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天津小站练新军起家，慢慢成为一代枭雄。而推溯源流，袁世凯的成功与张之洞荐举有关。1895年7月，张之洞在《荐举人才折》中评价袁世凯说：袁世凯果断干练最适合做武将。虽有些傲气，办事有些鲁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正是亟待进行军事防备之时，吸收人才是当务之急，文官懂得打仗的又不多，如果给袁世凯机会，让他专心军事，今后有所成就，以便利于时局。
后来袁世凯在戊戌、庚子间，以权术引导，逐渐蛟龙出水，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为当时人所关注。在清末的重臣中主要有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
李鸿章于1901年、刘坤一于1902年相继离世。张之洞和袁世凯便成为在清末政局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清末新政的一些重大举措都是在他两人联衔上奏后得到清廷批准的。两人在所辖地区推行新政也得力，堪称清末新政的南北两大支柱。袁世凯曾称赞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规划宏大，进而扬言“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大有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中“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气魄。
但是由于张之洞性格沉稳内敛，袁世凯则性格急躁冲动，性格上的迥异，使得时间长了以后，两人慢慢有了摩擦，而主要矛盾的产生还在于1902年的一件事情上。
那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专程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他的目的本是为了与张之洞搞好关系。当时张之洞很高兴，设宴接风，宴后，又屏退左右，两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当袁世凯正谈得起劲时，却突然发现张之洞不知何时，已经倚着椅子的扶手低着头睡着了。袁世凯只得轻轻告退，并嘱咐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
按照制度，袁世凯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般总督出入辕门都须鸣炮表示欢迎，炮声一响，张之洞惊醒了，自知失礼，急忙追到下关，向袁世凯表示歉意，相约以后再见。
第二年，张之洞从武昌北上入京觐见时，路过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与属官设盛宴款待张之洞，把他奉为上宾，当袁世凯亲自率将领属官举杯为张之洞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呼呼大睡，这次使袁世凯颜面扫地。因为有众多的手下在场，所以袁世凯认为张之洞是存心傲慢，是故意想让自己在属下面前失去尊严的，从此他对张之洞心存芥蒂。
其实这是袁世凯不知道张之洞的生活习惯，而误会他了。张之洞性情怪僻，起居没有规律，每天下午2点开始睡觉，到晚上10点开始工作。所以他幕府中的人及臣僚有事，大多都在半夜前来请示，甚至有时到天亮才能被传见。总督府中的总文案每天到署中办公，都是在晚上10点以后。他常常和张之洞商洽公务谈到次日黎明。藩臬两司如果在上午谒见，有时遇到张之洞精神疲倦、身体无力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厅等候，而不马上进去，因为他们知道张之洞这时需要休息，通常一等就是数小时之久。道府以下属官，有的竟等了好几天也见不到他人。有时与客人谈话还没谈完，张之洞就忽然入梦，有时还会鼾声大作，将客人搁置一旁。客人不好意思惊动他，只得退出。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
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详细报上，瀚章因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马上奏复：如果把张之洞的这些行为说成是优点的话，那就是说他通宵工作，勤奋不懈；而如果把它们看成是缺点的话，生活无规律，作风散漫。既然他一直没有误过事，这些生活小节就不必计较了。李瀚章将此事敷衍过去了。
张之洞的确是不拘小节，他最爱吃新鲜水果、糕点、蜜饯等东西，案桌旁常放着一个小桌，上面放置着十多盘各种水果和糕点等，以备他工作时随手拿过来吃。每天吃正餐时也要备水果及多种中外美酒，张之洞总是先以果类伴酒，喝完酒再吃饭。他不喜欢坐着吃。总是蹲在椅子上靠着桌子吃。
一次，他的堂兄张之万在写给胞弟张之京的信中提到：张之洞饮食起居，特别杂乱无章，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养猫，卧室中常常有几十只猫，他总是亲自给猫喂食。猫有时尿在了他的书上，他就自己拿出手帕来擦干净，他也不嫌脏，还对身边的人说，“猫不懂事，不可责怪它们，如果是人这样做，就不能宽恕。”
无论如何，张之洞、袁世凯毕竟同是汉族权臣，都是清末新政中的主角，他们之间虽有芥蒂，但因为同受满洲贵族的猜疑，所以他们两人刚入京时，交往颇多。但袁世凯对张之洞，表里不一，而张之洞虽然觉得袁世凯揽权无忌，奸诈阴险，但从大局出发，在一些小事上并不与之计较。比如张之洞刚来北京时，居所不定，当时袁世凯居住在东安门外北洋公所，他告知张之洞说他还有一处院落在锡拉胡同，地方不远，可以借给张之洞居住，于是张之洞就搬到锡拉胡同去住了。
可是袁世凯却暗中吩咐看门的让他每天都要把来见张之洞的宾客姓名都报告给自己。起初，张之洞并不知晓这件事。
一天，袁世凯看见有个从外省来的客人，就问客人说：“你已经去拜见张之洞了吗？”客人回答说：“还没有。”袁世凯说：“怪不得，我昨天看登记本，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后来，那人把这个情况都地告诉了张之洞，张之洞却泰然自若，并没太放在心上。
辜鸿铭在《清流传·倒马桶》中比较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区别时有这么一说，丁未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
有一次，袁世凯会见驻京德国公使时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个幕僚把这话转述给辜鸿铭，觉得是得意之说。辜鸿铭对那个幕僚说：“对呀！但是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那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不需要学问。”辜鸿铭的意思，是说袁世凯不学无术，不会给国家和朝廷办好事。辜鸿铭的话毫不掩饰他对袁世凯的憎恶之情。
张之洞在湖北主持的新军，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虽然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他们之间相差很远，张之洞作为一个相差很远的封疆大吏，他把编练新军看成是国家自强、抵御外侮的关键举措，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环节，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热衷于玩弄权术，招揽兵权，把北洋军变成了“袁家军”，最后演变成一个害国害民的大军阀。
尽管张之洞与袁世凯之间嫌隙渐生，但张之洞在关键时机还是救了袁世凯一命。
张之洞与袁世凯虽然说在朝中地位差不多，但由于张之洞城府很深，所以没有明显的政敌，处境比较平稳，而袁世凯则因曾反叛过光绪帝，被皇族系统深恶痛绝。据说，光绪帝临死前留下遗诏：对袁世凯“时机一至，立予处斩”。光绪帝之弟载沣任摄政王后扬言为兄报仇，必诛袁世凯而后快；更重要的是，作为汉官的袁世凯占据军政外交要津，权重震主，为亲贵集团所不容。这样，光绪帝、慈禧死后，袁世凯立刻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张之洞非常了解唇亡齿寒、相辅相成的意义。他虽对袁世凯炙手可热的骄横颇觉不快，但他意识到，亲贵们除袁的根本目的是排斥汉官，所以就对袁世凯有同病相怜的感情。因而，1907年6月，梁鼎芬专折奏请罢免庆亲王、权臣袁世凯时，张之洞对梁鼎芬的这个折表示反对，认为“朝局杌陧，鄂吏不能为此言也”。
后来，当隆裕太后和载沣准备杀袁世凯的时候，张之洞又竭力劝阻。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隆裕太后召见各位大臣，载沣在侧，太后宣布了袁世凯的罪状，说当初帝后不和，国政失调，都是袁世凯一人从中挑拨离间所致，所以应该对袁世凯处以极刑来谢天下。
当时诸王大臣都默不敢言，只有张之洞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极力为袁世凯辩护，他说袁世凯没有能力离间帝后，而且袁世凯身负重任，许多军事重地，也都是他的势力所在，处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张之洞还说，当前皇帝年幼，情况紧急，这种情况下不能急着诛杀大臣，否则就会动摇国家的根基。只要罢了他的官，把他赶出北京就行了。听了张之洞的话，载沣没有说话，于是朝廷马上命令袁世凯开缺回籍“疗养”。这种比较缓和的办理，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势力的火拼。
张之洞推荐袁世凯，为袁世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次救了袁世凯，却为清朝灭亡种下了祸根。张之洞用心良苦，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可以说，在阻止载沣杀袁世凯这件事中，张之洞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谏阻杀袁世凯，是从维护清朝政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汉满矛盾考虑，他事后曾对人说：“如果杀了袁世凯，那么朝廷就等于是给杀官罢吏开了头，就可能带来不小的忧患。我不是为袁世凯着想，而是替朝廷盘算。”
智与愚、巧与拙是两组相互矛盾的概念。人人都渴望成为智者、巧者，而厌恶拙者、愚者。但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如果仅这样看问题，就会简单化。张之洞怎么做？他走在智与愚、巧与拙之间。
成功箴言
有人曾比较过张之洞与袁世凯这两人，说张之洞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无学有术。其意思是张之洞有学问没有权术，袁世凯虽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狡诈百端，权术很多。实际上，袁世凯的权术是歪门邪道，耍点小聪明而已，张之洞则属于大巧若拙，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