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时期的石雕造像碑和单体石刻造像，主要为佛教造像，也有一批道教造像。原为供奉于寺院、道观的宗教艺术品，现散见于全国各地。石雕造像碑多见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而集中出土数量较多的单体石刻造像，主要为河北曲阳修德寺、四川成都万佛寺、山西沁县南涅水等处佛寺废址中所发现。
隋代石刻造像隋代造像，上承北齐、北周余绪，下启唐代新风，显示了北朝造像向唐代造像过渡的特点。整体多方正肥重，头部比例稍大，着衣率多长阔，衣褶线条较呆板。对人体造型较之前代有所注重。其中，山西、陕西遗存作品大多丰满硕壮，形体结构较精确。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247躯纪年汉白玉造像中，隋代计81躯（见曲阳修德寺雕刻），为历代纪年像总数第2位。这批隋代造像，体态轮廓呈椭圆形，衣褶处理和缓，动作抑扬有序，逐渐摆脱传统线的结构，向立体、写实发展。题材有阿弥陀佛和三尊像的组合，菩萨像的比例占93％，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和佛教的世俗化。陕西耀县博物馆藏造像碑中有11件隋代作品，其中数件有开皇纪年，镌造老君、天尊像和四面先君石像，是研究佛教和道教交融关系的重要实物。
唐代石刻造像在隋代的基础上，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形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中外交流频繁的上升时期，孕育出有唐一代雕塑的新创作。唐代石刻造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初唐、武后和玄宗时期三大阶段。
初唐石刻造像是承前启后到酝酿成熟的阶段。它蜕变于北朝、隋代造像，向圆熟洗练、饱满瑰丽的作风发展，为盛唐的造像繁荣作了准备。这一阶段的石刻造像，体态轮廓多呈椭圆形，造型严整平板，头大身直。佛面相多为丰颊方颐，更接近中国人的造型特点，衣褶线条舒畅；随身体曲线而起伏流传，显示了对人体自然形体的注意。雕刻技法，一方面承袭北朝以采用直平刀法表现细部衣纹的传统，同时又发展出向下凹入的圆刀刀法以至中凹边高的技法，真实感更强。陕西西安出土的一躯唐贞观十三年（639）中书舍人马周造像，可举为初唐造像的代表作。此像系石灰岩雕，佛结跏趺坐于八角莲座上，饰举身火焰纹背光；圆脸，挺直的身躯有硬直感，通体圆肥丰满。已注意到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刀法，装饰集中于身后背光处，给人以明快舒展的印象。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唐显庆（656～661）年间汉白玉石造像，身躯丰满挺秀，衣纹疏朗流畅。总之，初唐石刻造像在摆脱线的造型结构，追求立体发展上，有新的突破，同时又固守某些传统程式。这些特点，已酝酿着唐代造像盛期的将临。
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不余遗力地提倡建寺造像，蔚为一代风气。她出内帑建寺塔，造像供养，洛阳龙门奉先寺造像和北邙白马大坂像，均为当时巨构。唐代石刻造像精品，多出于武后时期，山西博物馆藏久视元年（700）廉琮等人造像碑，通高1.55米，碑额雕双龙纠结，龛中为倚坐弥勒像。碑身上部三龛，中龛为1坐佛2弟子2菩萨，两侧龛中雕力士。龛楣饰垂帐、华绳，绕以二体飞天。下部龛中雕地神托博山炉、2供养和2狮子。碑身下部铭刻长篇造像记。另一通景龙（707～710）年间大云寺涅槃变造像，通高逾2米，正面及背面上部，高浮雕出佛涅槃到焚棺、树塔等多幅故事画，为国内石刻涅槃造像中的佳作。西安宝庆寺塔砖龛中石刻造像，有长安三年（903）和四年高浮雕像，均为1佛2菩萨像，上饰华美龛饰，下雕2狮。这一阶段的特点和成就，从在题材上充实和扩大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内容，对现实形象的描写更加深入，一铺多尊像、佛弟子高僧像、表现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像以及众多菩萨像，都成为雕刻家新的描写对象，明确地标示了时代的印记。神秘压抑的氛围减淡了，代之以更多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佛像面容亲切近人，身体圆满丰硕，笔意豪壮。菩萨及供养人一改前此正面直立的姿态，细腰斜攲，修短适中，楚楚动人。名僧道宣所谓菩萨如宫娃，就是这种写实新意的反映。弟子、高僧性格突出，栩栩如生。天王、力士肌肉怒突，赳赳雄武。成都万佛寺出土一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饰项圈，下着裙，筋张力壮。另一倚坐观音菩萨像，发辫四束披肩，头戴三珠冠，璎珞粗大繁丽，坐于束腰高方座，下设莲花足踏，整体作风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融。在雕刻技法上，又运用比较圆浑凸起的圆刀线条，以表现作品的细部。处理衣纹和肌肉，不再有固定的程式手法，造像全体各部刀法不同，更为切近写实。佛的庄严典型，菩萨的端丽柔媚，供养人的追求真似，力士的力的夸张，都能随身体姿态和衣服质料的不同，或作衣纹轻薄贴体，或作肌肉显著突张，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着力表现雕刻对象的动作与感情，避免雷同，于细微处见功夫。印度佛教艺术中那种与世疏隔，中国北朝雕刻中那种庄严肃穆的高洁格调，都被力求用中国人的气质和眼光，写照唐代社会风情的新创作所代替。这些题材和技法上的进步，是唐代石雕艺术空前的成就。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唐代石刻造像，由贞观（627～649）年间的休养蓄积，经过武则天时期的锐意改革，到开元、天宝（713～756）时期达到颠峰。大雕塑家杨惠之就出现于这一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追求细腻真实，世俗的意味更为强烈。在社会上以丰腴为美观念的推动下，菩萨身躯弯曲扭转，天王、力士深目高鼻，须髯满颊，飞天头作时世妆女髻，裸上身，长裙曳地，飘带飞扬，凌空起舞。人物性格与形体美，被巧妙如实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更高的意境。圆浑凸起的圆刀刻画生动劲健的效果，更能接近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天宝以后，造像衣饰更为宽敞，这就是“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的盛唐遗风。西安宝庆寺塔砖龛中的开元十二年（724）杨思勗造像及十一面观世音造像（见杨思勗墓雕塑），邯郸肥乡县天宝元年（742）玉石菩萨像以及五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出土的几尊汉白玉雕像，都是在艺术风格上富有现实真实感的力作。这一时期，在唐玄宗的力倡下，道教造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山西博物馆藏一躯老子像，高与人等，蓄须，戴冠，依凭几，坐莲座，可为石刻道教像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