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庄子·人间世》
手拿朝笏躬身下拜，这是做臣子的礼节，别人都如此，我怎么敢不如此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则不会吹毛求疵了，这就叫随大流。
不少人对“识时务”持有贬义心态。认为这是两面派、狡猾者的代名词。这里，我们要澄清对识时务的认识。识即认识，时务即做事、行动的原则。识时务者之所以能成为俊杰，是因为他们能适应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生存方法与发展方式。
骨头太硬的人和骨头太软的人都无法识时务。骨头太硬的人，不懂得人生应伸屈自如，因此对于低处的机会视而不见；骨头太软的人，永远也站不起来，根本没有伸的时候，因此对于高处的机会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复杂多变，从求得生存的观点来看，识时务有两种用意。
第一种是防患于未然，并且捷足先登。也就是说，你必须时时注意环境的变化，并搜集别人的看法，研究判断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样便可避免伤害的产生，并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先期获取利益。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政治圈里，认清时务都十分重要。而事实说明，成功人士都是识时务者，醉生梦死的人很少能够成功。
第二种是通权达变，转危为安。也就是说，在面临危机时，你必须评估各种处理方式对你的影响，并采取对你最为有利的决定，而“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最常被人使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位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的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可是他很快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十分粗鲁。他决心改变鹦鹉，于是每天对着它说礼貌用语，教它文雅的词汇，给它放轻柔的音乐。
几个月过去了，小伙子发现他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鹦鹉依然脏话连篇。小伙子生气地冲着鹦鹉喊，那鹦鹉反而喊得更响。
一天，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把鹦鹉扔进了冰箱里。开始的时候，鹦鹉还在冰箱里扑腾、叫喊、咒骂，后来却突然安静了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
小伙子害怕鹦鹉被冻坏了，于是马上打开了冰箱。
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到了小伙子的肩膀上，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很抱歉我让你生气了，以前我做得不对，现在我要痛改前非，请你看我的行动吧！”
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原因何在？不是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才气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他们往往不务实，不识时务，自许清高，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厉害，自己可以凭才华打天下，不需要看别人的态度行事。殊不知，这是自己不得志的根本。
“识时务”的本领越是深厚的人，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则不易成功。试想，一个只知道自己做事，不顾他人的人怎么能得到升职机会。就算做了上级而不懂得与下面的同事处理好关系，这也是个不会长久的上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会让我们感到处在人丛如入狼境，不过，识时务的人是不太容易栽倒的。
清代有名的政治家曾国藩就经历了从不识时务到识时务的过程。
曾国藩刚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一种出不畏强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拜相入阁，而敢于与各种势力搏斗。他尊奉孔孟之道，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把“以天下为己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当作人世拯世的指南。有一个故事表明了他早年为官的这种指导思想。
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曾国藩带领的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闻之大怒，欲整治绿营兵，属下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曾国藩不听，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绿营兵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兵。绿营兵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强，平时练兵“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绿营兵的行径，曾国藩早就看不惯了，刚好发生了这个事情，曾国藩二话不说，举起了整顿的大刀。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兵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与鲍起豹不和，也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结果和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站不住脚，被逼到了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不久，曾国藩又来到了江西，在江西他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他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官员们联合参劾他，使他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正在曾国藩焦头烂额的时候，父亲逝世，他于是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曾国藩反思自己历年来的行为，想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了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很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错在哪里。
想了一年之后，曾国藩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了“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的真谛。别人都如此，我怎么敢不如此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
其实，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怎能学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呢？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同治元年（1862年）5月28日，曾国藩在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娇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从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混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这种开始通人情、识时务的改变，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的转变可以看出，识时务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是有才华又识时务的人。不识时务，能成“小器”，能成“中器”，但最终成不了大器，即成不了顶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