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朝的宗教石刻。全形似碑，在其上开龛造像，多为佛教造像，少数与道教有关。并常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有时还刻出供养人的形象。现存实物以北魏的最早，而以东魏和北齐之际与西魏和北周之际的数量最多，说明造像碑最盛期在北朝晚期。它多发现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其造像题材和造型风格一般与同时期的石窟艺术相近。但由于碑石形式的局限，构图和布局有其特点，多为高浮雕作品，形体较小，雕琢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研究当时宗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形状造像碑的形状，大致可以分为扁体碑形和四面体柱状两类，以前一类为多，扁体碑形的又可分为有碑额和无碑额的2种形式。碑额与同时期的碑石所刻形式相同，一般作双龙盘屈状。主要龛像雕于碑体正面，碑阴及碑侧也有雕刻像龛的，但多是刻造像人题名及供养人像等。四面体柱状造像碑，四面的宽度大致相同，均有雕刻，有的下有碑座，上有雕成的仿木构建筑的碑顶。
题材造像碑雕刻的题材广泛，佛、菩萨、天王、力士、比丘、伎乐飞天等均有雕造，并常雕有佛传故事及千佛等。有时把许多题材汇集于一碑，分层布置。例如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三年（572）的一座四面体柱状造像碑，下有碑座，上有雕成砖木建筑的九脊单檐歇山式碑顶。碑身四面均刻成上、中、下3层小龛，龛内造像。据造像铭刻，可知正面上龛为弥勒，中龛为释迦，下龛为阿弥陀；左侧上龛为弥勒、观世音双尊，中龛为普贤菩萨，下龛为无量寿；背面上龛为释迦，中龛为大势至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并坐；右侧上龛为维摩诘，中龛为涅槃变，下龛为药师佛。雕刻匠师采取了匀称的布局，每面平均地分为上中下3栏，在四面的棱线下雕刻龛柱，但在柱头宝珠周围和上部雕出树木的枝叶，由于所刻树种不同，故枝叶形态富于变化，使整体构图既规整又不呆滞，把那些题材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龛像巧妙地汇成风格统一的整体。同时，作者尽量避免把构图近似的有胁侍菩萨的坐佛，如释迦、阿弥陀、无量寿、药师佛等并列，而是间隔布列了交脚的弥勒菩萨、乘象普贤菩萨，以及并坐的释迦、多宝与对坐的维摩、文殊等双尊造像。弥勒、观世音双尊像的组成形式，则是别处少见的。在龛楣、宝床的细部雕饰方面力求丰富，避免雷同，因此使很难脱开单调的龛像排列，呈现出富于变化的格局。把佛传故事连续布置在主龛周围的作法，也常用于造像碑雕刻，例如麦积山石窟麦察133号窟中的第10号造像碑。该碑分为3段，上段为圆拱状，居中刻释迦、多宝并坐龛，龛楣尖拱上刻7尊化佛。下段主龛内雕一佛、两菩萨，龛外两侧雕力士和狮子，龛右刻维摩诘像。中段刻交脚弥勒像龛。在上、中、下3段的主龛两侧都雕有佛传故事，内容自乘象投胎，树下诞生至树下思惟、降魔、鹿野苑、双鹿听法、涅槃等，构图饱满，刀法圆润，形态生动。一般造像碑，多采取较简单的整体构图。如河南襄县北齐天统四年（568）造像碑，上端方形，雕垂帐纹，底部刻宝炉和双狮，其上中分为二，各开龛3层，合计6龛，龛内置造像。更简单的造像碑，是只在碑身主要部位雕出1龛或2龛造像，其下刻造像人姓名等，或成排地刻供养人的形象，再把姓名刻在每个人像的旁侧，供养人像常是线雕而成的。也有以千佛为题材的造像碑，这种造像碑，在主龛上下或四周遍刻千佛，如山西高平出土的北魏王昔罗等人造像碑。此外，除了常见的立碑形造像碑以外，也有的是卧碑形的，如河南襄县北齐天统五年造像碑，高仅53厘米，而宽达137厘米，碑面居中开小龛造像，为交脚弥勒及二胁侍菩萨，其余部分碑面均刻造像记铭文。
风格造像碑的雕刻风格，也因地域而有不同。河南出土的造像碑雕琢较精，多呈高浮雕状，构图较多变化，人物形态生动，图案装饰细密繁缛。陕西出土的造像碑雕琢较粗放，甚至有的把衣裾以阴线刻于龛下，如临潼县博物馆藏北魏正光四年（523）造像碑，碑上刻浅龛，浮雕一佛二胁侍，但佛像的衣裾垂下部分仅阴刻在龛下碑面上。由于造像时间早晚不同引起造像风格的变化，与北朝石窟造像的演变相一致，从北魏后期造像的面容瘦削，经东、西魏，逐渐变向北齐、北周造像面容的圆润宽肥。
道教造像碑，数量很少，并且常与佛教造像合雕于一碑，多见于陕西耀县等地。道教造像多戴冠蓄髯，如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北周武成元年（559）绛双鲁造像碑，特别是保定二年（562）李昙信造像碑发愿词中，记明为“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其菩萨石像一区”。确证为佛、道像合雕的造像碑。但从艺术方面看，道教造像碑并无特色，仅能视为佛教造像碑影响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