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约1498-约1552），江苏省太仓人。“明四家”之一。四家除仇英外，皆系一代文人。惟仇英出身工匠，终生只以职业画家身份活跃于画坛。他深知民间爱好，还擅临摹古画，史称他“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在行业中声誉卓著。他的不同题材的画格，颇富院体之“秀雅纤丽”气质，深得文人画家的赞许，是当时一位雅俗共赏的艺术代表。
在“明四家”中，仇英的绘画风格最富有特色，也最多样化，这与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应酬交游活动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仇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固非·以赏誉增价也。可见仇英迫仿前贤的画艺不但精到得神，而且广宗各家，不拘泥于一师一门。在他的绘画生涯中，得益于传统画艺最多的是南宋李唐、萧照、刘松年和马远等院体画家。
仇英在广宗先贤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绘画体裁，如工笔、青绿、兼工带写和写意，并擅长多种画科，有山水、风俗、人物、鞍马、仕女、花卉等，题材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人物肖像、吴地山水等等。
在仇英擅长的各种画科和题材中，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恰如明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所论：“英之画秀雅纤丽，毫素之工，侔于叶玉”，人物画“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仕女画“神采生动，虽复起，未能过也”。明人谢肇浏的《五杂俎》对仇英人物画的品位给予了恰到好处的评述：“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也就是说，仇英的人物画虽精巧如生，但不失儒雅之气，为当时的雅、俗者所共赏。他擅长观察和体验生活，并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最生动、最能反映精神本质的细节，如他的《观榜图》，把封建文人迫切期望中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笔下的人物线条“笔笔皆如铁丝，有起有止，有韵有情，亦多疏散之气，如唐人小楷，令人探索无尽”。他的线条在秀雅纤丽中透露出欢快和飘逸的气息，表现出作者向往文人隐士乐观而闲雅的隐逸生活。
其次，仇英在山水画方面亦颇有造诣。他的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结合起来，人物的情趣主要取自文人的隐居生活。他的山水画有两种风格：其一是青绿山水中的小青绿，取法南宋赵伯驹、赵伯辅等，弃前人青绿山水中的金粉之气，略得文人逸气，画风清丽娟秀，手法写实工整而不失灵动活泼。其二是设色山水，深受南宋李唐工致一路画风的影响，又兼取刘松年精巧明丽的用笔、用色。仇英的山水构图跃出南宋马远“一角”和夏“半边”的构图程式，加大画中物象的景深，有北宋李成、郭熙全景式大山大水的布局特征，视野开阔清旷。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入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由于他自身的漆工烙印和沈周、文徵明、唐寅在明末的巨大影响，吴门一带的文人画家们大都留意于抒发笔墨豪情，问津于仇英工笔画者甚少。其女仇珠，号杜陵内史，专承父艺，为仇英传英受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他从不在画中题写诗文，大多只题写名款而已，甚至很少题写年款，因此给今人研究仇英的风格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仇英的绘画贡献，首先在于他通晓各种造型语言和表现技巧，这与他重视从传统绘画中广泛汲取艺术养分密切相关。正如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所云：仇英的“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明代董其昌把仇英的这一艺术功底置于文徵明之上：“后人仿之（唐李昭道青绿山水）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文徵明）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人中的佼佼者。
仇英仿制的前代作品尚难断定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创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除了临摹以外，也的确曾根据前代的作品进行了自己的创造。他的有名的作品，例如五丈长的《子虚上林图卷》，画了九溪十八洞主及东、西、南、北，各边地部族的《诸夷职贡图》，临摹李昭道原本，画出了海岛潋滟，村树晶莹，参差缕分，如出幻景的《海天落照图》，青绿重彩烘染雪景的《剑阁图》，仿李昭道界画精工的《仙山楼阁图》等过去都很受人称颂。
有一些明代苏州的敷彩的人物故事画就被当作了宋代的作品。然而，就是被订正为明代的作品，其艺术价值也不能抹煞。例如常见的《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多幅历史故事画，在表现上有一定程度的成功。其中一幅《书房图》讽刺了代表封建教育的学塾，有突出的意义。又如常见的《汉高祖入关图》，这幅画用长卷表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汉高祖已入咸阳，而项羽方抵达潼关，以极大胆的方式处理了潼关到咸阳的地理空间，而歌颂了刘邦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同时，画家在热烈的军事场面的一角又穿插山中的樵夫和树下牧马的老兵，在咸阳宫殿中刘邦正在处置被掳的宫女等细节。
仇英和他的同行的摹制品中保存了研究古代人物故事画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