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焉。吾兵与虏战，众寡不相敌也，使众寡而相敌，人犹以为虏胜，何者？南北之强弱素也。盖天下之势有虚实，用兵之序有缓急，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辨也。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故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又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
，又曰：“形之所在，敌必从之。”
今虏人之所备者，山东也，京师也，洛阳也，关中也。其备山东者轻而京师洛阳关中则重也。彼山东者，于燕甚近而其民好乱，天下有事，虏人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计不知此而轻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三人相搏，殴其心则手足无全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志。故某以为兵出沭阳则山东可指日而定，山东已定则河北可传檄而下，河北已下，则燕山者某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
虏人沿边之兵不满十万，使召兵而来又必十万（若乘其不备则不及召兵），二十万之众，较其数则多，然其边僥阔远，势能分之使备我则寡。将战之日，大为虚声，务使之分，命一使于川蜀，曰“收复关陕”，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聚兵而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荆襄，曰“洒扫陵寝”，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召山东之兵而俱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淮西，曰“御营宿卫”，声言直趋京师，若为羽檄交驰、车马旁午状以俟天子亲驾者，彼必竭天下之兵而南，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又令舟师战舰，旌旗精明，金鼓备具，遵海而行。四路备兵，势分备寡，内郡空虚，盗贼群起，吾之阴谋又行，援我者众。虽有良平，不能为之谋矣。
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衮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着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彼沿边三路兵将，北归以自救耶？其势不得解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反攻之。当是之时，虏人狼顾其后，知为巢穴虑而已，遑恤他乎？故曰：“燕山者，使塞南门而守也。”今之论兵者，不知虚实之势、缓急之序，乃欲以力力，以首争首，寸攘尺以觊下，譬之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其败可立待也。惟详择毋忽。
其七
正取之计已定，然后谋所以富国强兵者：除戎器，练军实，修军政，习骑射，造海舰，凡此所以强兵也。其要在于为之以阴，行之以渐，使敌人莫吾觉耳。
至于富国之术，民无余力，官无遗利矣，国不可得而富也。兵待富而举，则终吾世而兵不得举矣。虽然，某有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苟从其可惜者而惜之，则国不胜富矣。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三年矣，其见于施设者，费不知其几也：城和、城庐、城扬、城楚、筑堰、募兵，建康之寨，京口之寨，江阴之寨，与夫泛使赂遗，发运本钱，其它便业造是、恩泽赏给、不可得而纪者，合千有余万缗矣。一岁之币，三年而郊，又二万矣。岁币郊祀之费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其它得已而不已者为恢复计也，然而于恢复之功非有万分一也。非有恢复之万一而费之，则费为可惜矣！若规模既定，断以三岁而兴兵。未战之岁，取是数费而聚之；当战之岁，岁币可绝也，郊祀可展也。如是而得三千万缗矣。今帑藏之储又仅二千万，合五千万缗而一战，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其次则宽民力：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盖恢复大事也，能一战而胜乎，其亦旷日持久而后决也。旷日持久之费，缓急必取之民，凡民所以供吾缓急、财尽而不怨、怨甚而不变者，以其素抚养者厚也。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
今世之所病者，深根固本则指为迂阔不急之论，从事一切则目为治办可用之才。国用既虚，民力又竭，求强其手足而元气先弱，是犹未病而进乌喙，及其既病也则无可进之药，使扁鹊、仓公望之而去者是也。
其八
方今之论，以为将有事于中原，必先迁都建业。某以为有不得已而必迁者，有既迁而又当迁者，又有不可得而迁者，不可不知也。
不迁则不足以示天下之必战，中原之变也必缓，吾军之斗也必不力，深居端处以待舆地之来，是谓却行而求前，此不得已而必迁者也。
所谓战者将姑为是名耶，其亦果有志于天下也？姑为是名，虽迁都建业徒费无益；志于天下，虽迁建业犹以为近。何则？人主破天下庸常之论，图天下难能之事，而又阴得其所以必胜之权，不躬犯艰难而决之，天下有不信吾心而殆吾事者矣。向之城扬、城庐，费累百万，其实甚无益也。腐缣败素，染而紫之，价必十倍。异时有急，敕庐、扬为车驾东西巡幸地，以决三军胜负之数，则城庐、城扬真恢复大计也。此既迁而又当迁者也。
天下无事，扌晋绅之论，人人得以自尽：“主上方以孝养治天下，北内晨昏之问不可得而远也”；“国用方虚，民力方困。千乘万骑、百司庶府，一动而百费出，迟留岁月无从而给也。”苟扌晋绅之论以是而相持，上之人必无说以见此，此不可得而迁者也。
两敌相持，见之以弱犹恐为强，示之以怯犹恐为勇，见强示勇敌必疑惧，敌既疑惧吾事必去。故先事而迁，是见之强而示之勇也。两敌相持，士未致死，天子顺动，亲御鞍马，隆名重势猝压其上，三军思奋，斗必十倍。国势惊乱，变必内起。此古英雄之君御将决胜之奇术。故先事而迁，是兵未战而术已尽也。吾未战而迁建业，万一虏因是而迁京师（逆亮是也），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凡吾所以未战而求胜者，以中原之变为之助也，虏迁京师，胁以兵力，中原之民必不敢变，中原不变则战之胜负未可知也。故先事而迁，是趣虏人制中原之变也。此未可得而迁者也。
参四者而论之，则大计见矣。某以为宜明降约束，以禁传言迁都建业者，姑少待之。异时兵已临淮，则车驾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如是则扌晋绅之论不见持于无事之际，敌国之重不及虑于已战之后，最为得计。
其九
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女冒，有位者相轧，旧交愿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故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武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胜商杀受，诚在于此。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
右某所陈皆恢复大计，其详可次第讲闻也。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不胜愚者之多而智者之寡也，故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虽然，某尝为之说曰：“今之议者皆言‘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某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为南北，吴不能以乱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取中原而陈亦终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故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庐、东郭俱毙而已。”某以谓吴不能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欲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其位，其心盖侥幸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不交，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十数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不可以南北勇怯论也。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某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某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曩时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是犹怀千金之璧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