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阗玉相关文化背景和历史沿革和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均是指产于塔什库尔干-莎车-和田-于阗-且末县绵延1500公里的以和阗为中心的昆仑山脉北坡，地处海拔3500～5000米高的山岩中，共有九个产地。和田玉的分类按和田玉的产出分，自古以来就分为山产和水产两种。水产的称为籽玉，山产的叫山玉。当地采玉者则根据和田玉产出的不同情况，将其分为山料、山流水、籽玉三种。山料又名山玉，指产于山上的原生矿。山料的特点是块度的大小不一，呈棱角状，质量常不如籽玉。山流水是指原生矿石经风化崩落，并由河水搬运至河流中上游的玉石。其特点是距原生矿近，块度较大，棱角稍有磨圆，表面较光滑。籽玉是指原生矿经剥蚀被流水搬运至河流中的玉石。其特点是块度较小，常为卵形，表面光滑。因为长期搬运、冲刷、分选，所以籽玉一般质量较好。现已发现的用和田玉制作的时代最早的玉器，出自殷墟妇好墓。春秋战国以后，和田玉逐渐成为主要玉才，均为采集材料，至清代始开采山料。清代乾隆时期琢制的大禹治水玉山，青玉才重一万零七百余斤，即采自密勒塔山中。特等的白籽玉就是羊脂白玉，仅出产在玉龙喀什河（白玉河）和喀拉喀什河（墨玉河）。以前每年可产羊脂玉毛料数百公斤，近年虽引入大型机械采挖，但仅年产数十公斤，已濒临绝产。因为羊脂白玉首先是经过风化、搬运再历经千百年的水流冲刷，糟粕杂质被荡涤，内核精华被凝聚，实际上保留下来的是非常精华的东西所以它在颜色上就白如羊脂在光泽上就像月亮一样皎洁，而且结构成分都非常的纯净。
真正意义上的羊脂玉是指产于新疆和阗于田地区绿玉河河床的上品白籽料。但目前此类上品料种早就已经基本绝产了，而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所可以见到的所谓‘羊脂料’大多为新疆昆仑山上随积雪融化后冲刷下来的籽料，也称为山料（或山流水）其料种质高者与籽料无异。至于其他料种如昆仑山上开采的矿料，俄罗斯矿料等等，质地上已经与籽料有天壤之别了，其质高者色虽白，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羊脂玉”。“羊脂玉”只是旧时对新疆和阗优质白玉的一种称呼（晶莹油润，质若凝脂）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和阗软白玉中的最高等级，而今却被滥用了。无论什么料种只要够白就称为羊脂白玉，这是不负责任的。按现今的等级区分（以透闪石为主要生成物质的和阗籽料）其密度，色度，油润度，纯净度均达到一级的才可以称为‘羊脂级’白玉。此外，真正的羊脂级白玉可不是特别特别白的，而是略微有一点隐隐发黄。羊脂白玉属玉中极品，时价20多万元一公斤，远胜黄金，佩带价值也远胜钻石。
中国古籍中称和阗玉的出产地昆仑山为“群玉之山”、“万山之祖”。《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之说。新疆和阗玉有7000余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的先民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秦代以后成为中国玉雕业的主要玉材，并逐渐成为伴随中国历史进程的皇室玉。历朝历代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们均以和阗玉为尊、为正宗。
和阗玉的加工主要根据玉质和玉色等进行精心设计，一般分为选料、设计、琢磨、抛光四个阶段。由于和阗玉所独有的质地特性，尤其是其韧性大的特点，使其在制作产品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地施以细工工艺，使其形准，规矩、利落、流畅。因而，和阗玉加工性能良好，和阗玉的细部精加工是精美玉器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和阗玉制作薄胎，更能反映出玉器的天地造化之美。
在宝玉石界，和阗玉被公认为世界软玉之首，从古至今，几千年来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数量众多的艺术珍品。殷商的玉饰，周朝的礼器、秦朝的玉玺、汉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莲花、宋朝的玉观音、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明朝的子冈牌、清代大禹治水图玉山……这些稀世珍宝，无一不是大量采用和阗玉雕琢的艺术珍品，闪耀着动人的光芒。用和阗玉琢制的中国玉器被誉为“东方艺术”，因具有浓厚的中国气魄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被视为最为耀眼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和阗玉的输出，早在6000多年前便形成一条“玉石之路”，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仅有1600多年历史，作为这两条文化通衢上的重要驿站——玉门关，究其命名本源应是因和阗玉的缘故而命名的。“玉石之路”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意义远远胜于所谓的“丝绸之路”，“玉石之路”的重要载体和阗玉比所谓“丝绸之路”上的载体丝绸更为重要，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商品和文化媒介物，跨越着时空及地域的局限，联结着西域与中原、东方古国与西方世界，为中国内部自身、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历史和人文贡献。
三、和阗玉是中国玉文化精神财富的杰出代表1．儒家文化对和阗玉的精神升华和文化创造和阗玉之所以历久不衰，历久弥笃，除了其自身具备其他玉种不具备的物质属性和优势外，还有一个深刻原因，这就是附加于和阗玉之上的文化及精神价值。和阗玉是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的重要物质载体。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故而儒家文化对玉文化的影响力最为深远和巨大。
在殷商时期，玉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过程业已初步完成，和阗玉成为道德、习俗、神灵、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在道德方面，儒家学派为进一步宣传他们的学说，需要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故而总结了殷商时代开始使用和阗玉的经验，尤其注意到统治阶层喜爱和阗玉的感性经验，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比附于和阗玉物理性质的各种特征，进行从物质到精神、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创造，赋予玉以德行，即所谓玉“十一德”、“五德”之说。
《礼记》中孔子赋予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此十一德，实乃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其相对应的是和阗玉的物质属性，如温润而泽、缜密而粟、清越以长等。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应“比德于玉”，玉佩光洁温润，可谓之“仁”；不易折断，且断后不会割伤肌肤，可谓之“义”；佩挂起来整齐有序，可谓之“礼”；击其声音清越优美，可谓之“乐”；瑕不掩瑜，可谓之“忠”，人人皆珍之爱之，可谓之“道”，等等，这些美德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因而佩玉以洁身明志，“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守身如玉”亦是必然。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玉有五德，“玉乃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实际上指的是玉的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特性。
因此，有关玉德的儒家学说，均以和阗玉为依据，并始终以和阗玉为尊，为正宗。和阗玉因此成为君子德行操守的化身和社会道德的象征物，君子比德于玉。“言念君子，温润如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同时，在宗教方面用玉制作礼仪祭祀之器，成为沟通世俗人间与祖先神灵的法物。在政治方面严格规定从天子到各级官吏的用玉要求，《周礼》中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一切，为人们尊玉、崇玉、爱玉、敬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并直接影响到民间的广大基层群众视玉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最高标准，以及美的参照物，这可从成语中窥见一斑，如，锦衣玉食、金玉满堂、琼楼玉宇、亭亭玉立、玉洁冰清等120个与玉有关的成语。
2．其他文化意识形态对和阗玉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及历史的进程中，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儒教以外，其他两种宗教中的文化因素也加入了玉文化的建设和营造过程中。道教以玉为灵物，视为神药，葛洪《抱朴子·仙药篇》中“玉亦仙药，但难求耳”，《玉经》曰“服玉者，寿如玉也”，期望“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佛教对玉文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华经》更将玉列为“七宝”之一。从传统玉器中的观音、佛摆件、小而精的挂件、如意等手把件到数量众多的博物馆馆藏珍品，佛教文化和佛教题材成为玉器产品系列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中国佛教文化不但在玉器作品上与和阗玉发生着物质联系，更从历史沿革上与和阗玉的产地和阗地区发生着一定的精神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于阗一度曾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中原地区传播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而是通过西域主要是于阗为中介。汉语中“和尚”一词借自于阗语，“沙门”一词则借自龟兹语。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与和阗玉通过物质产品和精神渊源的结缘，达成了一种冥冥中天赐的文化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