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完完全全地明白了，刚才我那么难受，要死要活，是我的感觉在提醒我，前面有危险，躲开点，别过去。可我真是昏庸啊，我一点儿都没有往“灾难”这种事情上想。危险就在前方，在我和爸爸身边，而我们还在一步步地朝它走，乐呵呵地走，傻乎乎地走。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要狠狠地打自己一个耳光。
大家都说我是个“鬼眼男孩”，就因为我有一点儿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无论在何时，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把脑中的某一个开关打开，我就能够确定出危险的存在。我清清楚楚地看得见它们，形状像老虎、像巨蟒、像电影里的史前巨兽，也可能像一枚炮弹，还有时候是一团界限不清的灼热沸腾嘶嘶发响的气体，它们不停息地呜咽低喘、翻滚扭曲，做出种种急不可耐的表示，要扑上前去，把目标撕碎嚼烂，吞噬至尽。这种可怕的感知力在我的身体中盘虬得那样根深蒂固，那样阴险和狡诈，我没有办法摆脱它们而轻松长大。我爸爸说我“懦弱”，妈妈怜惜我有“惊症”，大姐嘲笑我“兔子胆”，二姐干脆给我取名叫“鬼眼”。他们都说我不像个男孩，说我成天神神道道、魂不守舍，怎么看都像大白天撞鬼。
可我能够怎么办呢？自然界的灾难，人类的悲苦，动植物的眼泪……地球上每天有多少令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啊！而这一件件一桩桩，就像电脑开机就会留下纪录一样，昏天黑地地在我的脑子里轰轰作响。我恐惧、惊惶、担忧、哀伤，有时候弄得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我很累，我的脑袋总是疼痛，心脏总是嘭嘭发胀，严重时还会恶心要吐。我很想甩掉负担，像我的大姐二姐一样平凡快乐地活着，打工、上学、写作业、做家务，有几块零花钱就去网吧聊天玩游戏。可我如何能做到？我怎么能把脑袋中的恐惧轰出去？我从哪儿能找到那个感知开关，将它永久性地关闭起来？
三岁那年，我还被妈妈抱在手里的时候，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我妈妈摸摸我的头，头不发烫；扒开衣服检查我的全身，没有咬伤碰伤抓伤，没有起红疹害脓疱，没有腹泻便秘肚子疼。可我妈妈怎么哄我，怎么往我手里塞饼干糖果，我就是哭个不停。紧接下来的事情便是，电话响了，我外婆家的亲戚打电话来，说贵州山区山洪暴发，外公外婆两个老人在山坡上种地，腿脚不灵跑不过洪水，呼啦地一下子就没了。
我妈妈是贵州人，我们家里一直都喜欢吃辣。二姐曾经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妈妈是我爸爸家“买”过来的新娘子。我不知道新娘子干吗要“买”，可我知道结婚肯定是要花钱的，我大姐余香就一直在偷偷攒她结婚用的钱。二姐肯定是把事情听岔了。她这个人，说懂事又不懂事，半吊子货，还超喜欢加油添酱无事生非。
那回我妈妈接到凶讯，都来不及等我爸爸出车回家，打他手机哭诉了情况，抱上我，拖上我的两个姐姐，跌跌撞撞挤上了火车，回贵州奔丧。
那时候正逢暑假，火车上人很多，放假的、旅游的、开会的，总之车厢里满满腾腾，闹闹哄哄，乌烟瘴气。我妈多年后念叨当时的事情时，说我拱在她怀里，一个劲地盯住一个漂亮女孩儿看，那女孩儿留一头雨丝样的头发，长得山清水秀，就是不知何故不跟陌生人搭腔，一直把车窗大开着，一直把半个身子探在车窗外，看啊看得弄不清楚看什么。后来我就开始哭，又是哭得惊天动地伤心欲绝。全车厢人的目光都盯住我，个个皱起眉头嫌我烦。我妈没办法，赔笑作揖地跟大家打招呼。就在这当儿，那女孩子站起身，鱼一样地往车窗外一窜，人就不见了，真正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报纸报道说，每年春运期间都会发生旅客跳火车的事，因为拥挤，疲倦，空气憋闷。报纸上还给出了解释：这叫“车厢幽闭症”，一种精神疾病。
可那时我们家的人哪里懂啊？他们只知道我这个小孩子太怪了，我会莫名其妙地哭，我一哭就有坏事情。
长大以后我不再哭了。取而代之的毛病是心慌头疼，脑袋里绞着一根筋，胸口闷得透不过气，说话之间就要昏过去，死过去。
刚刚发生的情况最典型。
关键的关键是，闯祸车是公司老板的车，而我们是目击者。报警不报警，这个问题比山还要重。
所以我一声都不响。我默默地坐在车上，看着爸爸抽烟。他一共抽了三根，中间还因为动作急迫，扯碎了一根。
第三根烟抽完后，他用劲扔出烟屁股，无比悲壮地说了一句：“管他的，是祸躲不过，回家再说！”
他转动钥匙，点火，挂挡，抛下地上的三个烟头和几缕尾气，用破釜沉舟的勇敢者的姿态，一脚踩下了油门。
车子“吭吭”地往前窜出去的一瞬间，爸爸又不无心虚地安慰了自己一句：“反正也不是荒郊僻野，后面过来的车会看见。我们不报警，别人还不会报？”
从公司停车场走回到我们的家，中间要穿过一条三百米长的天使街。天使街的尽头是一个丁字形路口，丁字的那一横，往左叫白云街，往右叫蓝天街。白云街上有个社区民工子弟小学，就叫“白云街小学”，我在这个学校里上五年级。蓝天街上有一大片老小区，老得连煤气管道和宽带网络都没有，城里人都不愿意住这儿，都买了商品房陆陆续续搬走了，遗下的房子出租给外地人，其中有一套小小的两居室，住着我们一家五口。
你瞧，天使街、白云街、蓝天街，多漂亮的名字！听着就让人心里软成了一兜蜜。可是我二姐余朵说，当初给这些街道取名的人真是脑残了，就凭这几条脏乱差的街道，就凭住在街道里的这些天南海北过来打工的人，也配？活活糟践人家天使啊。
我二姐很霸道，动不动就骂人家“脑残”“弱智”“蠢货”什么什么的，好像她自己多聪明多有才华。其实我真不好意思替她说出来，她才刚上初一，期中考试就挂了两个红灯笼。我妈妈去她学校开家长会，回来把情况说给我爸爸听，爸爸气得飞起一脚踢过去，说：“要脸不要脸？考这种成绩，死了算了！”余朵大概早就料到我爸爸会有这一脚，轻飘飘闪开，笑吟吟地回答他：“请你不要以成绩论英雄好不好？古往今来多少豪杰，有几个是天字第一号的状元郎？”我爸爸当时就愣住了，觉得这话是歪歪理，可是一时三刻又想不出例子来反驳，憋屈得够呛。
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当中，大姐是头生子，我是独儿子，都受宠，只有二姐是多余的人。可偏偏是这个二姐，伶牙俐齿，寸土不让，天生一副强势做派，弄得我爸爸一跟她对上仗就脑仁儿疼。
不过二姐的很多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拿这条“天使街”来说，不光是街名配不上“天使”这两个字，恐怕街上最好的房屋拖出来给天使当脚垫子都不够格。
首先是街道最北头的那个大土坑，方圆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而且还陡，往边上一站，一不留神就像要坠入地狱似的，让人止不住的头晕目眩。晴天这大坑是我们这一带住户的垃圾场，瓜皮菜叶鸡头鸭爪，破衣烂鞋废纸塑料袋，但凡榨不出一点点剩余价值的下脚货，尽管都往坑里扔，扔八辈子恐怕都扔不满。雨天它是我们这条街上的积水池，下水道里承接不下的水，顺着马路牙子哗哗地泄进坑里，掺和着铺天盖地的腐臭溃烂的垃圾，你可以想象那坑里的水是什么样的水。据说土坑是“**********”的时候防空指挥部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红卫兵们挖明朝大富豪沈万三埋下的财宝，东西没挖着，虎头蛇尾留下这个坑。
我小时候，我妈妈最害怕我到天使街上玩，就怕我糊里糊涂跑到大土坑边上，糊里糊涂摔到坑里去。这样的惨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我曾经的一个邻居伙伴小尾儿，五岁那年就死在这个坑里。
好的是前不久附近的高层楼盘开建了，大坑让工地上的渣土有了去处，醒目的红色渣土车开始日夜不停地驶往我们这条街，坑的范围眼见着在缩小，底部也在慢慢被升高。我妈憧憬说，真要有一天大土坑被填平，那是我们这一带住户的福气，最起码夏天的蚊虫要少很多。
离开大土坑不到十步远，是一家半开放式的菜市场。把菜市场放在坑边上，大概因为市场里的臭鱼烂虾活鸡冻鸭气味太熏人，脏乱环境跟土坑有一拼吧，半斤对八两，谁也不会碍着谁。我们这一带的住户们都是打工过日子的人，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每天凌晨五点钟，菜场里就吵吵闹闹挤满了人，为一把葱一块姜能够指着鼻子打一架。但是九点一过，菜场就曲终人散，买菜的卖菜的全都不见了踪影，这时候如若哪一家的午饭菜还没有着落，只好舍近求远去超市，买那种又贵又难吃的外地大棚菜了。
与菜市场隔墙为邻的，是一幢水泥抹墙的小二楼。楼下是金老头开的“安达汽修”，楼上是四眼叔叔的“超炫网吧”。“安达汽修”说起来是修汽车的，其实铺子里的师傅修不了汽车，最多只能修修摩托车。老金头的儿子还开着另外一家汽修店，在通城大道边上，那是真正修汽车的地方，看门外停车场的规模就知道了。“超炫网吧”我很熟，里面挤挤挨挨地放着两排桌椅，一共十几台旧电脑，旧得像一群七老八十没了牙的老头儿，不过还能上网，勉勉强强也能打游戏。我知道网吧禁止未成年人入内，但是又有哪个正经八百的成年人愿意来这里呢？四眼叔叔如果不偷着把我们小孩子放进去，他又如何挣得出他女儿梅小花治肾病的钱呢？
小二楼再过来，是王瘸子的“丽丽美发店”，河南人和他的侏儒老婆开的牛肉拉面馆，肥姨阿秀的“天使服装店”，无锡小蛮子的“上海裁缝铺”，一个还俗和尚当经理的日用杂品店。
美发店跟我没关系，我的头发都是我妈妈拿理发推子自己帮我推出来的。而且我讨厌美发店门口常年弥漫的氨水味，每回从那儿过，我都是捂着鼻子，屏住呼吸，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把氨水味抛到身后。
拉面馆我也很少进去，一是没钱，二是我们都听说河南人用的牛肉是假牛肉。也可能这完全是冤枉，因为河南人看着很诚实。嗨，怎么说呢，现在的假冒伪劣食品太多，报纸上、电视上天天有揭露，河南人就是没干坏事，人家也会认为他干了。
“天使服装店”，我是没兴趣，我大姐二姐却都是肥姨阿秀的粉丝，无事没事都喜欢拐进门，摸摸衣服料子，哪怕是嗅嗅衣料上的粉浆气味，都有极大的满足感。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上街，她们两个就合起心来一前一后把我夹进店堂里，存心看我出洋相。那时候的我，才真像二姐嘴里说的“蠢货”呢，面对着花花绿绿的女孩子衣服，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搁了。于是我就假装生气，发脾气，逃到隔壁日杂店里躲着，任她们怎么道歉求饶都不出门。
日杂店的和尚对我非常好，他会帮着我数落我的姐姐们。他长着一副和气生财的圆团脸，脸颊上有红晕，嘴边上没胡子。我二姐猜测说，也许他不是还俗的和尚，是尼姑。尼姑还了俗，又不想结婚，就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免得街上的人七嘴八舌。
天使街的中段，正对着天使派出所大门的，是一家装潢比较明亮的“家之味”副食品超市，卖烟，卖酒，卖南北干货，油盐酱醋，糖果饼干，冷饮柜里四季不离“伊利”牌和“蒙牛”牌两种冰淇淋，夏天还有冰可乐、冰雪碧、冰橙汁。我喜欢这家超市的原因，不光因为店堂墙壁刷上了黄绿两种漂亮颜色，门玻璃总是擦得铮光闪亮，推门时有铃铛快乐地响，还因为老板脾气好。你比如说，小孩子们已经挑选了一支橙子口味的棒棒糖，付过钱，拿出店门了，忽然又反悔，想换一支乌梅口味的，跟老板一说，他保准会同意。这个好脾气的老板姓孟。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孟”就是做梦的“梦”，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姓，姓这个姓的人可以有权利胡思乱想很多不可能做到的事。
“家之味”超市的棒棒糖一直是我和二姐的最爱。一块五毛钱买一支，抓在手里可以吮好长时间。
丁字路口是我们那儿最乱的地方，用拖车卖水果的、架炭火烤羊肉串的、摆摊擦鞋换拉链的、拿一块塑料布摊在地上卖画片水枪变形金刚和珠珠串串的，把本来还算宽敞的路口挤成了碗口大的一条通道。下午四点来钟，这些摊档上的生意最好，因为天使街小学放学，小孩子们走到这里就会眼花缭乱兴奋不已。若是有汽车在这个时间段里误闯天使街，那才叫倒大霉，喇叭摁到哑都爬不出这片八卦阵。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热闹的街口，是因为疤眼王成在这里占了一块地盘，支一张小方桌，摆一块破棋盘，弄一些象棋残局，专门招引那些水平不高又特别自以为是的业余象棋爱好者们玩，其中就有我的爸爸余有亮。
你以为疤眼王成他们纯粹是下棋？才不，下棋是幌子，赌博才是真。一百块钱一盘棋，头两盘让你赢，第三盘就会让你把赢到手里的百元大钞吐出来，而且，吐一张不够，吐到第二张、第三张才会勉强放你走。这骗局连我都看得明明白白，可我爸爸就是当局者迷。他也不是一点儿没感觉啦，他是不服这口气，认为庄家的水平不可能比他高到哪儿去，他输一次还能输十次？输十次还会输一百次？
可是他真的就输了无数无数次。越输越急眼，越急眼越不服气。我妈妈时常抹着眼泪对我们说：“你爸看着也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怎么就这么鬼迷心窍呢？当初我跟着媒人到你们余家看人时，怎么就没看出来你爸好赌成性呢？”
其实单单是赌棋还好啦，可恶的是，但凡跟“赌”有关的事，我爸爸都是乐此不疲。他看到福彩店就要买彩票，看到买牙膏抽奖就会买一大堆牙膏，有时候还憋不住去玩地下游戏厅的“吃角子老虎机”。就像我前面说的，每月他把工资拿回家，钱只能在我妈妈口袋里安安生生待一天，很快就会一百两百地回到他的手里去。我妈妈是个老实懦弱的人，她从来就不懂得如何拒绝一件事。
就这样，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算起来有三个人都在工作：我爸爸开货车，妈妈打临工，大姐余香在超市当收银员，可我们家里还是缺钱，永远都缺钱。
绕过被填了将近一半的大土坑，我们沿着长长的天使街往家走。我爸爸拎着一包脏衣服，我手里抓着一只“农夫山泉”的空瓶子。我得把这个塑料瓶子带回家，攒起来，卖钱。我们学校有个同学专门在街上捡空瓶子，拖着一只脏兮兮的麻袋，晒得红头赤脸如油爆虾一样狼狈。我爸爸挺瞧不上他：“还有没有一点儿学生样子啊？他爹妈就让他这么丢人现眼吗？”可我不同，手里这个瓶子不是捡的，是我喝完了水留下来的，带它回家不丢人。
月牙儿升高了一点儿，勉勉强强挂到了工地大吊车的升降臂上。街两边的店铺早已经关门落锁。网吧肯定是营业的，可是四眼叔叔怕有人突击检查，窗玻璃上严严实实蒙着毛毯那么厚的窗帘，如果不是常去网吧的人，谁也想不到里面那一台台电脑前是怎样一副聚精会神手忙脚乱的样儿。网吧楼下的汽修店觑着一条门缝，影影绰绰有电视机的红蓝光线从细细的门缝里挤出来。我爸爸有点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看见金老头在我们前面进了店门？他刚刚是不是不远不近一直在我们前面晃？我坚决地否定了爸爸的说法。
“他儿子的店铺就在公路边。”他解释。
我明白爸爸的意思，他害怕有人无意中目睹了之前的一切。
我觉得他有点儿草木皆兵。那个被撞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吗？我们没有见死不救，最多也就是知情不报吧。
“你不懂。没这么简单的。”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不说话了。我想，他既然选择了不报警，就得承担不报警的后果。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条街都是黑咕隆咚的。路灯被暴晒了一天，此刻一盏盏都显得有气无力、奄奄一息。干热的石子街面上有尘土呛人的气味，吸进鼻孔里，又痒痒，又憋闷。头顶上沿街悬挂的空调外机轰轰鸣响，气浪灼热，只要你走在人行道上，就怎么都无法逃避。一只黑猫蹲踞在马路牙子边，眼睛像闪亮的夜明珠一样，万分严肃地对着我们虎视眈眈。我觉得它没道理如此胆大妄为，扬起手里的矿泉水瓶，作势要扔过去。它识破了我的虚张声势，根本不理睬我，等我走近之后才懒洋洋地起身，踱着方步慢吞吞地游荡到马路另一边。
“余宝，不是都叫你鬼眼男孩吗？”我爸爸突然说，“你好好感觉一下，接下去我们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官司缠身？”
“爸！”我乞求他。
“你得帮帮你爸。”
“不是，我没那么神，算不出来。”
“哦。”他叹气。
“不会有什么事的，肯定的，又不是我们撞了人。”
“你不懂，那是老板的车，司机认识我。”
司机？哪个司机？胖子还是瘦子？
“怎么就被我碰上了呢？我怎么惹上这个麻烦了呢？”他低头嘟囔。
我被他嘀咕得烦了，终于冒出一句：“有完没完啊？叫你报警不报警，胆小鬼！”
他一下子站住，生起气来：“胡说！扯什么胆小胆大？老板的车出了事，我能够去指认老板？我拿着人家的工资，能做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我是小人？呸呸！”
真是少有，骂我不懂，又不讲给我听，一个人在那儿颠来倒去地烦。从前他不是这样的人，从前家里没米下锅他都不操心。
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呢？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赶快在心里做祷告，希望这个时候大路上已经有人发现了车祸，打电话报了警，救护车正在呜呜地开过来。最好那个被撞的路人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针一扎，骨碌一下子又活了。
想想看，如果你好好地走在路上，忽然一个人血糊拉塌地往你面前一倒，死了，你心里是什么滋味？谁都不会好受吧？
这样，我们两个人，我和我爸爸，谁都不看谁，各自都在想着心事，默默地往前走。
走到丁字路口，意外地碰见四仰八叉地在一张竹床上乘风凉的疤眼王成。他穿着一条灰白两色条纹的大裤裆的睡裤，赤膊，暴露着胸口一条条的肋骨，头底下枕一只竹枕头，手里摇着花布头绲边的芭蕉扇，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天空，一边很陶醉地哼着张明敏的“昏睡百年……”他脚边的地上放着半个吃剩的西瓜，瓜瓤里还插着一把不锈钢的圆饭匙。
疤眼王成是我最不愿看见的人，因为他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家里钞票的迅速消失。我赶快跨前一步，走到我爸爸的右手，试图用我的身体把他和疤眼王成隔开。
不料王成这家伙鬼精，脑子灵，眼睛还尖，离老远就看见了从路上走过来的我爸爸。他看见了还能沉得住气，先不动，等我爸走到距他不到两米时，分秒不差地从竹床上腾一下坐起来，动作快得好像诈了尸。
“老余！”他亲热地招呼说，“拉货回来啦？几天不见，怪想的。正好明天我约了两个高手，你过来，大家好好弄两局。”
你光听疤眼王成说话，保准会认为他这个人多么古道热肠，义心侠骨。
还好我爸爸心情不佳，没有上他的当。“明天我有事。”我爸回答他。
“有什么大事啊？地震了还是海啸啦？地震海啸也祸害不到我们天使街啊，是不是？”
“真有事。”我爸爸声音蔫蔫的。
疤眼王成“嚯”地从床上跳下来，赤脚站在我爸爸面前，就着昏昏然的街灯，满眼狐疑地打量爸爸的脸。
“怎么了？碰到什么难事了？嗨，有事招呼啊，我老王别的不成，出谋划策还行，一句话，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把干瘪凹陷的胸巴骨拍得嘭嘭有声。
我爸爸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谢啦，领你的情。”
绝对的虚情假意！我心里想。我恨这个家伙恨得要拿把刀杀了他。趁他不注意，我低头把一小块土坷垃踢到了他的西瓜里。让他吃！硌掉他一嘴的牙，免得他天天不怀好心还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