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上游的横城古渡乘船东渡，登上岸就进入了宁夏灵武县境。抬眼望去，长城犹如一条匍匐在沙丘上的巨龙，逶迤西下，消失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之中。这里接近鄂尔多斯台地的南部边缘。在长城西南，与长城并行的水洞沟北面的一处断崖，就是举世闻名的宁夏古人类文化发祥地——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是远古人类生活繁衍，同自然界搏斗的历史见证。它以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宁夏人”是怎样生存的一幅生动的画卷。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荒漠，不是干涸的河床，砾石沙丘遍布的不毛之地。那时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有宽阔的湖泊，绿色的湖水荡漾着粼粼的波光；岸边有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丰茂的水草丛中巨大的犀牛、野马、原始牛和活泼的羚羊正悠闲自得地啃食嫩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为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宁夏人”，尚处于原始群居阶段。青壮年不分男女都要手持棍棒和石器，到湖边、草原上去狩猎。但是他们使用的武器太“原始”了，有时奔波一天，连一只野兽也猎获不到，只好靠挖些植物的根茎或是摘些野果、草籽度日。一旦捕获到动物，人们如同过节一样喜笑颜开，勇士们将猎物抬回住地，年长的人剥去兽皮，把兽肉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点上熊熊篝火，在火上烤食起来。当吃得高兴时，年轻人便披挂上用驼鸟蛋皮制成的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跳起欢快的舞蹈……遗憾的是，灾难突然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湖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水洞沟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忙地逃离了住地。后来湖水和河流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地掩埋下来。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洪水所带来的沉积物越积越厚，以至填塞了整个湖泊。然而，在它上游的一条小河却不愿停息，终年流淌。每当洪水泛滥时，巨大的能量将这淹没的湖泊冲刷出一条深沟。今天看到的水洞沟遗址，正是在一条小河北侧高约8米的断崖上。水洞沟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19年，有个比利时人由银川出发前往陕北，在途经这里的时候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发现了五个旧石器地点，通过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并首先在国外公布了这一发现。当时有的学者把水洞沟同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的文化遗物合称为“河套文化”，认为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学者、科学家来此进行考察。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斐文中和贾兰坡先生，曾三次到水洞沟考察发掘。结果表明这两个地点的文化遗物是不相同的，水洞沟遗址应当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热释光方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约4万年。经过研究表明，水洞沟遗址的发现比北京周口店早4年，是我国第一个旧石器文化遗址，也是国外学者“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论断终结的地方。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的遗存，显示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强烈联系。中国科学院专家在水洞沟发掘出来的精美饰品比山顶洞人的饰品早7000年。水洞沟地质剖面的标准程度几乎达到了完美境地。如此集中、如此密集、如此完整的文化地层，全国找不到第二家。水洞沟遗址的学术地位、科研价值将越来越重要，其保护意义将越来越大，水洞沟将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第一遗址……截至目前，水洞沟遗址已经出土文物4万多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大致分两类，一类与欧洲旧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接近，代表物有尖状器、圆头刮削器等；另一类石制品则秉承了华北旧石器时代传统，代表物有雕刻器等。这种东西方文化共生的现象在中国考古遗址里非常独特。就数量而言，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多数属于前一类，接近欧洲的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通过对水洞沟文化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学术界已基本认为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
当你来到这里，在断崖的下部，如果仔细寻找的话，你可以从中发现石器、石片、骨骼和灰烬。水洞沟的石器，是用十分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的。这说明水洞沟人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根据生活需要，打制出各种用途的石器，如制成一侧或两侧有刃的“刮削器”、一端锐利的尖状器，还有沉重的砍伐器。他们制造的石器，器形稳定左右对称。特别是有纵背的定叶形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中实为罕见，属水洞沟具有显著特征的器形之一。
颇具重要意义的是，在水洞沟遗址中，有稍加磨制穿孔的驼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穿孔海甜等器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最近，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朋友，假如你有兴趣了解史前“宁夏人”的生活，了解那蛮荒时期的瑰丽，不妨亲临一下水洞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