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将女权主义批评直接引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这次大的运动被称为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而第一次浪潮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尤以1920-1928年的英美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为高潮之标志。我们知道，第二次女权运动与60年代末期西欧的学生运动是紧密相关的，当然，美国人民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呼吁公民待遇的运动等都对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声势壮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次女权运动把关涉女性教育、就业和福利等的政治、文化各领域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为可贵的是把这些都提升到对女性的本质和其文化结构的思考的高度。“它包括一名妇女应该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么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478。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第二次女权运动所触及的范围的广度、层面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很多方面都有旗帜性的号召和引导作用。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方面可以概要如下：
分析、发现并批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由来已久的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同样在很多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顺应大的话语背景而有意无意出现的性别歧视。当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它的批判就又给女权政治运动提供了甚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样，明确的政治观点与女权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学新观点间就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着名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巴巴拉·史密斯在谈到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时说：“合乎逻辑地起源于黑人女性运动，同时它又为参加运动的妇女贡献自己的思想”479。女权主义批评的形成同时也要归功于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480换句话说，男权主义理论与批评本就包含了对自身的解构，其集中表现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60年代末所兴起的西方文论大转向，直接从批评思路和批评方法等方面启迪了女权主义。当20世纪20年代前后兴起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50年代前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等强调“规则”、“秩序”的批评在60年代末遭遇问难时，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离开文本而将读者的作用唤醒，随后其他同期文论便开始走向消解作者、文本的权威的路子，其中解构主义尤其卖力，何况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影响日增。女权主义批评正是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这种深刻变动时多方吸收各派的理论营养，从中获得了有力而多样的思想武器而登上批评舞台的。其中新批评所注重的文本细读法给了女权主义批评以从男权主义话语中寻找性别歧视的细节的方法；而解构主义则为女权主义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尤其是给了女权主义批评家向男权中心主义者发起攻击的理论依据。
另一个是女权主义批评从20世纪前半期一些先驱者在争取女性权利与地位时所阐释的理论与观点中汲取批评的营养。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先驱是英国的弗吉尼娅·沃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德·波娃。以意识流作品《墙上的斑点》等闻名的沃尔夫不仅在创作方面而且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方面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以《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等为代表的诸多文章，以极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研究思路，沿着女性文学的独特路径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思考，留给60年代女权主义批评以多方面的启迪：（1）肯定了女性文学有独属于自己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传统，这些都是不同于男性文学的，妇女应当将它们找寻回来而非一味地依赖于男性文学的遮盖和笼罩。为此，沃尔夫挖掘并追述了18世纪以来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许多妇女作家以及她们长期所遭受的排斥乃至遗忘的事实，并以沃尔夫自己的切身体验肯定了这些女前辈所开辟出来的文学道路，从而为妇女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中争得了一席地盘。（2）沃尔夫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481。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个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相对抗，而且也可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一定程度而言，这是与巴赫金那种将两者糅合的“和解”思想相通的，是初步意识到在“男性”和“女性”这两者中，单方面地强调和突出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导致不和谐与偏执，而最为理想的、“最正常、最适意的”是“精诚合作”。这一观点所投射出的远见卓识，在女性主义批评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3）沃尔夫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角度入手，进而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一方面，妇女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而其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积累必然受到削损而不如男性广博；另一方面，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限制，进而其情感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和排遣，其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实现，其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便也无法得到充分展示。当然，它们也都限制了妇女创作的发展程度与速度。这是其社会学式的批评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对后来女权主义批评的铺垫与启示。
而《第二性》（1949）作为西蒙·德·波娃（1908-1986）在女权主义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以其对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密切关注而着名，进而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被奉为“宝典”。该两卷本作品的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而其下卷则主要以描述当代妇女从少至老的实际生活经历为基础，研究她们的共同身心状况与生存处境，认为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而并非“先天生成”的，也即女人先天与男人本无所谓差异，“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482这一“女人形成”论对全世界后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第二性》认为，蒙泰朗作品中的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用她们来映衬被当作超人一样描写的男人的高尚，波娃认为这是一种因果颠倒的描写；劳伦斯的作品虽强调只有男女的完美结合才会有完美的性生活，但又将男性看作引导者而女性只能顺从，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男性骄傲；克劳代笔下的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们只是充当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在赞美女性时仍将其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虽然能用更为人性化的眼光去审视妇女，但女性最终仍须依附于男性。由此看来，正是波娃首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种种“女人的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名为赞美实为歪曲的描写。
但沃尔夫认为女性作者的作品中的女性不应当过强，这样有损作品的美感；波娃又难免以男性眼光来观照女性及其创作。所以，这二人作为女权主义批评的初创者，难免有着不少草率和缺漏的地方有待后来者弥补。
二、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批评中，与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分占半壁江山的英美派的发展里程，明显可以划归到三个时间段里去。第一期是以凯特·米勒特为代表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第二期是以卡普兰、莫尔斯、吉尔伯特、格巴和肖瓦尔特等人为代表的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试图构建女性文学史；第三期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表现为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构建与少数族裔（如黑人族群、同性恋族群等）女权批评纷纷涌起，对于这一时期的相关内容，我们将放置在本节的第四小节中专门介绍。
（一）第一期：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
美国着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1934-）独特而具一定代表性的生活经历给了她体验女性在社会上的独特角色以生活基础，而其所受之教育又给了她表述这一体验并进而对自己的理论予以总结的机会。米勒特的母亲和她们姐妹三人遭父亲遗弃的经历，以及母亲在工作上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对米勒特本人的个性塑造和思想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1970年米勒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的出版成为女权主义批评界的重要事件。因为该书很快成为该年度的畅销书并在读者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该书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也使她一举成为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
该书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评男性的父权制社会。作者选用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性政治”，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表达了作者对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认识；第二部分“历史背景”，概述了19至20世纪女权斗争及其对手的命运；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集中剖析在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四位男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这部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提出“性政治”理论。
作为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早期最重要的理论性着作《性政治》的作者，米勒特在书中指出，性别集中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所认同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比阶级、种族等更具有政治意义。占据“性政治”理论核心位置的“性政治”这一概念，其实并未直接牵涉社会政治事务，它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米勒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如果单从女性的被统治角度来讲，《性政治》的确是以“政治”问题为核心的；但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是以性别来划分的。
2、性别斗争史。
从历时的角度，《性政治》将其考察对象“性别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予以回顾和分析。作者米勒特着手从1830年开始分析，她认为1830-1930年是“性革命”的百年历史，表现为早期女权运动的大幕徐徐拉开。书中着重分析了时下的理论界和文学界都对这一政治斗争有着不同的关注，但此时的女权运动斗争是有着策略上的局限性的，运动的失利“是因为它没有足够深入和彻底的层次上对男权制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没有触动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483。
因此，二战结束后，性政治斗争的实质就进入反革命阶段。男权制的统治“又重新组织成为新的、更加适用的统治形式”484。同时，米勒特分别分析了战后德国纳粹和前苏联模式下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反动：在意识形态上大力推崇妇女的工作机会，为了增加人口，政府甚至通过立法来禁止避孕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思想界的反动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她认为“最强大的反对分子”485就是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在战后的美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其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对女性以“被阉割”来界定，这恰好迎合了当时男权意识形态的需要。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的心理特征具有被动、自虐和自恋的倾向，甚至推崇在阴茎和智能间存在着固有的关系：女性的“缺失”使得女性在智力上是低劣的，因而对文明不但不会有贡献而且还敌视文明。对此，米勒特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强制女人去‘适应’她们的地位”486。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一方面强调了男性在“阳物崇拜主义”指针的引导下变得更加固化本已坚硬了的男权意识，另一方面将女性禁锢在落后、低智商乃至当作敌视文明和阻碍人类进步的靶子树立了起来。其消极性作用是无以复加的。
3、性政治运用于文学。
对于“性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米勒特认为，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都集中表现了女性被征服、被鄙弃的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米勒特着重分析了四位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Miller）、诺曼·梅勒（NormanMailer）和让·热内（JeanGenet））的作品。
（1）劳伦斯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男性体验的普通进程”487。①在《儿子与情人》和《虹》等作品中，表现了男性从开始对母亲和女性神秘的歌颂，转变为对女性“歇斯底里的仇视”和“最残酷的人身攻击”488。②在《阿伦的权杖》、《坎加鲁》等作品中，表现了男性实施统治的欲望和对女性性器官及女性整体的仇恨。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则发展到极端，创造出一种以阴茎为图腾的宗教，“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让它国际化，甚至制度化”489，从而实现了男性拯救女性乃至整个文明的自我膨胀。因而，米勒特称劳伦斯是“最具天赋、最热情的性的政治家”490。
（2）米勒的作品具有一种男权文化的发泄功能。米勒特认为，亨利·米勒的作品充满了对女性的亵渎，她们作为绝对的性的存在形式，仅仅具备简单的生物的性质，是“一团肉”、“一条蛆”，是“没有脚的玩偶”。而男性却同时具备文化和理智。米勒特认为，在米勒的作品中，“对性的对象进行侮辱，这其中的愉快似乎比性本身更加令人陶醉。”491性成了一种欺骗和操纵的游戏，而这一切所需要满足的，主要不是性的本能，而是男性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