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实质而言，肖瓦尔特的这一文化视角是在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受到人类学家埃德汶·阿登那（EdwinArdener）夫妇提出的女子文化模型理论影响较大。
阿登那在其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中发现：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有着一定的重合（叠），但又并未完全被（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所包含。其具体内涵可以图示如下：
阿登那用“失声集团”这一表述法指出了语言和权力两方面存在的对抗。也即女性必须通过男人主宰的语言才能说话，然而月牙形的（残缺的）“野地”可看作女人的空间，看作女性经验或形而上意义的象征。在一些女权批评家看来，“野地”成了真正以女子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艺术的所在地。肖瓦尔特对阿登那用“野地”来表示“失声的”妇女地位，是肯定的。但她并不同意一些女权批评家提出的要创造出自“野地”的文本，建立出自“野地”的女子文学理论，她认为：
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在我们称自己为批评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女子创作是‘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
对于“女子文化模型”，肖瓦尔特的观点有三：A、写作女子既不在男性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她们同时在两种传统中，是主流中的潜流。他们只能拥有离开主宰文化的相对自由，而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且还要受到其他文化的制约。B、一个主宰集团可以确定多个失声集团，譬如一个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文学属性就由男性白人主宰集团和失声的女子文化、失声的黑人文化几个集团形成。因此，“女性中心批评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标出女子文学属性的确切文化方位，描述穿过个别女作家文化田地的诸种力”508。C、女子写作文化模式对于一向被男性主宰文化控制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解构”，这是其对女性批评的应用价值所在。因为女性批评家可以在看到女性写作的文学作品当作双声话语来读，在“主宰”故事背后发现“失声”故事，使一直隐没在背景或阴影中的另一情节和意义被彰现出来。
（3）女性亚文化观点的强调
肖瓦尔特出版于1985年的《女性之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虽然不是文学批评专着，但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仍有深化。作者借用精神病学与文化理论，探讨了英国文学、文化传统中女性生理、心理上的内在连续性，这部着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领域内的延伸。
肖瓦尔特在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重点变化是注意了以前女权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书名中“姐妹们的选择”就是美国黑人妇女缝被子的时候的一种图案的名称。该书专门研究美国女性文学历史，书中仍然贯彻了她早先的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强调“确实存在不同的妇女文化，这是妇女在生育、养育子女中的互相帮助，是她们分享感情，甚至是她们之间产生比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时更强烈的情欲。”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内容广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高度赞扬了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宣称由此“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509。
综观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贡献，其核心线索是：开掘女性文学传统并重估——建立女性独立的文学史——揭示女性作者间的关系，鼓励女性团结以抗父权中心霸权。目前，英美女权主义批评仍沿着跨学科的女性文化研究层面上继续发展。
三、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受法国雄厚的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影响，法国的女权批评与英美女权主义批评不同的是：缺少对文本批评的仔细关注而多的是理论思辨。尤其是将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拉康关于欲望与语言关系的精神分析学和德里达的“延异”之解构哲学作为其核心出发点，对其理论在借用的基础上予以修正和挪移，把目标集中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上，具有更多的“解构主义”的氛围。代表人物有三：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Kristeva）、艾莱娜·西苏（HelenCixous）、露丝·伊利格瑞（LucyIrigaray）。
（一）克利斯蒂娃
朱莉亚·克利斯蒂娃（1914-）原籍保加利亚，在法国获博士学位，得到过托多洛夫、戈德曼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指导和帮助，她广泛学习、研究当代西方各种重要的学术思潮的成果和方法，形成了她自己独具一格的理论范式。
1、从语言、文化角度分析，认为女性地位不可界定，借以消解父权制之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她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之外”510，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男性规范的田地，界定女人同界定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511，她认为要界定女人，实际上就是把女人当物看待，从而贬低了女性的价值与地位。
2、以符号学颠覆男权中心。克莉斯蒂娃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认为拉康之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秩序紧密相连，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等密切相关，因此，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实际是隐藏在象征语言之内、组成语言的异质与分裂的层面的体系，是颠覆并进而超越象征秩序的，它如同女性既处在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男性社会的排斥而至于其边缘的性质一样，她的符号学，因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
3、赞扬母性伟大而并非如波伏瓦之母性功能有罪。克莉斯蒂娃认为母性之生育始终与文化活动相一致，因为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女性能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她从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将母性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因为在她看来，怀孕和生育这一独属女性的特殊过程“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512。
（二）伊利格瑞
露丝·伊利格瑞（1934-），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语言学家。伊利格瑞出生于比利时，1969-1974年间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期间，与拉康关系密切。1974年其博士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发展了精神分析和哲学的女权主义批评，引起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乃至争论，其《他者女人的反射镜》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批评精神分析学
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里，她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后者：（1）没有考虑到自己话语中的历史和哲学的决定因素；（2）本身被无法分析的无意识幻想所控制；（3）是父权制的产物，它反映了一个不承认母性价值的社会秩序。依此为出发点，伊利格瑞做如下几方面的论述：
（1）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弗洛伊德的菲勒斯偏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被广泛接受为普遍的真理。实际上，精神分析学对它的假设是盲目的。同时，她也从拉康理论的内部去批评其理论，认为拉康理论有着反历史主义和菲勒斯至上的父权制观念，她强调，在拉康的镜子（在这里镜子是指理论或话语的镜子）中看到的女性是残缺的“洞”，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特征。女性是反映男性欲望的他者，是男人随意交换和变更的对象。
（2）妇女的欲望被误解，其心理现实并未被真正触及。伊利格瑞指出，从女性的角度看，男性器官并不是宝贵的、可嫉妒的对象，因为女性拥有多个器官。精神分析学的欲望只是男性的欲望，妇女的欲望却被误解和扭曲。因此，她认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无法准确合理地触及妇女的心理现实。
（3）要求打破父子传递霸权，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伊利格瑞回顾了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将女性的范围和属性被逐渐锁定了下来，女性被定义为非理性的他者或客体。对此，伊利格瑞主张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她认为必须打破精神分析学的父子传递模式霸权，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
2、语言学方面的探索
语言学对伊利格瑞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在自己的第一本书《精神错乱者的语言》中充分展示了用精神分析研究语言学的成果。她认为，精神分裂或错乱者的症状可以在其话语的句法结构中表现出来，具体表现诸如句法规则的打乱，具体情况下的失语现象等。
（1）语言中自我定位导致性别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她确信，性别身份与语言运用中的“自我”定位有着被规定与规定的关系。进而她认为，男女正常语言中，不是生理决定男女语言的差异，而是在拉康描述的以男性为主体的象征秩序中，语言首先确定了男女身份的差异，就是这个被首先确定了的外在身份才决定了男女语言的差异。为了明确自己的“社会决定语言实践”观点（即男女在语言中的自我定位导致了性别差异），伊利格瑞在其1977年出版的《非一之性别》中申述了自己以下几个要点：①男人在语言中占据主体位置，把自己设计为话语或行动的主体，而女人则倾向于把男人和世界放在前面而消隐自己，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②第一人称代词“我”，在女人而言，并不必然表示为女性身份；③女人在说话时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比男人更富感情更具主观色彩，她们的话语可能掩饰了她们的主观情感；④女人更可能从事对话，更看重人际关系，而男人则更看重自己和世界（客体）联系。
（2）女性使用男性语言往往会失去自我。伊利格瑞把女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和话语表达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拥有多个性器官（阴户、子宫、乳房），其性欲特征是多元的，因而其心理特征也是双重的、包容性的、流动的，这决定了女性独特的语言表达：“她说起话来没有中心，他也难以从中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用理性的逻辑来衡量，那些矛盾的话像是胡言乱语”513。但是，女性的这些非理性、无逻辑、思维散漫等语言习惯受到男性价值观的贬低，既然如此，她倡导建立一种非男性的话语模式。
（三）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艾莱娜·西苏（1937-），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她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犹太家庭。她创建了法国第一个女权主义研究小组，并创办了女权主义文学刊物《诗评》。西苏受解构主义影响而拒绝给女性写作这个一贯被人争论的问题下定义，她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写作是女性用身体来突围的方式
在传统被父权制美学所控制的语境中，妇女缺乏真正的写作与讲话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妇女应当开创一种反叛性的写作。西苏认为这种以写作来突围的方式主要包括：（1）写自己的身体。因为妇女的身体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女性用身体来写作则可以接近其潜意识的本原力量。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写作具有用身体突围的意义。（2）写作是女性生命力的张扬，具有革命性。因为写作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爆发出来，不仅使得女性的身体产生快感，还能激发起反压迫的力量，并借此来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进入被历史书写的范围。（3）诗歌语言最能表现女性被压抑的潜意识。她认为诗歌语言可以颠覆普通语言，其不讲究逻辑和理性的随意性正好是潜意识领域的精妙展现，而潜意识领域正是被压制的妇女们得以生存的地方。
2、“双性写作”理论
西苏认为，女作家的作品未必就是女性的，可能是地道的男性写作，相反亦然。比如让·热内男性作品就具备着女性特征。西苏认为她提出的女性写作是具有“双性特征”的写作。这一双性不同于传统上的双性，传统的双性是中性的，试图消除差别，抹杀个性，达到一种“完整”的存在的幻想，而在西苏自己看来，“我提出的是另一种双性，在这种双性同体上，一切未被禁锢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表现论的虚假戏剧中的主体都建立了他和她的性爱世界。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一致性”514。
四、其他女权主义批评
（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是与黑人妇女遭受到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分不开的。经受双重压迫体验而写出的黑人女性文学在“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515。
1、巴巴拉·史密斯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的主要观点是：（1）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把女权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与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2）她努力寻找、开掘黑人女性创作的传统，要求“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3）呼吁女权主义批评家不要受白人男性创作标准的限制。
2、苏珊·威利斯
苏珊·威利斯着重从“团体”、“旅行”、“情感与性欲”三个主题考察黑人女性文学。“团体”与黑人妇女作家的母亲一代相关，“旅行”与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相关，“性欲”是表明反传统的性爱观正在形成。
3、迈克多威尔
迈克多威尔认为：（1）应从白人女性批评家那里获益；（2）范围应从主题、意象扩展到语言；（3）纳黑人男性文学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二）女同性恋女权批评
由于对何为“女同性恋”的界定久不确定，因而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的问题历来就存在着严重分歧。过于狭义化或过于泛化的理解都有失偏颇，莉莲·费德曼将两者调和起来认为：“‘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