
我梦想的是在防波堤后面有一幢华厦，可以坐在大门口看邮船“艨艟”号、“贝伦加利亚”号、“奥林匹克”号在海上行驶，船上满载逍遥自在、有说有笑的阔客。我憧憬家里仆从如云，他们手托银盘，以巧克力、猪腰糖、冰淇淋侍候我们。
母亲并不知道怎样放胆做大梦，她想的是一副每只大约有半克拉钻石的小耳环。耳朵早给外婆穿了孔，她告诉我，有了耳环决不会丢掉。
她的梦先实现了，第二年她生日，父亲就买了耳环给她。父亲是警察局督察，身材魁梧，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不喜欢别的男人对母亲多望一眼。
只有盛装外出，母亲才戴上那副耳环。家境不宽裕的时候，她说只要有耳环，不必添新装。不景气的那几年，家境很坏，我们虽然还不至于挨饿，可是市政府发给父亲的薪水，其中一部分是债券。耳环没有了，我好久都不知道。
耳环原来当了。我长大以后，母亲给我看一张当票，说当时想要赎回来的，却忘记去付利息，耳环就此没有了。
她倒没有抱怨，就戴着那些一夹就行的耳环，是便宜货。我们也就忘记她的梦想了，我们兄弟姐妹3人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岁月催人，日历一张张撕掉，好像落在草坪上的枯叶一样。
想起母子在一起梦想，不觉整整过了42年，她已经76岁了，瘦瘦小小的，无复当年风采。她说手杖是她最好的伴侣，走到哪儿都少不了，有时孙子重孙的名字也会弄错。
4年前，我把两老接到海滨去，我的房子在沙丘上，是幢小房子，就在防波堤后面。没有仆役，咖啡罐里倒有猪腰糖。母亲说，地方不错，真挺不错。
我送母亲一只小丝绒盒子，她手颤抖抖地接了，笑自己紧张。
“约翰，”她喊爸爸，“来帮个忙，我手笨。”
爸爸打开盒子，告诉她耳环很漂亮。“真漂亮。”他说。
母亲吻我，摩挲我的头发，眼泪落下来，她本来就喜欢哭。她把耳环戴好，说：“你们看看，我样子好看吗？”我们说，真漂亮，她自己看不见，她已经瞎了。
——子女：生趣之一
我以为子女能增添父亲的丈夫气概。第一张小床使普通的男孩变得更像男子汉，更有责任心，更谨慎，更有活力，更能体谅人。回想起来，添了第一张小床之前，我还是像个孩子。
我俩有4个孩子，全是女孩。现在只剩下两个，其他两个和妻子都先我而去了。
第一个女儿在1931年10月出世。我们结婚一年半，竟然不知道女人即使怀孕也不一定能有孩子。我们买了粉红色和蓝色的婴孩衣服、被褥、小浴缸、特别的肥皂、润肤剂、体温表、尿布、嘎啦嘎啦响的玩具、圣牌——万事俱备。
医生费了很长时间接生。他一出产房我就问：“怎么样？”他说：“我们开车兜兜风吧！”我又问：“出了岔子吗？”他摇摇头说没有。路上他说，我太太怀的是个女胎，还没足月，生下来是死的。
我不相信，这件意外使我自尊心、面子、爱情、自信，都受到打击。我呆住了。
人人都有孩子，我23岁，妻21岁，我们身体都好，生下来是死的——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反应是打算罢休。“好吧，”妻从医院回家时我对她说，“算了，不要再生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妻要孩子，就是喜欢婴儿。看见她在廉价市场门外，逗着婴孩车里的陌生小宝宝玩。
“你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吗？”他对我说，“你这个人好像很精明，能唬得了人，可是虚有其表。穿的是大人衣服，其实是孩子。你太太要孩子，受罪的是她，抱了希望又失望，畏缩的倒是你。老兄，你这个态度是伤天害理的。”
我买了些这方面的书来研究，我们决定还是要孩子，可是没有下文。于是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找了一个又一个专科，他们都说没有病。
接着她又怀孕了。此后我们一直都在祈祷。
1935年7月，婴儿出世了。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儿，黑头发一卷一卷的，很胖。她只活了4小时，我们举行了紧急洗礼，给她取名玛丽。以后外面的人虽然看不出，我却成了疯子。妻回到家里，动不动就哭。
再接再厉，1937年，她怀了第三个孩子，我不敢抱任何希望，我们甚至不愿意谈这件事。7月里，夫妻俩乘了新车度假，途中妻觉得阵痛，我们找到医生。
妻在产下女儿之前31分钟才上床。活的，很健康，又叫又哭，金色头发，我给她取名小琴。
今天她已经结了婚，有3个子女，生活过得很快乐，身体很好，自信心十足。
1943年，第4个孩子出世。就是盖珥，是个顽皮的姑娘，我哪套衣服配哪条领带她都要管。
现在回忆起来，发现丈夫是年方少艾的妻子不知不觉地教导成人的。她们嫁了男孩，把男孩带成男子汉。我一直是母亲带的；后半生就是妻的事了，婴孩完成了我的教育。
——掌上明珠
黄色校车戛然而止，后来的车子都停下来等着，有个女孩上了车。跟其他孩子大声打招呼。大家都不正坐，而是瘫在座位上。他们谈话很吵，一点不客气，却完全友善——现在开学了。
这女孩是我女儿，名叫盖珥，13岁，就像小野马初上笼头那样不驯。黑头发，淡褐眼睛，苗条身材，像待放的蓓蕾。比她母亲只矮半个头。情愿穿粗布裤子，不肯穿衫裙，认为出嫁了的姐姐小琴太女人气。
校车沿海边防波堤内缘行驶，经过一列商店，在药铺那里向右转，到了红砖砌的学校门口停下，这是一所好学校，上课时间从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她八年级的级任老师由校长索雅太太兼任。
盖珥跟别的孩子一样，从现在起直到学期终了，耳朵里要灌进许多知识，有一小部分会记住，大部分过了一天就模糊了，还有些是永远懂不了的。
盖珥不喜欢上学，巴望着毕业就像囚犯巴望重获自由一样。她品行还好，很听话，不过在她看来，做功课真受罪。
在我心里，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她姐姐却觉得吃她不消。我们家的德国种牧羊狗给她弄得疲于奔命，被她戏弄纠缠，有时还假装跟它生气。
她很有恻隐心，别人有痛苦，她就难过；她也很急躁，谁也没有她那么容易动肝火。
如果你要什么——一杯茶，一件毛衣，一瓶指甲油，或者只要求把灯关掉——她立刻连跳带蹦地去办，谁也没她快。奶奶病了，她会抛下电视去倒杯水，加三块冰，或者奔上楼搀扶奶奶到浴室，或者到杂货店三两次，或者睡在奶奶旁边床上把学校里的小新闻讲给她听，这类事总使盖珥乐此不疲。
盖珥令人啼笑皆非，也真了不起。既不是个小女孩，也不是个大女孩。和婴儿一样天真，和老狐狸一样聪明，和圣人一样善良，和公猫一样可恶。
她最大的优点是临危不乱。要是奶奶切牛排割了手指，大家吓得呆了，赶去药柜拿药的就是盖珥。她也知道怎样洗伤口，扎好，打电话找医生。可是到了夜晚，不等奶奶跪在床边和她一同祈祷，不肯睡觉。
我求求上苍，她们祈祷时不要忘掉我。
——一点口红
小女小琴躺在活动椅上说，她认为从现在起到孩子出世为止，她丈夫应该殷勤服侍她。女婿是大个子，脾气好，红头发，一面笑，一面假装要扼死她。小琴也撒娇，大叫“当心肚子里的孩子！”盖珥看着他俩打情骂俏，就说：“我班上个个女生都搽口红。”
我的孩子真长大了。
小琴说，该让盖珥“搽一点口红”。我说不行。这孩子还不到15岁。“你妈从前就不许你搽——”“我知道，我喜欢打扮些。”
“那跟搽口红有什么关系？”
“盖珥还像个顽童，她穿长裤比穿长衫裙的时候要多。如果她搽点口红，把头发理好一点，她就会变得秀气。”
“希望有时候你说点我听得懂的话——”
“那么，父亲，您十四五岁的时候，爷爷不是要您穿长裤吗？一穿长裤，您不就注意要衣服笔挺，把头发梳得更光，鞋擦得更亮吗？”
“口红，要是你妈在世的话，一定要吓坏了。”
“不会，她不会的。我知道妈会赞成。”
末了，我说好吧，就搽点口红，把头发剪一剪，发梢稍微卷一卷。
小琴决定要做就快做，免得待会儿我改变主意，于是她夫妇就带了盖珥，开车到镇上去。
回来后，我抬头一看，只见盖珥搽了一点口红，含笑站在我面前。我倒抽了一口气。“了不得，”我说，“好丫头，你真漂亮极了。”
她的确漂亮。我知道，有一个傻头傻脑，流鼻涕的小子正在等着长大，好把盖珥从我家偷走，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就和日出一样。
那时候一到，我就得穿上荒谬的大礼服，把女儿交给别人。男人碰到这种事真是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