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鲁尼
昨天，我从宾西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前往本州80里外的莱韦斯堡。天色已晚，我急着赶路，不料有好几次我开的车被迫跟在缓缓行驶的大卡车后面，我紧握着方向盘，焦急不安。
车子总算驶在了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当我即将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红灯亮了，我急忙把车刹住。我四下看了看，路上没有一辆车，至少1里之内没有第二个人，而我却坐着，等着红灯变成绿灯。
我开始对自己为什么没有闯红灯而感到懊悔。我当时并不担心被拘留，因为那儿根本就没有警察，我的车开过去一点事也不会有。
当晚我来到了莱韦斯堡。晚上12点钟上床睡觉时，这个问题又一次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想我之所以停住了车，不但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彼此遵守的条约，而且也是我们大家彼此遵守的合约：我们大家都彼此信任，决不闯红灯。
我们一直彼此信任做正确的事，听来很让人惊奇，是不是？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信任是我们的首要愿望。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不信任别人，疑虑满腹或相互猜疑，这种态度不是我们天生具有的。
彼此信任真可谓一桩好事，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取决于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我们现在拥有的良好社会秩序，都会因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彼此不信任而变得混乱不堪。在意大利，向政府纳税真是件可怕的事，有许多人只是牢骚满腹而不交所得税，因为国家税务局使用了些法律手段。但是他们多半还得信任一点：我们会支付应该支付的税款。
我们言而有信；说来就来，说交付就交付，说付款就付款。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相互信任对方所言。如果我们言而无信，就是违背了常规。我们做事也常有不认真或不可靠的时候，这些都被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假如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之心，就会遭到唾弃，失去信誉。
我讨厌看什么某某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伪造账簿的事。因为我信任银行，所以我不会每天都走进银行，让职员把我的钱拿出来，给我看看钱是不是还在银行里。买一罐咖啡或一瓶牛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把它们买回家里后，再称称看是不是够分量。生活中没有时间去猜疑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或与你做生意的每一家公司。
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并且把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与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功大小相比较，真是件趣事。从长远的意义上说，老实人，涉世不深的人，那些认为别人都像自己一样诚实的人，比疑心重重的人的生活更加美满，更加充实。即使他们偶尔受了骗，也同样比那些谁也不信的人幸福。
我为自己在红灯路口停车而感到骄傲。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从哈里斯堡到莱韦斯堡的路上我的表现多么出色，我非得一吐为快不可。
人性的光辉
埃尔达
我很容易动情。有一次，基罗夫芭蕾舞团的“天鹅舞”落幕时，我泪如雨下。每次在纪录片里看到罗查·班尼斯达创出“不可能打破”的纪录，不到4分钟跑完1英里时，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到人们表现人性光辉的一面，便会深深感动，而他们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不必是伟大的事。
就拿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纽约市朋友家吃饭那个晚上来说吧。当时雨雪交加，我们赶紧朝朋友家的院子走去。我看到一辆汽车从路边开出，前面有一辆车等着倒进那辆车原来的停车位置——这在拥挤的曼哈顿区是千金难求的。可是，他还未及倒车，另一辆车已从后面抢上去，抢占了他想占据的位置。“真缺德！”我心想。
妻子进了朋友的家，我又回到街上，准备教训那个抢位的人，正好，那人还没走。
“嗨！”我说，“这车位是那个人的。”我打手势指着前面那辆车。抢位的人满面怒容，对我虎视眈眈。我感到自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他那副凶相也就不以为然。
“别管闲事！”那人说。“不，”我说，“你知道吗，那人早就等着那个车位了。”话不投机，我们很快吵了起来。不料，抢车位的人自恃体格魁伟，突施冷拳，把我打倒在他的车头上，接着便是两下巴掌。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心想前面那个司机一定会来助我一臂之力。令我心碎的却是，他目睹此情此景后，开着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抢位的人“教训”了我一顿以后，扬长而去。我擦净了脸上的血迹，悻悻地走回朋友家。自己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身为男子汉，我觉得非常丢脸。妻子和朋友见我脸色阴沉，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编造说是为车位和别人发生了争吵。他们自然知道里面定有蹊跷，也就不再多问。
不久，门铃又响了起来，我以为那个家伙又找上门来了。他是知道我朝这里走来的，而且他也扬言过，还要“收拾”我。我怕他大闹朋友家，于是抢在别人之前去开门。果然，他站在门外，我的心一阵哆嗦。
“我是来道歉的，”他低声说，“我回到家，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这种事来？我很羞愧。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将要关闭，我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今天被解雇，我心乱如麻，失去理性，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事过多年，我仍记住那个抢位的人。我相信，他专程来向我道歉，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他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他向我告辞时，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