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玉质制品证明：我国制造、生产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
关于玉器的概念，自古以来即歧见纷呈。不同学科的人有不同的诠解，同一学科的人也往往有不同见解。作为文博部门的从业人员，首先强调的必须是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就是说在确定一件玉器的基本质料之后（古代玉的范围广杂，今人则较为严格），其时代属性至关重要。属于古代或近代的，我们视之为历史文物范畴，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针对一件件具体物品，详加评述其价值、意义、文化内涵；而对于现今生产的玉器，是工艺品或具有某种专门用途的物品，则不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重点。因为涉及到工艺创新领域，不是文博部门的职责。其次，什么是玉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现代矿物学把玉分成硬玉和软玉两大类，硬玉即翡翠，而软玉却有许多种。翡翠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晚出的类型，大概明朝末年才开始在中国流行，中国古代的玉器史主要是使用软玉和各种彩石的历史。再次是古今中国人对什么是玉的认识各不相同，或指其色泽、结构物质、湿润程度等等。现代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员谈玉，如文博人员、玉雕工人、收藏家等，通常定玉的性质比较窄，往往以和田玉为主。而古人用玉，就像当今大多数“爱玉一族”一样，因时而异往往把水晶、石英、玛瑙、滑石、琥珀、珊瑚、松石、岫玉蛇纹石等当作装饰材料，有的还在自然矿产缺乏时，人工制造琉璃、料器以代替（类似今日和田玉材稀少，用激光沁色或其他材质冒充）。据故宫博物院杨伯达等一批专家研究，“玉石不分”在古代中国曾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像《山海经》上记载产玉之山有250多个，《说文解字》中有玉、类玉、美石的文字多达几百个。最后还有要重视之点是从玉制品的形态及其功能上区分。古人制造使用玉器，离不开生产、生活、宗教、祀仪四个方面。
剑饰器（战国）
玉料浸蚀成鸡骨白色。体厚，片状，两面阴刻线纹呈兽面，可安接剑把。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上的纹饰一改商周以来的呆板，出现了整齐、对称。其基本图案结构简单，但组合形式多样，形态各异，充满想像力。
玉器的生产制造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在认识玉料方面有一个从不自觉的发现、使用到有意识地寻找、选择的过程；而且在制造技术、形态选择上也都有觉悟、提高、进步的痕迹，涉及到人类知识不断丰富、完善的许多方面。比如在选料上，与矿物学、矿藏学、采矿学发生联系；在琢磨技术上，玉器受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早期琢玉工具的影响；在形态及造型上，玉器受同时代的易于制造的诸如陶器、石器、骨角牙蚌木器以及“肖生”形状的制约。所以一件玉制品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它的身上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与意识形态的许多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玉料的稀少和制器材料的硬度一般较高（摩氏硬底6度以上），再由于工艺技术的失传等原因，我们今天除对那些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玉器表示叹服以外，并不能搞清楚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事实上，玉器制作的不易，也体现在科技含量要比一般的陶器、石器多的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材料的稀少、品质的优秀、工艺难度大这三个方面，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受贵族统治阶级喜爱、欢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人把这种具有材质坚硬、品质稳定、色泽温润的自然物质视为天地之“精”、之“英”，并进而根据稳定社会、稳定礼制、推行礼制的需要，产生了“比德于玉”的社会观念。玉器的制作，由于受材料和加工方式的制约，所以史前及各历史时期的玉器生产不可能像模制化的产品（仿玉料器除外）那么多。显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同一件玉器。因为每一件玉器，即使是相同的类型、同一质地、同一个工匠琢磨，也不会完全相同。它们在尺寸大小、重量多少、玉质干润、色泽深浅、加工技艺等方面总会显现出某些差别来。这种差别的存在，既是形成玉器史上区域和时代风格争奇斗艳、繁花似锦的格局，也是今天的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断代鉴定、综合分析的基本线索。只有真正把握了时代、区域玉作业的工艺特点，玉器鉴定和玉器功能的揭示工作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但玉器的时代风格与特点，不是不稳定的，多变的。恰恰相反，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玉器制作尤为不易，只有制玉的加工方式发生大的变革时候，玉器上的时代特征才会发生大的变化。玉器的时代风格一旦形成之后，在通常“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制玉技术没有变化，新王朝的玉器一般不会发生大的质变，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虽更迭交替，却没影响到玉文化变化的原因。在田野考古发掘的汉墓中固然可以有战国玉器的流传，但是更多的是属于战国风格的玉器。现在往往把这种影响归结为战国时代，也不一定妥当。像新石器至夏商，西周至春秋，汉迄南北朝的玉器，往往难以分辨，这种大时代的更迭证明玉器时代风格有一定的滞后性。关于玉器的收藏，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像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湖北石家河新石器文化的玉器，就可以视为商代王室对古玉的收藏。像历代王权更替，将前朝旧物收藏于国库等等，都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可能仅仅因为其价值或纪念性质，与今天有意识地收藏应有一定的距离。收藏古玉，在宋代时形成一个高潮，是当时古物收藏金石学的重要品类。素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曾在朝廷上辨别鉴定过秦朝古玉，他也收藏了十多件秦汉古玉。宋元以降，收藏古玉蔚然成风。这说明，玉器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遗物之一，同时在收藏界、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至今也是文博界可以移动的六大门类之一。我们如果从玉器的起源、发展到自成体系的收藏活动考察，结合当今的爱玉、藏玉的形势，明确提出建立一门有关玉文化学科的设想，应该不是梦想吧？那么，我们应该把玉器这门学问如何定位才是最适当的呢？首先，古玉器是一种历史遗物，它应是考古学的范畴。考古学现在已是国家的一级学科，在其下面有不少分支学科，像陶瓷学、钱币学、青铜器、金石学等等，都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与这些分支学科相比，它们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以及被收藏、研究的历史，均不可与玉器相比。既然它们都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玉器为什么就不能呢？显然，玉器学或玉文化如果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目前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了，可以呼之欲出。而且玉器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从铜器上升到铜器学或青铜文化、青铜文明，从陶瓷上升到陶瓷学、陶瓷文化、陶瓷文明，人们看到的还只是物质文化史的上升，围绕着物质文化打圈圈。比如商周青铜器，其雄浑厚重和花纹装饰的神秘气氛，使人觉得它的礼器功能、祭祀功能突出。可是人们不要忘记，铜礼器在宗教祭祀时不过是一种合乎制度的用具（器具）而已，它的宗教性质要比玉祀器差的远。玉器上升到玉器学或玉文化，虽然也有玉料的物质成分，但更多的却是精神的内涵。因为玉器所具有的“通神”的功能，是其他物质的器物所不具备的。铜器在祭祀时是用具，陶瓷器多为生活之用，只有玉器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玉器在宗教、礼仪功能上比铜器要有更直接的作用，更深邃的内涵。甚至一直到现代，玉器身上所拥有的种种社会观念，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现象。再就文献记载上看，我们对先秦两汉的诸子百家、史书进行了较全面的检索，发现除了记述政治、思想、军事、邦交方面的内容外，对物质文化的发明与作用评述是极其稀少的，可以说大都语焉不详。只有独独在玉器文献上，不惜笔墨，是个特例。在《论语》、《管子》、《说文解字》、《说苑》、《荀子》等秦汉文中阐明玉有“十一德”、“九德”、“六德”、“五德”多种，提倡“比德于玉”。《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献中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君子），把玉作为立朝为官、处世为人的标准。用作祭祀、礼仪、财货、信盟，这种对玉的高度评价和用途之广泛，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哪一种自然物质可与之相比，这种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是商周社会对史前玉神观念的继承，又是世俗社会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如果我们把它称为儒教社会所树立的道德、人格“标准”，那么与历史的真实会相差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