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聪敏、守时、工作效率高、态度认真，很快便在银行中晋升到令人羡慕的职务。他薪水颇丰，开支又有分寸，生活十分舒适，而且，还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丹麦姑娘梅特·索菲亚·加德。显而易见，这位圣洁、实际、冷静，此外也并非不聪明的梅特是认为把自己的一生和一位尊贵出众、前途无量，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与安全的男子结合在一起了。她特别期望家庭的安宁愉快，关心对五个子女的教育。因此，应该说，她犯了可以原谅然而最为可怕的错误。
事实上，谁能预料得到她的丈夫竟会摧毁她的憧憬，辜负她的信任呢？又有谁能怀疑这位高傲、尊贵、勤劳，受到老板青睐，在举止上无可非议的男子充其量不过是给人以假象呢？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正的高更是完全另外的样子，这一婚姻是彻底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上！保罗有位挚友埃米尔·施弗纳克，同他一样为银行职员，同时又是业余画家。正是施弗纳克把高更引上了绘画之路。这位伙伴很快就看出高更具有他自己所欠缺的旷世奇才。
总之，高更在自己天赋的召唤之下，于1883年1月辞去了银行的职务，而致力于绘画了。梅特简直被他惊呆了，她由不安到恐惧，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事实上，也无法再爱他了。她从此发泄着自己的不满，进行尖刻的指责和抱怨。就这样，保罗·高更得到了作画的自由，但也注定要贫穷潦倒。他最初的尝试是令人鼓舞的，但很快便财源断绝。梅特对于丈夫的“发疯”感到心灰意冷，对未来颇为担扰，于是，带着子女逃回哥本哈根的娘家去了。而伴随她去的高更对丹麦人的陌生感堪与他在波利尼亚人中的自在感相比。他匆匆地与最喜爱的儿子克洛维一起重返巴黎，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他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挣钱或存钱的希望，他甚至无法养活幼小的克洛维。但是，绘画的激情在支持着，激励着他。他对自己的能力、使命、天分确信不移。
妻子梅特在给自己好友的信中指责高更为“自私得可恶之极”的丈夫，但被歪曲了形象的丈夫和父亲自始至终地热爱着自己的妻子，并为远离自己的子女而感到痛苦。人们应该读一读高更的那些书信，以衡量他的真正情感，他的屈辱、柔情和纯真。但他首先是位艺术家，这就是说是与众不同，决心继续自己的冒险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的人。对于他来说，在他画家责任面前，社会义务是没有意义的。他强烈地要求自我表达，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有谁能够比他更忠于家庭、朋友，更感激人的善施，更侠义，更挚诚？他的“古怪”、“疯癫”难道不是为了将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完全合乎逻辑，不容置疑的决定吗？要使自己独特，就没有不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