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种后刻伪铭中，多见仿宋人金文著录著作中已变形的书体，笔道末尾作尖头，笔画软弱无力，且时有错字及不辞之处，凡此多属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难辨识。《善斋吉金录》中所收之“齐侯豆”，是在战国铜豆上刻伪铭，文字可能参考了齐侯敦，但文句出于杜撰，字体亦近宋人变形体，且多有讹误。
除以上在原无铭的真器上刻假铭外，亦有的作伪者在真器原铭前后又增刻伪铭，此增刻部分笔法、气韵均与原铭不符，且伪铭为刻成，与原铸铭字口及锈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之遂启祺鼎，原铭九字，于道光年间该铭前后被作伪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个字。
对于伪刻铭文的辨识，上面讲到要从内容、字体等方面着眼，但当作伪技术较高或作伪者对青铜器属内行，以上两点无明显错误时，判断是否伪刻，即需要仔细观察笔刻、字口。凡铸成的真铭文如是阴文，字口与横直交接处均较圆，字口内锈色与素地相一致。但伪刻铭文字口多方直，由于使用錾子而留有痕迹，且必然损伤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锈与原器素地亦不相协调。
由于刻铭存在以上致命弱点，所以进入民国后，作伪者开始采用腐蚀方法作假铭文，即先在器表涂蜡，再于上刻字，然后用硝酸或三氯化铁之类腐蚀字口，使器表形成阴文。这样做出的伪铭不再有刻文部錾痕，但由于涂腐蚀剂时，有时在量上会把握不准，例如涂的不匀称，会使字口深浅不一，甚至有断笔。而当腐蚀过度时，又会使铭文臃肿不堪。这种假铭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斋吉金录》中的师麻孝叔簠、申比父豆。又如罗福颐先生所指出的伪铭，此铭即因腐蚀过度，文字已粗笨无笔法。近年，又有学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兮甲盘”，将此器形制、铭文与《商周彝器通考》所载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铭文相比照，断定其器真而铭伪，伪铭即是用腐蚀法做成的，而且可以看出有笔划不连贯，缺笔划或过于粗肥、臃肿之毛病。
（4）真器后制伪纹饰
此种作伪类型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与在有简单纹饰的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其中比较好辨识的是，作伪者对青铜器纹饰之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故而“张冠李戴”，如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纹饰。但亦有作伪纹饰与器形时代大致相合的，此种伪纹饰如刻工技术不高，纹饰形象与商周铜器纹饰不合，亦较易辨认出来。但入民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伪制纹饰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梦帏草堂吉金图续编》二十四之果尊，原素面无纹饰，1946年入北京厂肆后被作伪者在尊腹刻纹饰一圈，由于刻工甚好，如不与原器相比较即难以辨认。所以遇到此种情况，判定纹饰之真伪即要审慎，需对纹饰制作手段作精细的考察。伪刻纹饰具有与上述伪刻铭文相近同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破绽，仔细观察是可与铸成的真纹饰相区别的。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多有三层花（如地纹最低，主纹饰高出地纹，而饕餮纹之类的目纹又高出主纹饰），这是伪刻纹饰难以作出的。少数伪刻纹饰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錾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的纹饰是用铜片或锡、铅片焊贴上的。据程长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觯”纹饰即是用锡或铅片贴成，但花纹粗糙、死板，与殷代铜器纹饰的风格难以相融。
三、近代各地区的仿古作伪
各时代有各自的仿古作伪特征，这是判断年代，辨别真伪的关键。而近代各地区仿古作伪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将各地伪器按制作地称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下面将近代各地区作伪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1．近代苏州民间仿古作伪
苏州是近代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之一，伪造银器的历史要早于北京。晚清至民国期间，苏州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骆奇月、金润生。整器皆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他常于仿作熟坑的器物。刘俊卿则常仿作生坑器物，同时还加入铁锈。周、刘作的伪器流入国外者不计其数。苏州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1）多仿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得精致、逼真。
（2）胎质的合金成分与北京不同，冶铜时一般都加入银元或银元宝，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闪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颜色作出来的。
（3）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无垫片，器身常出现一砂眼。
（4）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5）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6）铭文錾刻得较深，而且规整。
（7）器物的口沿、扉棱的边缘及棱角发硬，缺少圆润柔和之感。
总之，苏州的伪器在铜料、皮色、锈斑、铭文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铸造技巧较之潍县造精细得多；仿熟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伪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2．近代潍县民间仿古作伪
山东潍县仿古铜器约始于400年前。清代老艺匠相当多，如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有擅刻细笔道铭文、又能翻砂制镜范的王荩臣和他的儿子王海等，共十几位。潍县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1）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的特征。
（2）采用组装法，耳、足、身等分铸，再用焊锡将其组装成器。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3）有的用蜡模翻铸，铸出的器物壁厚体重，有砂眼。
（4）作锈方法系先用盐酸浸泡，埋入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如前述故宫藏民国仿周代方盉就是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锈，锈层浮薄、松软，没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兽纹是周代没有的。
潍县老艺人王氏父子伪刻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不是眼力好的古铜专家，很难看出破绽。故宫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残鼎，残高21．2厘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厂“尊古斋”看见了这块方鼎残片，上有5l字铭，铭文内容文理驳杂，布局结构松散，字体呆板，笔画粗，显得臃肿。遂问老板黄睿从何处买到这真片假字的残器。黄说王海欠他二百多块钱，无钱偿还，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残片顶债。并说字在器上看还可以，拓出来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显露。粗笔道是王海想仿刻铸字，但效果不佳。残方鼎的铭文仿西周后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纹又是周初的特征，二者不能统一。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先生曾经说过：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气，一字有一字之气。伪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气和韵味是刻不出来的。
3．近代西安民间仿古作伪
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在真器上錾刻伪铭便始于西安。清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长安获古编》卷2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对有铭文的古铜加价收买，而无铭文之器却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带的古董商设法在我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刘氏所好。从此，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近代西安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1）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2）作锈方法系将伪器埋入地下若干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器的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3）突出特点是在錾刻伪铭方面。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的，还有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是西安錾字作伪的巧匠，多在诏版、量器上刻伪字。《金文著录简目》中著录的番仲吴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干坑器物。西安所出于坑器皆无地子，仅一层薄绿锈，粗糙。此鼎原无铭，现有18字铭，容庚先生认为是“凤眼张”伪刻的。故宫藏有-件西周初期的兽面纹盂，高26、宽39.8厘米，重6．78公斤。此孟现有铭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铭移刻的，字刻后进行过腐蚀，破坏了原来的氧化层，同时铭文第二行正数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数第二字之间有錾破补痕，字旁有锈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铭文却是春秋时期的特征。此器也是西安作伪铭者所为。
4．近代北京民间仿古作伪
北京是近代民间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所谓“北京造”，为迎合外国古玩商的需求，尽量作的华丽、精巧、形制奇异，地字、锈斑也很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北京伪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歪嘴于”，曾与清宫太监们一起修理过铜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故世。他的技术、字号都由得意门生张泰恩继承。后来，张泰恩将字号改为“万隆合”，人称“古铜张”。他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和翻砂，技艺颇精，生意兴隆，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伪器。他门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业就者有7位：张文普、贡茂林、张字英、张书林、王德山、赵同仁、刘俊卿。他们和张泰恩一样，都是河北衡水县人。近代北京民间铜器作伪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他们的制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