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占据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头三把交椅的理论性思潮分别是：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其中尤以结构主义最为复杂和多变。
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大陆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它引起了西方世界对18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文明与理性的普遍怀疑。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与高速发展日益加剧了世界之不可知与无秩序的思考，引发了人之无理性的悲观怀疑情绪的高涨。
作为对西方世界“无系统”“无结构”等等不可知论的反拨，20世纪的20年代，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以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为诞生标志）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诞生（以“布拉格学派”（或称“捷克结构主义”）1920年出现为标志）了。“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290，坚持认为客观世界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结构主义试图通过对结构的感知来建立一个关于客体事物的结构模式，进而达到对客体的认识。
（第一节）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结构主义涵盖范围较广，由于其内部思想的歧异性和观点的前后不一性，乃至于自我归属流派的不定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本章所讲内容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诞生并在60年代的法国大行其道的、以罗兰·巴特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为核心的社会思潮，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包括三个方面（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文艺理论和当代法国人文思想运动291）的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深层次是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理论追求。
一、结构主义思潮的总体特点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指涉的是如何去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模式。其认识论基础是：如果人的行为或者产品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一定有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或者程式系统。简而言之，世界是由关系而不是事物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在既定的语境中，一个事物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的本质不在其自身，而是在于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事物只是构成了这个既定关系的一个要素、一个基本单位，并为这个关系所决定。
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本身是自足的、封闭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借助结构之外的任何其他因素。皮亚杰指出，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是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节性。292内部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成分的结构有自己的内部联系；联系产生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构成这个体系的规则，它具有转换性；而且由于新的材料和因素的不断出现，就需要结构本身还能够对自身进行调节，这种自身调节性使结构各因素具有了规则的自维护性与平衡性。
二、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
结构主义思潮很明显地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了把语言作为系统和结构来研究的观点。在索绪尔看来，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种要素所组成的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其中的每一个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实现的。从而使得一种语言所表达的种种概念须由它所存在的结构和系统来决定，因而该结构的各个组成成分只有和结构融为一体才可获得意义。如果要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其目的就是要找出它所用的语法规则，找出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形式主义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的起始。”293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认为：结构主义“关于叙事理论的着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归功于俄国形式主义。”294尤其重要的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在间接295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那里学习语言的研究模式的过程中，对雅各布森语言活动的“诗歌性”研究、隐喻和转喻的二元对立模式研究、对语言的六种功能的分析，将语言学和诗学紧密结合等方面的理论借鉴很多。而把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引见到法国的“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也正是在雅各布森的影响下产生的。
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直接继承者的布拉格学派，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移居布拉格时就开始产生。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JanMukarofsky）的理论坚决反对文学作品“内容”（content）和“形式”的划分，同时还认为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建构一个文学作品的演变系列。他弃“形式”而用“结构”之表述，是因为“结构”建立在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所组成的内在统一上，这种不仅是各个部分的肯定性的相关、一致和协调，也包括它们的矛盾和冲突。
三、甄别法国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
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与前者的主要区别在两者的逻辑起点之差异。首先，相比于法国结构主义的集中性，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学术理论比较驳杂，有种兼收并蓄的态势，其中既有逻辑哲学、现象学的思想踪迹，又有语言学、文学创作的实践背景；而法国结构主义就有着较为集中的理论渊源，它从布拉格结构主义开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维就在其中占据着主导位置。其次，俄国形式主义与现象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看作语言中的意识的倾向，且有按心理学模式和意识内容来划分文学成分的因素；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则早已“不是利用心理学尺度，而是直接从语言学逻辑进行借鉴”296的思潮了。
四、结构主义文论的发展历程
在形式主义和现代语言学的共同作用下，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推动和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巴黎迅速发展起来。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巴黎出现了一批以某些着名人物、着作或论题为中心的松散组织。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托多洛夫和雅各布森等名人和“认识论俱乐部”、“太凯尔”（TelQuel）等激进的理论社团。二是以60年代罗兰·巴特与经院式实证主义批评领袖皮卡尔（R.Picard）间的论争为标志，一大批具有针对性的批评着作297纷纷面世，扩大了结构主义文论在法国的影响，而且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热拉尔·热奈特等人的叙述学、符号学等的研究也卓有成效。
7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更为深入，其文学研究分化为结构主义的诗学研究、叙述学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等三个方面。其中结构主义者把文学活动和言语行为结果都看作是一段文本，认为文本结构和话语结构尽管是给定的，但同时也是被构成的。
与此同时，对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和固定不变性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罗兰·巴特与德里达等理论家开始逐步从颠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整体观和系统观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认为文本是一个具有无限开放性的“话语编织物”。从此，结构主义开始“多元化”并发展到后来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但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与方法依然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总体看来，法国结构主义以所谓的前、后“四子”298为主要代表人物。而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拉康与罗兰·巴特合称为结构主义“五巨头”。但具体来看，阿尔都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德里达是属于后结构主义的，而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又都不承认自己的结构主义身份。所以说，该思潮本身有着文论家对自己理论性质的独特理解与认定，在归类上便具有了难以一通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五、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具体特点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石。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在于：1、前者将文学作为具有自身规律的系统进行研究，认为一个语言成分应当按照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而不是按照某种因果规律进行解释，从而使得文学研究摆脱了文学史和传记式批评的羁绊；2、结构语言学提供了很多可供文学研究之用的必要概念（诸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以及“历时性”和“共时性”等）；3、前者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原则。因此说，结构语言学从理论源泉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将结构主义笼归到一起。
研究目标是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结构主义文论不再将文学看成是一种再现或交流的东西，而是看作一系列语言形式，核心研究这些形式是顺应了还是违逆了意义的生成。在研究文本意义生成过程的同时，确立或发现文学范式。换句话说，它是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它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与英美新批评的瑞恰兹对“意义”（语义）的重视遥相呼应，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也重视对“意义”的研究，但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文论关注的核心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过程而非意义本身。
屏蔽作家的主体身份。结构主义文论把阅读本身看作一种文本参与活动，强调阅读过程的重要作用。因此作者的地位在阅读活动的强大冲击下被遮蔽下去。一种文学要素的意义在于读者把功能299赋予那个要素的可能性。一个词、一个比喻和一段对话所具有的意义，是通过与那段特殊文本中的其他要素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而获得的。因此，作者只不过是一个创造了一个等待意义充实之系统和结构的角色而已，对文本的解释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个性化理解和诠释，因此，罗兰·巴特就有“作者死了”的判断。
文学研究之任务：文学何以为文学之程式。在结构主义看来，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成立。结构主义的核心品格是：把文学本身不再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本，而是看作一种秩序、一种结构、一种话语，文学研究就是寻找文学研究的恒定模式和文学中的深层结构，或者说寻找一切文学言语背后的文学语言，建构文学的元话语。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把对结构的分析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程式的探寻作为主要目的，例如早期的罗兰·巴特，以及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就是如此。
（第二节）结构语言学与结构人类学
一、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
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20世纪最着名也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根据其在日内瓦大学教授语言学时的手稿与学生笔记编辑整理而成。他的语言学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建立共时语言学
1、区分言语和语言。索绪尔认为，人类言语活动分为言语和语言两层次。言语，是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譬如说出来的话和写下来的句子。它是一种个人行为。语言，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应的语音、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是一个完整结构，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则或惯例。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在言语活动中，言语和语言这两个层次相互关联，互为前提。一方面，要使言语能为人们所理解，首先必须有一个被参与言语活动的各方共同掌握的语言系统，否则，言语活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一种语言，又必须有言语实践，语言是言语的产物。语言与言语的核心区别在于：语言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其关系正如语言是象棋游戏规则，那么言语就是具体的某一棋局一样。棋局不是规则但必须遵守规则；规则超越棋局却又只能在每盘棋局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人类言语活动的展开是以语言结构为规约的，人们在利用语言进行交流时，所言与所听皆为言语。千差万别的言语活动得以实现的那个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是人所公认、明了且遵循的规约，也正是它使得言语活动的目标得以实现。
2、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意义来自于结构。为了对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言语和语言进行区别，他的分类为“历时-言语”、“共时-语言”。他说：“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300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言语的历时性发展所构成的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演化。而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从语言的现时用法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项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所展开的共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301。相比于历时性语言学，索绪尔更强调建立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语言更是一种客观的现时存在，只有集中于某一状态，排除历时的干扰，才能深入到它的系统内部去了解和描述它。
很明显，索绪尔对言语、语言的区分和对于共时语言学的强调，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强调了任何具体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表情达意之能效皆源自于那个超越于其上的语言系统，即结构。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系统和它的内部结构的注意。
（二）划分语言符号之“能指”与“所指”
作为语言结构基本成分的语言符号，索绪尔认为，它“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302而且，作为“所指”的语言符号的“概念”与作为“能指”的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的结合才成为语言，能指与所指是同时存在的。
对于能指与所指间的联系，索绪尔强调其任意性（当然这是指该关系最初形成之时）。从符号的生成过程来看，人们用某个音响形象指称某个概念，除了文化上的约定俗成之外，能指与所指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并非某个概念本身决定着它一定具有某个音响形象。对此，索绪尔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303也正由于“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决定了语言符号的意义。
（三）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