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沪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那前后，刚为了已故诗人徐志摩的未亡人小曼的生活问题，日日在和徐新六，宋春舫，邵洵美诸先生商谈，小曼还住在福煦路的那一间后门临马路的住宅里。“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小曼那里，坐到了十二点过才回我的静安寺路的寓所，同路者，还有邵洵美和李青崖的两位先生。
在前几天，上一位十九路军的干部家里去吃饭，我们还谈起这一个问题，敌人的无理要求的问题；知道是中央一定只有屈服的一条路，大家还垂头丧气，狂饮了一回闷酒而散场。
所以以各方面的情形来推测，总以为这一次，又该是十九路军倒楣，除退出上海外，别无法子的。中央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中央，而敌人又是如此贪酷凶暴的一个敌人。
所以在“一二八”当天的晚上，一直到夜半，我们这些沪西的住民，还没有晓得是在天通庵近边，已发生了战事。
二十九的早晨，情形就大不同了，上海三百万的住民，都被拂晓的飞机大炮声惊醒，个个磨拳擦掌，想和敌人拼命，当时谣言蜂起，有说是租界当局，在偏袒敌人的；有说是中央投降日本，派兵来夹击十九路军的，所以租界上的住民，尤其是一般智识阶级，都是悲愤填膺，想和政府，和租界当局，也来一个严厉的武装谈判。
当时的大概情形，在一九三二年，记得曾经写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影像虽则还历历在目前，但与这一次的徐州战事，九江战事，武汉外围的战事来一比，却觉当时的沪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前奏。
一阵战乱初期的兴奋状态过去之后，是清醒的工作时期了；第一，我就开始去探听寄寓在北四川路的许多友人的下落。因为在这中间，有鲁迅的三弟建人，被敌人打伤的谣言，所以开始就去找寻鲁迅。
探问了三天，终于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楼上，找着了鲁迅全家；我们以后，就打算做一点实际可以帮助这次抗战的工作。
征求物品、金钱，输送医药材料、军火、钢盔、手榴弹，以及救护伤兵难民等等，已经有人在分头去做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大力，所以先只写了些文字，在域内的报上；后又由全体的文化工作者联名发了许多向世界各国文化团体及作家，邀请共同打倒暴敌的宣言和书简。当时巴比塞还没有过世。罗曼·罗兰，纪德，以及俄国的作者协会，都有了回电，寄来了主持公道正义的文章，于是出一小型定期刊物的计划，也就草草的定下。这时候在上海的中共执委，负宣传之职的人，有两个，一是余泽鸿，一是广东梅县的青年，由他们那里，更传来了许多东方大学的同志的消息，以及他们的论文，决议案等，所以，出刊物的兴致，更加浓厚了；印刷，发行，以及征稿等事，是由姚蓬子在那里跑的。
我的寓居，也成了一个变相的难民收容所；在四川路寄寓的许多没有钱的文化人，都上我这里来做食客了。这时候，田汉住在打浦桥，丁玲住在法界尚贤堂后的一条横街上，我们日日见面的，就是这几个人。
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候也会放声大哭。每天总一早就起床了，晚上要闹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上床。有时候也有坐到天亮的日子。像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了停战约定签字的时候为止，接着，又是高丽志士击毙敌酋白川的一场风潮。
因“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非要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试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是敌人的惯技。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来提防。小儿病的发作，无关大计的局部小问题小意见的磨擦，以及为个人的名利打算的攻击与拥护等，都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引擎。我们先要把目光放远大来，充实我们的实力，然后再有计划地来试行反攻。近代战争是多方面的。兵火战之外，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也同样的重要。凡此种种使我们在平时原已经看到的弱点，经“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证实，尤其觉得是铁样的事实了。而最可痛的，是同胞中间的那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的不容易拔除；只想利用，或牺牲了他人来建筑自己的名誉财产的这一个倾向，在“一二八”当时也很浓厚，其后一直仍旧苟延下来，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斩草除根地去尽。
“一二八”的旧痛，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七年了；在这七年之内，我们虽则还没有得到能一口气吐尽郁愤的机会，但目下则倭寇死伤已经到了百万左右，倭国民穷财尽，崩溃就在目前，我们只教能坚持到底，再苦斗一年半载，甲午以来的耻辱，就可以一举雪尽。要紧的，不在开始，赛跑的决定是在终点。我们唯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心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