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一次征高丽失败班师的时候，隋炀帝已经开始部署明年帕第二次亲征，水旱灾害、民变蜂起并不能改变“圣人可汗”的决心。他看不起手拿刀枪的农民的力量，也没有看到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裂痕，一意孤行，御驾再出辽东，规模不减当年。但杨玄感起兵反隋，又一次使他的权力意志受挫，征高丽计划被打乱，而反暴政的农民起义被推向了新的高潮。
大业九年（613）正月过完元旦以后，丁丑（初二），隋炀帝令修辽东占城，以贮军粮，并且诏“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骁果即骁勇果敢之士兵，与府兵不一样。府兵是更番宿卫的义务兵役制，骁果则是募兵制，向社会广泛招募士兵。这一方面说明隋炀帝征讨高丽需动员大量兵员，原府兵已经不敷需要，而募及平民，还有一方面也标志着隋兵制发生重大变化。
为统辖指挥应募的大量骁果，辛卯（十六日），隋炀帝下令“置折冲、武勇、果毅、雄武等郎将官”。骁果分置左右雄武府，以武勇郎将、雄武郎将为正副长官，上属于左右备身府，有的更充当宿卫禁军。此时，他又下诏蠲免骁果之家的赋役，领骁果的郎将待遇也很优厚，吸引了很多富家子弟前来应募。
正月戊戌（二十三），隋炀帝宣布大赦天下，己亥（二十四），任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辅佐代王杨侑留守长安，拜京兆内史，允许以“便宜从事”的权力。敕代王待之以师傅之礼。到三月丁丑（初三），又“发丁男十万修复加固大兴城”。这些都是为远征高丽而先巩固根本所采取的措施。
隋炀帝又下诏恢复败将宇文述等人的官爵，让他们继续征讨高丽将功补过。隋炀帝对再次征讨高丽决心非常大，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真是恨不得一口把高丽吞下。
但是高丽真是那么好吃的吗？满朝大臣经上次溃败，不很放心。众大臣都认为隋炀帝不必御驾亲征，派一得力将领充当总指挥也就行了。但是隋炀帝却大为震怒，隋炀帝自视甚高，认为他办不了的事别人怎么能行？所以听不进任何劝告，一切仍按他的个人意志行事。
三月戊寅（十六日），隋炀帝启程，任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任命阴世师代樊子盖为涿郡留守。侯景之乱后由南人北，樊子盖父祖皆仕于南朝。樊子盖参加过平陈战役，后在边远州郡任职有政绩，受到隋炀帝的重用和提拔。
隋炀帝安排好一切，因此率后妃百官和大队人马兼程北上。夏四月庚午（二十七），渡过辽水，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战争又在隋炀帝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
但是二次征辽隋炀帝并没有什么新的招数，部署和第一次相同。陆路主力以宇文述为主帅，杨义臣为副帅，率大军渡鸭绿江直赴平壤。水路军仍由来护儿率舟师自东莱（胶东半岛）海路进发，期与字文述合围平壤。隋炀帝自率后路大军在后督战，其他各路军分道出击，攻掠高丽的城池。和上次不一样的只是“听诸将便宜从事”，隋炀帝收回了军事进止必须奏报，不许诸将专擅的成命。
大战开始，王仁恭率军进到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丽军数万背城结阵，王仁恭只率一千劲骑扑阵冲击，将敌阵冲垮。高丽军退回城中，婴城拒守，王仁恭于是指挥后续大军四面围攻，军威甚盛。战报传至行在所，隋隋炀帝十分高兴，遣舍人往王仁恭营劳问，赐以珍宝。
高丽方面则仍然采取坚壁清野，据城坚守的战术，隋炀帝亲自统率后路大军来到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下，重新布置围攻。攻防战斗打得无比惨烈。为克城立功，隋将郭荣甚至“亲蒙矢石，昼夜不释甲胄百余日”。隋炀帝也非常焦急，一方面派人“窥诸将所为”，督促他们拼命围攻，一方面经常亲临战场观战。
在辽东城下，隋军用楂、飞楼、地道、云梯四面俱进，但是高丽军民随机应变，顽强抵抗。攻了二十多天，仍没能攻下。隋炀帝于是命令士兵造布囊百余万个，贮满土，一袋一袋地推成阔三十步，与城齐的鱼梁大道同高、使士卒可以登而攻城。又让工匠赶造八轮楼车，更高出城墙，能俯射敌城内。隋军在城外围了一层又一层，用人海战术，连续进攻，势在必得。辽东城内危蹙数四，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在围攻辽东城的时候，隋其他各路大军也在按计划纵军深入，杨义臣、宇文述率军再次进至鸭绿江边。来护儿的水军也齐集东莱海角，张帆待发。高丽在隋数路大军的猛烈进攻下，其势已到了危亡之秋。但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形势突然发生逆转。
大业九年（ 613）六月乙巳（初三），在后方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造反了，并且逼东都，这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料想到的，这使隋炀帝精心策划并且调集了全国一切力量的灭高丽计划被全盘打乱，又一次受挫。为应付贵族杨玄感的反叛，隋炀帝只得马上停止正在进行对高丽的全面进攻，令各路军回还平叛。
隋炀帝又听说达官子弟皆在杨玄感处，担心因此动摇军心，更加忧惧，将老臣苏威叫到身边，第一次露出了恐惧之色，问：“此小儿聪明，得不为患乎？”苏威回答：“玄感粗疏，非聪明者，没有所虑，但是恐寝成乱阶耳。”苏威认为杨玄感成不了大事，但身为朝廷大官也起兵造反，担心引起其他人也相继叛乱，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不能控制。老宰相苏威头脑较清醒，他眼见这几年“尹役不息，百姓思乱”，希望以此警告隋炀帝息兵止役，但隋炀帝并未领悟。
戊辰（二十六），在隋炀帝身边又发生了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奔高丽的严重事件。斛斯政久知兵部机要，对隋军事部署内外情况十分熟悉，他的叛逆标志着隋军全部机密作战方案都泄露给了敌方。这对高丽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对隋军则是很大的损失。隋炀帝得知斛斯政叛变，大为震怒，即命将作少监阎毗率二千骑追击，但是不能追上。斛斯政据高丽栢崖城，阎毗攻了两天未能拿下，隋炀帝无可奈何，不得不命阎毗速退，阎毗在退军路上暴卒，年五十岁。隋炀帝对斛斯政恨之入骨，严厉查办其党羽，有高士廉平时与斛斯政多有交游，所以将他谪至边远。
隋炀帝改任裴矩知掌兵部机事，诏命宇文述等班师，令驰驿赴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又发诸郡兵以讨杨玄感，并派苏威为大使去安抚关中。由于苏威年老，隋炀帝又以其孙尚辇直长苏儇为副使，苏威之子苏夔早先已为关中简黜大使，出于关中门阀的苏氏祖孙三人俱奉使关右，足见当时隋炀帝对关中的牵挂，担心杨玄感挥师倾动根本，想利用苏氏威望安抚关中。一贯傲视一切的隋炀帝这时心里直打鼓，眼前的大敌不再是高丽，而是自己的臣下杨玄感，因此，他在辽东开始全面布置对杨玄感的围剿。
退兵是秘密进行的。六月庚午（二十八）夜二更，隋炀帝密诏诸将，令各引军速归，器械、军资、攻具积如丘山，帐幕、营垒，全部弃之而去，撤退时众心恂恂，争相夺路，乱成一团。诸道分散，人流滚滚，无复部伍，高丽人在城头上看见，聚为奇观，但是不仅未敢贸然出城追击。当隋炀帝御营都渡过辽水，高丽才敢进逼后军，杀走在最后的赢弱之卒数千。
在东莱尚未出海的来护儿闻知杨玄感反叛，自动放弃了出海攻击高丽的打算，速回师返救东都。
于是，隋百万大军又一次狼狈地退回。
关中权贵杨玄感的起兵，意味着隋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大分裂，分化出反对隋炀帝的集团，从而使反隋炀帝暴政的斗争掀起新的高潮。
杨玄感是杨素的长子，长得体貌雄伟。他自小喜欢读书，而且精于骑射，是一个能文能武的贵族公子。杨玄感因其父军功位至柱国，朝会时与父亲杨素同列于前排，受到隋文帝的器重，初任官即拜郢州刺史。杨玄感很有心计，常布置耳目潜察属吏言行，让部下不敢欺瞒枉政，吏民敬服。后转宋州刺史，以父丧丁忧去职。大业二年（ 606）起拜鸿胪卿，袭父爵楚国公，不久迁礼部尚书。
作为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官僚，杨玄感深刻地察知上层统治集团惊心动魄的倾轧。父亲身经百战，位居宰相，晚年受到隋文帝斥忌，和杨广夺嫡阴谋，而隋炀帝即位后又遭到猜忌，导致有病不吃药，期望速死。就是在其死后隋炀帝还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这话也传到了杨玄感耳里。叔父杨约晚年也凄惨，死非其所。一切都使杨玄感深为痛心，萌发出要复仇造反的强烈欲望。
父亲杨素死后，杨玄感像是换了一个人，变得更加深沉。他性情骄倨，倾心结交天下豪杰。弘农杨氏既是累世尊显的门阀士族，而在朝文武又多是父亲的门生故吏，杨玄感本人更喜好文学，有盛名于天下，使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杨玄感还虚襟结交怀才不遇之士，对朝中官僚子弟，杨玄感更是倾心结交，关陇勋贵子弟蒲山公李密与杨玄感更是“刎劲之交”。
李密字玄邃，是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弼的曾孙，父李宽为隋上柱国，号为名将。李密以父荫入仕，但是他认为大丈夫应以才学取官，于是闭门读书，拜国子助教包恺为师，受《史记》、《汉书》，尤其好兵法，励精忘倦，“绮襦纨绔，非其好也，屏居一室，势不营利”。除此之外，猛将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的儿子也与杨玄感情深意重。
对朝中官僚，杨玄感更竭力交结，例如任职民部尚书李子雄、兵部的斛斯政及司农卿赵元淑等，杨玄感送给他们金宝，潜谋寻找机会废黜隋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大业四年（ 608）从隋炀帝西巡，经过大斗拔谷时，暗怀深仇大恨的杨玄感曾经想乘机袭击行宫，被叔父杨慎制止。杨玄感的反逆之状曾为其堂弟杨岳察觉，杨岳曾上表“称杨玄感必为乱”，但是拿不出证据，隋炀帝没有相信，自后杨玄感更竭力伪装。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将举兵御驾亲征高丽，杨玄感假装积极，主动请缨求为将领，于是得到信任，颇预朝政。大业九年（ 613）第二次征高丽，隋炀帝命杨玄感在后方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督运军粮的重任，结果给了杨玄感造反的机会。
当隋炀帝率百万大军再次御驾亲征辽东，国内非常空虚，“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杨玄感遂和身边的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乘机造反。他特意滞留运河上的漕运，不按时发送，企图造成辽东百万隋军无粮断炊，由于饥馁而自动瓦解。隋炀帝遣使来催促，杨玄感又托辞水路多盗，船不可前后单独发送，必须武装保护，不仅按下粮船不遣，还暗中派家僮将从征辽东的弟弟杨万硕、杨玄纵召回，又密遣家僮往京师长安召弟弟杨玄挺和李密等人。为使部众听命，又遣家僮伪装使者，从东方来，假装水军总管来护儿因攻高丽失期而谋反，好以镇压叛军名义发兵起事。
大业九年（613）六月乙巳（初三），杨玄感入据黎阳城（今河南浚县东），闭门大索男夫，取船上的帆布为衣甲，署官属，都再次用开皇时的官号，移书傍郡，借讨伐来护儿为名，令郡县各发兵会于黎阳仓城。郡县吏有才干者，杨玄感皆以运粮名义召他们集中，同时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神为怀州刺史，经略州县。时治书侍御史游元也在黎阳督运军粮，杨玄感劝他一起造反，游元是北魏儒臣游明根之孙，注重君为臣纲的为臣之道，拒绝，杨玄感即将他杀了，这是杨玄感造反所杀的第一个隋官，但却是一个不该杀的清官。
杨玄感迅速从漕运船夫中选得少壮者五千人，同时选得江南丹阳、宣城篙梢手三千人，于是揭竿而起，聚众刑猪、羊、牛而祭天誓师，宣布：“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和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怎么样？”受苦役的民众听后激动得踊跃高呼万岁。杨玄感于是编整军队，有众一万，准备偷袭洛阳，但是所署怀州刺史唐祎却逃归河内，并且向东都告密。
正当举兵的时候，李密等赶到了黎阳，杨玄感十分欢喜，以为谋主。杨玄感问以行动方针，李密提出了上、中、下三计。
杨玄感对李密所呈扼隋炀帝辽东退路、直取袭取、长安东都上、中、下三策中，偏偏选中下策，的确如苏威所言，杨玄感性格“粗疏”，不是聪明人，成不了大事，如果能按李密上计，直取涿郡，扼制隋炀帝退路，也许一举使隋炀帝政权土崩瓦解。可惜杨玄感不能审成败，也可能对貌似强大的隋炀帝心存畏惧，而失去了置隋炀帝于死地的绝好机会。
杨玄感既采下策，因此引兵攻东都洛阳，又派弟杨玄挺率骁勇千余人为前锋，先攻河内郡（治今河南沁阳），但唐祎据城防守，杨玄挺攻之不克。东都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得唐祎报，十分惊恐，慌忙整顿军备。唐祎又督河内郡的修武县（今河南修武）民守临清关，使杨玄感军不得渡黄河，又让东都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杨玄感只好改从汲郡以南渡黄河，因为当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结果“从乱者如市”。杨玄感遣其弟杨积善率兵三千自偃师南沿洛水西取洛阳，同时派弟杨玄挺由白司马坡越邙山南攻洛阳，自己率三千余人为后路，自称大军。大军士兵多是农民役夫，所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很差。但这些农民役夫全痛恨隋炀帝的暴政盛情激愤，士气很旺。东都留守樊子盖派河南令达奚善来抵御杨积善，有众五千，其士卒虽多，但是士气低落，不明叛军底细，达奚善也很心虚，率军渡到洛河南岸的汉王寺扎营。次日，杨积善的军队赶到，官军见叛军来势不善，不敢交战，竟不战自溃，铠仗兵甲皆为杨积善所获。义军改善了装备，势力大增。隋裴弘策军来到白司马坡，和杨玄挺战，也一经接触就败走，铠仗兵器丢弃大半。杨玄挺也不追，先收拾战利品武装自己，之后整军收拾裴弘策残军。六月丙辰（十四日），杨玄挺军已直抵东都太阳门，裴弘策仅率十余骑逃入东都宫城，其它的士兵皆降于杨玄感。隋内史舍人韦福嗣被俘，杨玄感大喜，由于韦福嗣出身于关中门阀世家，是韦洗之侄，同杨氏为世交，杨玄感于是厚礼韦福嗣，置于左右与自己的亲信胡师耽共掌文翰。
杨玄感屯军于东都东面的上春门，常常向群众演说誓辞：“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现在不顾破家灭族而起兵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耳！”说得慷慨激昂，极富蛊惑力，听者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杨玄感又让韦福嗣代自己修书一封给留守东都的隋军主将樊子盖，历数隋炀帝罪恶，劝樊子盖倒戈。信中还提出要像霍光废昌邑王、伊尹放太甲那样黜废杨广，“废昏立明”。但是樊子盖由江淮寒素受到隋炀帝提拔，感恩戴德，收到杨玄感极富煽动性的信竟不为所动，因此加强城防，调遣军队出战。
但是樊子盖既非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由外郡刚调来任京官，人情不熟，东都官僚多对他有所怠慢，甚至有的不听调遣。例如裴弘策任官与樊子盖级别差不多，朝会同班，出城拒杨玄挺失利，樊子盖再命其出战，裴弘策竟不肯再出，于是樊子盖发狠心，下令推出斩首。国子祭酒杨汪小有不恭，樊子盖又想将其处死，杨汪叩头流血苦求才得免死，因此东都将吏皆震肃，不敢仰视，令行禁止。但是住在城外的达官子弟四十多人，听说樊子盖杀人立威，都不敢入城，并降于杨玄感。他们中有观德王杨雄之子杨恭道、虞世基之子虞柔、韩擒虎之子韩世号、来护儿之子来渊、周罗睺之子周仲、裴蕴之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等，都是关陇勋贵或新贵子弟，他们的父亲有的竟是隋炀帝左右心腹重臣。杨玄感十分高兴，悉委之以重任，又收兵得五万余人，因此分兵五千守慈硐道、又派韩世号率兵三千进围荥阳，派顾觉率五千兵攻取虎牢要塞，虎牢守军投降，杨玄感因此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镇守虎牢。杨玄感初起就取很大胜利，力量在不断壮大。曾经任民部尚书，随来护儿水军出海征辽的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因受隋炀帝猜忌，也从东平羁旅逃到杨玄感军中，杨玄感很是高兴，委以重任。
但是杨玄感没有达到攻取东都的目标，尽管挑选精锐攻城，然樊子盖婴城拒守，城高坚固，杨玄感一时不能攻克，形势对己已经不利。此时，留守京师长安的代王杨侑已派刑部尚书卫文舁率步骑七万来救东都。
远在辽东的隋炀帝是在杨玄感起兵后约半个月才接到奏报，退兵的时候即令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大将军虎贲郎、屈突通将陈棱乘驿传快马先行，发河北郡县兵以讨杨玄感。来护儿在东莱得知杨玄感诬自己而谋反，围困东都，大怒，立即召部下商议回兵援救。同时令其子来弘和来整乘驿传向隋炀帝奏告，而这时隋炀帝已回返涿郡（今北京市），已下敕派来护儿回救东都，见到来整、来弘兄弟，十分高兴，赐来护儿玺书道：“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枭此元恶，期在不遥。”来护儿遂加快了行军步伐。
一个月内，隋各路讨逆大军即四面向杨玄感围来，杨玄感马上丧失了起兵之初的战略主动，由于不用李密上策，使隋炀帝得以腾出来调动军队部署对叛乱的镇压。
杨玄感在东都城外，吏民从之如市，但“至于郡县，未有从者”，附近隋地方政府并没有像他原来指望那样传檄而定。东都城内樊子盖一次又一次顶住了杨玄感的进攻，军心也趋于稳定，对于东都留守来讲，坚守待援即是胜利，但对于杨玄感来讲，拖延时间就是失败。
在强大隋军四面合围的严峻形势下，杨玄感没有考虑向山东农民起义军靠拢，共同推翻隋炀帝暴政，事实上处于孤军作战的窘境。然而自视甚高的杨玄感并没有察觉自己的危险状况。杨玄感自得韦福嗣，委为心腹，言听计从，没再专任李密。
另一个被杨玄感信用的关陇勋贵李子雄也无良策，竞劝杨玄感速称尊号当皇帝，杨玄感问于李密，李密认为此非所急，又陈言请杨玄感实施中策，早定关中，但是杨玄感只是笑而止之。
此时，从长安来的卫文昇军已攻到洛阳城北，屯于金谷，杨玄感率精锐来攻，卫文舁由于众寡不敌，又多次中计，死伤大半、频战不利。虽杨玄感不善于谋断，但作战勇猛，每战都亲运长矛，身先士卒，喑鸣叱咤，所向摧陷，人们都将他比为项羽。而且善于抚慰部下，因此每战皆捷，众至十万，但其弟杨玄挺却在阵战中不幸身亡。隋将卫昇经苦战得脱，屯兵于邙山之北。而这时隋陈棱军已经攻破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斩杨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屈突通率军屯于河阳（今河南济源东南），字文述率大军继其后，杨玄感这才感到恐惧，问计于李子雄，李子雄请杨玄感分兵拒敌。于是杨玄感发兵拒屈突通，但是大军刚开拔，东都城内樊子盖即开城袭击杨玄感营寨，掩护屈突通军安然渡过黄河。这样，杨玄感西拒卫文昇，东拒屈突通，但是樊子盖却又出城袭击，杨玄感军屡败，死者数万人，处境更加危险了。直到这时，杨玄感才同意考虑李密所提出的中策。因此在七月壬辰（二十日），杨玄感下令解东都之围，集合军队十多万西取潼关。隋卫文昇、宇文述、来护儿、屈突通、周法尚等合军共多万，紧跟在后面追击，此时，杨玄感已相当被动了，其所信用的韦福嗣也趁乱潜逃，到东都自首去了。
卫文昇、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等隋军于太原布阵，杨玄感走槃豆，两军对峙亘延五十里，杨玄感一日三败，且战且行。八月壬寅（初一），杨玄感又布阵于董杜原，隋各路大军联合进击，宇文述同来护儿列阵于前，屈突通以奇兵掩袭杨玄感军以后。杨玄感失败了，部众溃散，杨玄感只率十余骑奔走上洛（今陕西商县），至葭芦戍时，其部只剩弟弟杨积善与他徒步而行，杨玄感明白不能逃脱，绝望之余对弟弟说：“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 ”杨积善抽刀砍死了哥哥，然后自杀，没有死，被追兵所俘，与杨玄感首级一同送往涿郡。
杨玄感所署河南道元帅韩相国率十多万众转战至襄城（治今河南临汝），得知杨玄感兵败的消息，部众溃散，韩相国被隋吏所执，传首东都。因此，杨玄感起兵前后两个多月，便大败而死。
隋炀帝在涿郡得到平定杨玄感的驿奏报，一块石头落了地，此时天气渐冷，隋炀帝起驾南返东都。虽然镇压了杨玄感叛乱，但是隋炀帝内心仍十分沉重，他的脸面已丢得干干净净，两次征讨高丽没成功，外国使者也走了，耀武夸示四夷却得了个这样的结果。隋炀帝不甘心，也不想认输，他感到无脸回东都，因此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涿郡的军资尚在，隋炀帝考虑明年再举，一定要挽回面子。十月乙酉（十五日），隋炀帝下诏改博陵郡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以下，给复一年”。这时越王杨侗等来高阳行在所朝见，隋炀帝任杨侗为高阳太守，又征卫文昇、樊子盖至行在所，赏赐极厚。没过多久，隋炀帝又让杨侗回东都任留守，自己留在高阳过冬。并诏陈棱往江南营造战舰，为明年再征高丽作准备，樊子盖、卫文界也都回任原职。
隋炀帝在高阳行在所对杨玄感叛党进行了严厉惩处，受株连者很多。杨玄感起兵是隋统治集团的一次大分裂，强烈地震撼了隋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从此无法收拾。
杨玄感大举义旗造反对隋炀帝来说，使他精心策划志在必得的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战争计划成为泡影，同时大大地动摇了其统治。隋统治集团公开分裂，杨玄感公开打出推翻隋炀帝的口号，要“废昏立明”，大扫了隋炀帝的威风，大大地削弱了隋炀帝的统治地位，客观上推动了农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让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由经济斗争转为推翻隋炀帝残暴统治的政治斗争，不再是单纯的避役抗税，剽掠资财。农民领袖纷纷称王称帝，敢于主动向隋军发动攻击，夺取重要城镇，反隋炀帝暴政的斗争因此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当时“山东遂大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例如河北有张金称、王须拔等农民军二十七支，多者十多万，少者也数万，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酋帅也有名称，或云乞见敌、嫌头才、勿惜死、彻春顽，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青特、白社、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这时，隋王朝在河北的郡县系统陷于瓦解。大业九年（613）八月戊申（初七），隋炀帝下诏：“盗贼籍没其家”，但是，也没有吓倒造反的农民。
此时，小股农民起义到处都有，“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残酷的镇压更激起了农民的抵抗情绪，起义迅速蔓延到岭南、江南和西北秦陇一带。八月乙卯（十四日），有陈填等率农民军三万，攻陷信安郡（今广东高要）。九月己卯（初八），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彭孝才举兵起义，山东济阴（今山东定陶西），人吴海流，有众数万。庚辰（初九），有梁慧尚率众四万，攻陷苍梧郡（今广东封开县）。丁酉（二十六），东阳（今浙江金华）人向但子、李三九聚众至万余。一个月之间，就有数起农民反隋暴政的起义在全国几个地区同时爆发。
响应杨玄感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刘元进十万农民军尽管未渡江北上，得知杨玄感失败后，也就是“转掠江左”。时有吴郡（今江苏苏州市）还俗道士朱燮，曾经任昆山县学博士，也率学生数十人起兵，苦役者“赴之如市”。又有晋陵（今江苏武进）民管崇隐居常熟，志气倜傥，自吹有王者相，被乡党捧为首领起义。隋炀帝让虎牙郎将赵六儿率兵马屯江都县扬子，分五营以防止江南造反者。管崇、朱燮共迎刘元进，推为盟主，占领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刘元进称天子，朱燮、管崇各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毗陵（治今常州）、东阳（治今浙江金华）、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建安（治今福建福州）豪杰多响应，杀隋郡县长吏，隋廷对江南郡县逐渐无法控制。
为了平息叛乱，隋炀帝又派将军鱼俱罗、吐万绪带兵南渡长江进剿江南农民军，刘元进率军频战，互有胜负。管崇、朱燮合军十万，退保曲阿（今江苏丹阳），结栅以拒官军，相持百余日，被吐万绪击败，后屯毗陵（今常州市），又失败，管崇等五千余人战死。子女被俘者三万余。隋军乘胜解会稽郡围，数战都胜利，恢复隋在江南的郡县。“然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刘元进退到福建境内，隋炀帝命鱼俱罗、吐万绪又一次进剿，但是士兵疲弊，吐万绪请求息甲稍作休整，明年春天再剿。
于是隋炀帝改任江都宫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渡过长江，进剿刘元进，刘元进率军拒战，杀官军数千，王世充后保延陵栅，义军各持茅草因风纵火，官军失败，窘迫中将弃营逃遁，突然风向改变，火势直扑义军，刘元进退走，王世充乘机反扑掩击，大破义军，自后连战皆捷，越杀越勇，朱燮败，刘元进死于吴（今苏州）。余众或者降或者散，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焚香起誓，约降者不杀，散走的义军原欲逃入海岛，据说王世充誓不杀降，相继出来投诚，结果被王世充全部抓了起来，活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多人。幸存者转相警告，复相聚起义，据险为寨，官军讨伐不尽。王世充杀人尽管多，却并未平息江南叛乱，仅使民变越来越多。而隋炀帝却认为刽子手王世充有将才，益加宠任。
隋炀帝在连续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命天下郡县和驿站筑城，加强防卫力量。大业九年（ 613）十月丁丑（初七），有吕明星带领的农民军数千入围攻东都，被隋武贲郎将费青奴击败斩首。此时，山东境内以长白山（今章丘县东北）为根据地的孟让、王薄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发展到十万余人，渤海格谦和孙宣雅也各拥众十万。格谦自称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四出攻击隋郡县，让“山东苦之”。
有的起义军直接把攻击矛头对准隋炀帝。河北唐县人宋子贤擅于幻术，自称弥勒佛出世，能变佛形，远近信奉者“日数百千人”，打算以召开佛教的无遮大会为名，举兵袭击隋炀帝高阳（今河北定县）行在所，由于密泄被捕遇害，他的党千余家受到株连被杀。佛教徒反隋炀帝的还有扶风（今陕西凤翔）桑门（和尚）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吸引大批信徒，京畿王辅地区的民众翕然奉之，即为大圣。向海明举起反隋旗帜，众整万，十二月丁亥（十八日），向海明和尚也自称皇帝，改元白鸟。隋炀帝诏派太仆卿杨义臣前往进剿。
此时山东章丘人杜伏威与临济人辅公柘亡命后参加下邳人苗海潮领导的农民军，被苗部众奉为主帅，杜伏威自立为将军，转战淮南，用火攻烧死进剿的隋将宋颢，力量一步步地壮大。
大业九年（ 613）这一年，农民起义向纵深发展，不仅广度上迅速超过以前，起义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而且就组织形式而言，也有显著的提高，不少义军突破保山守泽的框框，联合其他义军共同作战，屡次击破官军的围剿，使起义烽火越烧越旺。隋炀帝的残酷镇压也越来越凶，对造反民众的惩罚也更加野蛮。隋炀帝觉得犯上作乱必用严刑，不久前自己亲自主持修定的比较宽仁的《大业律》被抛在一边，要用严刑峻法制服民众的起义。但“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恐吓他们。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暴君剥夺，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民众只能以死相拼。面对暴虐的镇压，民众更加愤怒，举家老小成批成批地加入了农民起义反抗暴政的行列，导致“举天下之人，十分之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除西南四川地区由于受兵役遥役骚扰相对较少而比较安定外，全国东南西北已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
正因为“莫敢以贼闻奏”，隋炀帝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或是知道的很少。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年）以后，“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炀）帝皆弗之知也。 ”。隋炀帝受了群小之掩饰，未能知晓详情，同时，面对末日的来临，也不敢知。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年）十一月，晋阳举兵的李渊进入长安，立代王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在这时，虽在策略上并不肯定隋王朝，但在隋炀帝没有死之前，他身为隋臣没有敢遽自称帝。长安，地便形胜古已然，隋失长安也就失其根本。陈寅恪先生有言：“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因而丧其邦；唐高祖速据关中，因而成帝业，”李渊在长安立代王，其更代之心已昭告路人，然而隋炀帝无所了解，甚至连在身边保卫自己的禁军“久客思乡”，进而“人人欲亡”的动向，也置若罔闻，直到“四海土崩”的形势，隋炀帝也无意收拾，准备弃却两京而决议迁都，史载“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隋炀帝打算迁都到丹阳，坚守江东，下令群臣在金銮宝殿朝会上议论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觉得此系“善举”，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并不支持，主张请隋炀帝御驾返回长安，并和虞世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才忿然退出。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道：“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他的意思是，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可耕地较少，对内要奉养随驾的数万人，对外要供奉三军，百姓负担不住，恐怕最终一样要起来造反的。李才、李桐客等朝臣不支持迁都，旨在劝谏隋炀帝返归中原再兴大隋，然而，这不仅没能引起“望绝两京”的隋炀帝的正视，反而遭受污毁，御史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公卿都曲意阿奉隋炀帝心意说道：“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
随着隋炀帝南来的骁果多为关中人，长期客居在外，思念故乡之情日盛，觉得隋炀帝没有返回长安的打算，大部分人便在暗中策划背叛逃走。其中有个叫窦贤的郎将，他首先带领部下西逃。隋炀帝知道后，马上派骑兵追赶，抓到后马上斩首，然而逃亡的事并不能因此而禁止，此事令隋炀帝非常头痛。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向受隋炀帝的宠爱信任，隋炀帝派他统领骁果，驻守在东城。司马德戡跟他的好友、另一虎贲郎将元礼，还有直阁裴虔通商量，说：“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又说：“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我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乎！”他的意思是，现在骁果人人都想逃跑，我打算报告，又怕说早了，被诛杀，倘若不报告，事情如果真发生了，也逃不了全族被屠的厄运，何以为怀呢？又听说关内已经沦陷，李孝常献出华阴叛变，皇上囚禁了他的两个弟弟，打算处死，我们这些人的家属都在那里，能不担心这些事吗？元礼、裴虔通两人听了这样的话都大为恐惧，连忙问道：“然则计将安出？”有何好办法呢？司马德戡回答说：“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认为，倘若骁果逃跑，那么我们不如和他们一起跑。元、裴都支持说：“善！”于是互相结交同党。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人“日夜聚博，约为刎颈之交，情相款呢，言无回避，于座中辄论叛计，并相然许”。他们日夜计谋，即令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公开商议逃跑计划，并没有顾忌。有一位宫女听到后马上去报告萧皇后。”宫女便对隋炀帝说了，隋炀帝听后非常生气，觉得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斩杀了这个宫女。后来又有人向萧皇后报告，萧皇后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觉得天下事一旦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挽救了，没什么好说的，免得白让皇上忧愁！此后，再也没人敢去通风报信，说起外面的情况了。
赵行枢与监宇文智及一向很要好，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杨两人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素狂悖”，听此计划后，十分高兴。司马德戡等人约定在三月月圆，即三月十五日那天结伴西逃，宇文智及说：“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下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其意思是，皇上虽然无道，可是威望仍在，诏令仍有人执行，你们逃跑，将会与窦贤一样自己找死，现在，实在是老天爷要消灭隋王朝，各地英雄好汉，纷纷起事，同样心思要逃亡的人已有数万，乘此机会干一件大事，正是帝王之局面。至此，骁果勇士西归故里的反战愿望已被野心家阴谋地利用为政变的工具。
司马德戡等人赞成宇文智及的意见。赵行枢、薛世良建议拥护宇文智及的兄长、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当首领。拥立意见一宣布，大家都举双手支持。盟约签订之后，才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此人性格怯懦，反应迟钝，当听到政变计划后，脸色都变了，据载：宇文化及“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到了最后还是听从了众人的安排。
司马德戡想即刻将兵变计划向官兵宣布又担心人心不一，因此想了一个计谋来恐吓骁果，他对许弘仁、张恺说：“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人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酿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其意思是，陛下听说骁果武士想叛逃，正在酿制大量的毒酒，打算利用宴会时机，把骁果全部毒死，只跟南方人留在江都。此言一出，骁果武士都“恐惧异常”，互相转告，如此却加速了政变阴谋的进行。
义宁二年（公元 618年）三月初十，司马德戡召集了骁果军官，告诉他们将有紧急行动，军吏们异口同声说：“唯将军命！”一致拥护司马德戡的决定。当天，忽然刮起大风，天气阴暗，白昼好似黄昏，司马德戡偷出御厩马匹，武器早已在暗中准备好了。傍晚，元礼、裴虔通等，在皇宫殿阁值班，专门负责殿内安全，唐奉义负责关闭城门，唐奉义和裴虔通等相约好，所有城门半掩着并不锁着。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结数万人，燃点起火把，与城外相呼应。
此时，隋炀帝在宫中看到了火光，也听到宫外面的阵阵喧哗声，便询问发生了何事。裴虔通欺骗道：“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当时宫城内跟外界隔绝，隋炀帝没有办法进一步核实，也就信以为真。宇文智及与孟秉在宫城外面集结了一千多人，劫持了巡夜的候卫武贲冯普乐，部署兵力分头把守街巷。燕王杨恢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在深夜，从芳林门侧的水洞，进入宫墙，走到了玄武门，假称有病，说：“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回辞。”其意思是，我突然得了急病，马上就要死了，请让我当面向皇上告别。裴虔通等人不仅没有替他通报，反而把杨恢关禁起来。
三月十一日，天还没有亮，司马德戡把军队交给裴虔通，接替宫城各门卫士岗位。裴虔通从城门率领数百骑兵，进入成象殿，护殿士卒大声喊道：“有贼！”于是，裴虔通马上返回去，下达命令关闭所有城门，只开东门，驱赶殿内所有禁军卫士出城，大家感到情况不对，纷纷放下武器往外逃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裴虔通说：“何物兵？形势太异！”不知谁的队伍，怎么有点奇怪。裴虔通告诫说：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他的意思是，形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不关将军的事，请你小心些，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大骂道：“老贼，是何物语！”顾不上披挂铠甲，就率领左右侍从十余人一起拒战，很快就被乱兵杀死。独孤盛，是孤楷的弟弟。千牛带领殿内护殿士卒数百人，前往宫城玄览门，敲门呼喊道：“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其意思是，军队武器，全都齐备了，完全可以击破盗匪，陛下倘若能出来亲自督战，人心自然安定。否则，祸害就将临头。此时，门里一片沉寂，竟没有人答应，军士就稍稍逃散。政变军捕获了独孤开远，因敬佩他的忠义，又把他放了。早先，隋炀帝挑选了数百名勇猛矫健的官奴，命他们防守玄武门，称之为“给使”，用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对待他们非常优厚，甚至把宫女赏赐给他们。司宫魏氏深得隋炀帝信任，宇文化及等人与她交结，由她作内应。那天，魏氏假称圣旨，放全体给使出宫，因而仓促之际，玄武门没有一个“给使”在场。
在隋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势下，宇文氏兄弟篡夺政权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事变之后，怎样处置隋炀帝，怎样率领骁果勇士，却是他们无法逃避的问题。’依照历史旧剧的样子，宇文氏兄弟可能有两种选择，其一，拥隋炀帝西归，也就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二，废隋炀帝，整军蓄力之后争霸天下，所谓“后发制人”。下面就来看看宇文氏兄弟是怎样运用他们的策略的。
司马德戡等人领兵从玄武门进入宫城。隋炀帝听到政变消息，急忙脱下皇帝衣服，换上普通服装逃到西阁。裴虔通与元礼率军攻击东阁，魏氏把门打开，政变军进了永巷，询问：“陛下安在？”有位美人出来，手指西阁。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冲上去，隋炀帝隔着窗子，问令狐行达说：“汝欲杀我邪？”令狐行达回答道：“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说完扶隋炀帝，走下阁楼。隋炀帝当年还是当晋王之时，裴虔通是他的左右亲信，而此时，隋炀帝一见到他，便对他说：“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裴虔通答道：“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其意思是，我裴虔通不敢谋反，只是为了将士们想回家，打算请你回京师罢了。隋炀帝即刻解释说：“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其意思是，朕正打算回京师去，只是因为上游的运粮船还没有到，才一直拖延，现在与你们一道动身回去吧！裴虔通一听此言，就领兵守住隋炀帝。
天亮后，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吓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有人前来晋见，他只会手扶马鞍，不敢抬起头来，连声说道：“罪过、罪过。”宇文化及到宫城门前，司马德戡把他迎人金銮宝殿，尊称他“丞相”。裴虔通对隋炀帝说：“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 ”其意思是，文武百官都在金銮宝殿，陛下要亲自出去慰劳。裴虔通把自己所骑的马拉过来，逼着隋炀帝上马，隋炀帝嫌马鞍与缰绳破旧，不肯上马。裴虔通命人换过好几个新鞍新缰，隋炀帝才上马。裴虔通一手牵着马缰绳，一手提着刀，走出宫城门，政变军大为兴奋，欢声动地。宇文化及见隋炀帝骑马出了城门，非常恼火，大声斥责道：“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其意思是，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干什么？还不带回去赶快下手。隋炀帝见现场的紧张气氛，非常恐惧，急着要找他的宠臣，问道：“世基何在？”政变军将领马文举回答道：“已枭首矣！”政变军又遵照宇文化及的旨意，再将隋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司马德戡等拔出兵刃，站在一旁。隋炀帝叹息道：“我何罪至此？”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其意思是，陛下背弃皇家宗庙不顾，只管无休止地巡游，对外频频发动战争，对内极尽所能的奢侈荒淫，导致强壮的男人都死于刀箭之下，妇女儿童的尸体填满水沟山谷，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专门任用花言巧语的奸佞，粉饰太平，不听取纳谏，这怎么能说没罪！
严厉的谴责，对隋炀帝有所触动，隋炀帝自己也有所醒悟，可态度却还很强硬，他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觉得自己确实对不起老百姓，可对于你们这些官员，荣华富贵，应有尽有，而且都到了顶点，为何还要如此待我？今天如此，谁是主谋？司马德戡回答道：“溥天同怨，何止一人！”意思是，整个天下的人都在怨恨，岂只一个人之所为！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宣布隋炀帝的罪状。隋炀帝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觉得封德彝是知识分子，不可能干此种事的。封德彝一听隋炀帝的发问，觉得惭愧，羞红了脸，退了下去。
隋炀帝最疼爱的幼子、赵王杨杲，才十二岁，在隋炀帝身边一直嚎啕大哭，裴虔通举刀一挥，砍下赵王杨杲人头，鲜血飞溅到隋炀帝的衣服上，政变军正要向隋炀帝动手，隋炀帝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觉得皇帝自有皇帝的死法，怎么可以死于刀锋下，隋炀帝命人取毒酒来。马文举等人不答应，令狐行达抓住隋炀帝领口，猛的一按，按得隋炀帝跌撞坐下。隋炀帝感到很绝望了，于是解下自己的丝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就用这条丝巾绞死了隋炀帝。
当时，隋炀帝自己预料到会有遇难的一天，经常携带一瓶毒酒在身边。他对所有宠爱的美女说：“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等到乱事真的来到，找毒酒时，左右早就四散逃掉，竟然找不到。萧皇后和宫女、宦官，拆掉漆床上的木板，做成棺材，把隋炀帝与赵王杨杲一起停柩在西院流珠堂。
对于宇文化及弑君太宗曾经作过评论：“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其意思是，隋炀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没有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反而去作叛逆弑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吗？我说此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让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隋王朝皇恩最深的大臣子孙，后来都举兵反隋，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唐太宗就此问题询问岑文本，岑文本回答说：“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其意思是，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如此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原因。唐太宗很同意这种分析，觉得宇文化及是“小人”。这也就是说，隋炀帝是受“小人之害，因而，唐初将隋炀帝迁葬于雷塘。
隋江都太守陈菝寻找到隋炀帝灵柩之后，用宇文化及留下的车驾鼓吹，大概置备了天子所用的仪仗，把隋炀帝改葬在江都宫西面的吴公台下。当时遇难的三公以下大臣，都依次埋葬在隋炀帝坟墓的两侧。唐武德初年，又迁葬在雷塘。晚唐诗人罗隐的《炀帝陵》说：“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对于隋炀帝的葬地，有的材料觉得在陕西武功上营乡罗家堡，有的地图也标上了。事实并不是，《隋书·炀帝纪下》载文道：“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箦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棱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
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也数次提到隋炀帝的葬地在扬州。
《新唐书》载，武德三年六月，“癸卯，诏隋炀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为墓室，置陵庙，以故宫人守之”。
《资治通鉴》载，武德五年八月“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胡三省注曰：“雷塘汉所谓雷陂也。在今扬州城北平冈上。 ”《考异》曰：“实录武德三年六月癸巳有诏葬隋炀帝及子孙。此又云葬炀帝，盖三年李子通犹据江都，虽有是诏，不果葬也。”
《资治通鉴》一九八卷载，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日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萧皇后在隋炀帝死后，经历各种各样的波折，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死于长安，才又归葬扬州，这也可以证明隋炀帝的葬地确实在扬州。武德年间所谓改葬，充其量不过修饰一下陵墓而已。今扬州城北还有清阮元所题“隋炀帝陵墓”的墓碑。
隋炀帝每次出巡，都携带蜀王杨秀同行，此时杨秀正被囚禁在骁果武士大营。宇文化及弑害隋炀帝之后，打算拥护杨秀继任皇帝，政变集团首领人物都极力反对，于是诛杀了杨秀与他的七个儿子。接着又诛杀了齐王杨嚎与他的两个儿子还有燕王杨俊，隋王朝的宗室、外戚，不管老幼一律杀死。只有秦王杨浩平时和宇文化及经常有来往，宇文化及想办法保全了他。齐王杨嚎早年失宠于隋炀帝，父子一直相互猜忌。当隋炀帝听说政变消息时，情况不明，回头对萧皇后说：“得非阿孩（杨嚎乳名）邪？”宇文化及派人到齐王府诛杀杨嚎，杨嚎觉得是隋炀帝下令来逮捕他，还哀求说：“召使且缓儿，儿不负国家！”其意思是，钦差大臣请不要下手，儿没有对不起朝廷！政变军并不回答，把他拖到大街上，斩首，杨嚎最终也不知道杀他的到底是谁。父子之间的误会，到死也没能消除。政变军又诛杀了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晶、梁公萧钷等人还有他们的儿子。
当初，政变即将爆发，江阳长张惠绍飞奔向裴蕴告密，裴蕴于是跟张惠绍密谋，打算假称圣旨，由江都城外的军队逮捕宇文化及等。又因疑来告密者的消息不真实，便将这项建议压下来，未及时答复。转眼之间，政变爆发了，裴蕴又叹息道：“谋及播郎，竟误人事！”其意思是，跟虞世基这种人谈计谋，竟然误了大事！虞世基的同宗虞假对虞世基的儿子、符玺郎虞熙说：“事势已然，吾将济卿南渡，同死何益！”其意思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送你过长江去南边逃难，死在一起又有什么用？何虞熙说：“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决矣！”其意思是，抛下父母，背叛君王，又有何脸活着！你的关心使我感激，从此永别了！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抱着虞世基大哭，请求代替他赴死，宇文化及不准。黄门侍郎裴矩早就看出要发生政变，因而采取低姿态，也就是令对待作贱役的人也非常优厚，又建议为骁果武士娶妻，因而等到政变发生后，政变集团的人都说：“非裴黄门之罪。”不久，宇文化及抵达，裴矩迎到马前下跪，向宇文化及叩头，才得以免去祸事。
宇文化及因为苏威并没有参与朝政，也饶他一命。苏威名声、地位，一向显赫，他去晋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集合部众来接见他，对他格外尊重。文武百官都到金銮宝殿祝贺宇文化及，只有给事中许善心一个人没有到。许弘仁骑马飞奔去告诉他：“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意思是，隋炀帝已经死了，宇文化及将军代理朝政，满朝文武官员都集于朝堂，不管天道循环或人事代谢，自有相互代替终结的道理，这又和叔父你有何相干，何至于如此流连不舍！许善心很生气，仍然不肯去。许弘仁转身上马，哭着走了。宇文化及派人到许善心家将他捆绑到朝堂上，过了一会儿又放了他。许善心不按朝见的规矩行礼，就走出朝堂，宇文化及非常生气道：“此人太负气！”重新下令将许善心捉回朝堂，斩首。许善心的母亲范氏，年已九十二岁了，抚摸着灵柩，但没有哭泣，只说：“能死国难，吾有子矣！”觉得能在国难之时献身，真是我的儿子！自后，范氏躺着不吃东西，十几天后去世。反对政变者一个个都被宇文化及诛杀了，此时，宇文化及胆子大起来了，他自称大丞相，总管文武百官。他宣称奉萧皇后的命令，立秦王杨浩继任皇帝，住在别宫，只不过执行宇文化及的命令下诏，还有在公文书上签字而己，但宇文化及仍然派兵严密监守。宇文化及任命其弟弟宇文智及当左仆射，宇文士及当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至此，以宇文化及为首的政变朝廷组成了。
隋炀帝之亡，最后亡于一次政变。实际上这是各种矛盾交叉发展的结果。首先是广大民众和高层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隋高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导致广大民众苦不堪言，民众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隋政权。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最后导致了那样一次政变，终结了原先很有朝气的隋王朝。
宇文氏兄弟藉助骁果发动江都宫变，轻易夺权成功。宇文化及虽庸劣不才，却在关陇勋贵中属众望所归，在朝堂“其身自称霸相，专擅拟于九五”，当天就控制住了局面。
大业十四年（ 618）三月丙辰（十一日），也就是弑隋炀帝的当天，宇文化及马上令裴矩“参定仪注”，以萧皇后之令立秦王杨浩为帝，自称大将军，共百揆。傀儡皇帝杨浩居于别室，以兵监守。宇文化及以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领十一大将军，裴矩为右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为光禄大夫，有勋位而没有实职，赐司马德戡爵温国公，加礼部尚书，外示升迁，实际上夺他专统骁果的兵权。
因为宇文氏兄弟是因禁军将士西归之心发动政变，为履行诺言，取悦兵众，宇文化及在江都宫仅居留了 10来天，也就是夺江都人舟楫，率原隋炀帝南巡全班人马，沿运河走水路，踏上西归两京的路程。走的时候，任南方人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综领留事。
壬申（二十七），宇文化及下令内外戒严，宣布回都长安。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僧尼道士及骁果军队数十万人，人马仪仗和来时一样威武雄壮，仅少了隋炀帝。皇后六宫也还是完全依照旧规围成御营，但在御营前另立一帐，宇文化及居于帐中视事，他的部伍仪仗，皆按皇帝的规格配置。隋炀帝原本最亲信的御林军“给使”，亦按老规矩在禁内扎营，由折冲郎将沈光统率。
庞大的西归队伍刚行到显福宫，就有深感隋炀帝恩惠的原籍南方的虎贲郎将麦孟才。麦孟才即征高丽难的将军麦铁杖之子，字智棱，果烈有父风，因为受炀帝“恩赐殊厚”，慨然有复仇之志，于是对沈光述说社稷沦亡之痛，贼臣弑逆之恨。沈光也是南朝人，得炀帝知遇信用，听后泪下沾襟，于是表示愿同钱杰、麦孟才等南士发动反政变，共图宇文化及，给隋炀帝报仇。沈光并表示，自己所率同“给使”数百人，都深得炀帝厚恩，而率“给使”击宇文化及，“如鹰鹳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麦孟才也率领江淮骁果数千人，二人说好第二天凌晨一同袭击宇文化及营帐。
但是谋事不密，有陈谦者向宇文化及告发，化及连夜走出御营外，派人告司马德戡等派北方骁果逮捕了麦孟才。沈光闻“给使”营内有喧哗声，知事机不密，没有来得及披上战甲，就率众袭击御营，打算先逮住宇文化及，但是空无所获，恰巧碰上中书舍人元敏，责其负恩而斩之。司马德戡率军赶来，四面合围，沈光赤膊上阵，大呼突围，“给使”奋起勇斗，所向披靡，但司马德戡又调来援军，弓箭齐发，沈光和他麾下“给使”数百人全部中箭而亡，竟无一人投降。
这是隋炀帝死后，南北集团的一次正面冲突。
诛杀了大批南方籍将领后，宇文化及“入据六宫”，占有妃主宫女，“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但是宇文化及并无才德，尽管窃据最高权力，却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每于帐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下期的时候才收取文武大臣的启状，与唐奉义、牛方裕、张恺、薛世良等参决。傀儡皇帝杨浩不居六宫，反倒居尚书省，皇帝与丞相的位置颠倒了，宇文化及还派卫士十余人看守杨浩，时时遣令史让“皇上”在拟好的诏书上“画敕”，百官也没有朝参。
大军行至彭城（今江苏徐州），水路不通，因此夺得百姓车牛二千多辆，装载宫女美人及珍宝，同时戈仗器甲悉令军士肩挑着行走。路远疲乏，前方多险，骁果开始怨怒。司马德戡见宇文化及一副窘样，知道其成不了大事，深感后悔，因此与李孝本、赵行枢、尹正卿等相谋再发动兵变，以后军袭前军，杀宇文化及，改立司马德戡为主。司马德戡并派人往曹州农民军孟海公部联络，以结为外援。没想到张恺、许弘仁密告宇文化及，化及于是派其弟士及以游猎为名至后军，将出营参谒而没有准备的司马德戡等逮捕，送至御营。宇文化及责怪司马德戡：“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愿得同守富贵，公又何为反也？”司马德戡回答：“本杀昏主，由于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宇文化及无法对答，命将司马德戡等送至帐幕之下缢杀。关陇勋贵集团内部又闹分裂了。
关陇骁果杀昏暴之主隋炀帝，却迎立的一个比隋炀帝昏聩百倍的宇文化及。十数万精锐骁果虎狼之师赴向东都，目的是长安，在宇文氏兄弟统领下，前途未定。这时的中国已完全失去了皇权秩序，新的一轮皇位争夺战已经开始。
在江都，留守的右御卫将军陈棱在宇文化及大队人马北返后，也就是“集众缟素”，他们找到隋炀帝灵柩，为隋炀帝发丧。原来，炀帝被缢杀以后，萧后与诸宫女撤下红漆床板，做了一个简易的小棺材，将炀帝和赵王杨杲一同殡葬于西院流珠堂。陈棱发敛的时候，惊异地发现炀帝“容貌若生”，因此取宇文化及留下的辇辂鼓吹，粗备天子其将帅百官皆列瘗于帝墓之侧。隋炀帝最后岁月依重南人，终于南方将领也为炀帝作了安葬，不让弃尸草莽。关于吴公台，根据元人胡三省注云：“今扬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吴公台，相传以为陈吴明彻攻广陵所筑弩台，以射城中”，当是江都城外一处高地。
此时，东都的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但是隋炀帝以百万民夫修筑的城墙高峻难破。炀帝的死讯传到洛阳，留守东都的隋大臣元文都等议以越王杨侗嗣立皇位，因此备礼尊立，改元皇泰，大赦天下。皇泰主给先帝杨广立谥，曰明帝，庙号世祖。追尊父亲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亲刘良娣为皇太后。并且委官任相，建一个新朝廷，任段达为纳言、后翊卫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亦为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元文都是内史令、左骁卫大将军；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卢楚亦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委以机务，又给每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时洛阳小朝廷称他们为“七贵”。皇泰主又追赠为炀帝死节的许善心为左光禄大夫，高阳县公，追谥“文节”。这样，在隋炀帝死以后，隋朝尚得苟延残喘一阵，东都皇泰帝借藉高墙，京师恭帝以傀儡地位仍打着隋王朝旗号。
在东都外围首先向皇泰帝杨侗奉表称臣的是江淮农民军领袖杜伏威。宇文化及北上的时候，遣人署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伪职，因此移居丹阳（今江苏南京），“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他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不分轻重皆杀之”。开始进行系统的政权建设。杜伏威既上表东都称臣，皇泰帝乃册拜他为东南道。
第二个向皇泰帝奉表称臣的是江南世族沈法兴。沈法兴大业末年为吴兴郡守，根据有江表十余郡，自任江南道总管，成为江南新起的一股武装势力。当知道越王杨侗在东都嗣位，沈法兴即上表，自称录尚书事、大司马、天门公，但是虽奉表皇泰帝，却又自署百官，置三公及三省官属，又自称梁王，建元延康，改易隋官制，还依陈朝故事，任李德林之子李百药为府掾。
在海陵（今江苏泰州）的农民军李子通，见宇文化及北上后江都空虚，于是率部来围攻江都宫，留守陈棱不敌，看见附近的杜伏威和沈法兴都向东都皇泰帝奉表称臣，引为同类，即分别遣使向他们求救。杜伏威和沈法兴各引兵至，两军相隔数十里，李子通设诈派人自称沈法兴兵，夜袭杜伏威，导致二将猜疑相斗，李子通于是得率全部精兵攻陷江都，尽获陈棱之众，隋炀帝的陪都终于落人了农民军之手。但是李子通入据江都宫后，不理会吴公台下的隋炀帝墓，却迫不及待地以缴获的仪卫鼓吹设坛即皇帝位，国号吴，建元明政。
陈棱逃出江都，没地方去，只好投奔昔日的宿敌杜伏威，杜伏威看不起曾野蛮镇压过自己的“陈姥姥”，不久将他害死。江东一隅杜伏威、沈法兴、李子通“并握强兵，都有窥觎江表之志”，因此形成楚、吴、梁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占据长江中游的萧铣梁政权派鲁王张绣南徇岭南，最先遭到隋将王仁寿、张镇洲的抵抗，当隋炀帝被弑的消息传来，隋军都没有斗志，因此降于萧铣。岭南的钦州刺史当地俚酋宁长真以郁林（今广西贵县东）、始安（今桂林）之地附于萧铣。汉阳太守俚酋冯萧铣又招降交趾太守丘和。于是南尽交趾，北距汉水，西抵三峡，东自九江的广大区域皆为萧铣占有，胜兵四十万，萧铣大有恢复祖业之势。在江南半壁河山中，已经没有一寸土地为杨隋的了。
在北方广大地区，除东都以外，为杨隋据守城池的仅有河东通守尧君素、南阳郡丞吕子臧、河间郡丞王琮。吕子臧闻隋炀帝死，发丧成礼，领吏民临哭尽哀，之后降归李渊，拜邓州刺史，封南郡公。王琮守河间郡城（今河北河间）抗拒窦建德农民军有一年，隋炀帝死讯至，王琮领吏士发丧尽哀，城下窦建德也遣使吊唁，王琮于是出降。窦建德设宴款待，席上王琮言及隋亡泪流满面，建德也落泪。窦建德意识到隋炀帝死后，反暴政的农民起义已转化为改朝换代新王朝的争夺战，要定天下，安百姓，而不再是造反，一经适时进行政策调整，壮大自己力量。窦建德化仇为友的举动，马上使河北郡县争相归附。建德于是定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所居为金城宫，备置百官，着手营造自己的王朝。
在关中地区，当隋炀帝被弑的凶讯传到长安的时候，假黄钺的表哥李渊倒也为之痛哭了几声，说：“吾北面而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话尽管当众说得好听，但是实际上李渊窃喜于心，因此加紧了禅让称帝建立唐朝的步伐。三月戊辰（二十三），李渊给自己进位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改丞相府为相国府，立高祖父以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四月辛卯（十七日），相国府以银符取代了竹符。五月乙巳（十五日），少帝杨侑诏李渊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子爵命之号，一遵旧典。戊午（初九），少帝杨侑降下了禅位诏书，要求“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又敕有司，只要是有表奏，都不得以闻。由隋太保萧造、太尉裴之隐奉皇帝玺绶于李渊。依照惯例李渊虚作辞让，百僚上表劝进，如此再三，最后“乃从之”。隋少帝逊于旧邸。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五月甲子（二十日），李渊也就是皇帝在太极前殿，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 618），官人百姓皆赐爵一级，太原起兵后义师所过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部分恢复惰文帝时的制度。壬申（二十八），李渊命裴寂等修改隋炀帝时的律令。六月甲戌（初一），宣布废除《大业律令》，颁行新格。
庚辰（初七），唐高祖李渊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李元吉为齐王，封李世民为秦王。癸未（初十），封已逊位的隋炀帝之孙杨侑为酅国公。
九月辛未（二十三），唐君臣追谥已经故隋太上皇杨广为“炀帝”。隋炀帝的称号在唐朝出现了。谥曰“炀”是一个极坏的评价，根据《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炀的意义是既昏又暴，与东都皇泰帝杨侗所谥“明”，有很大区别。明帝的谥号没有流传下来，炀帝的恶名因此遗臭万年。
我们以“大历史”的视野展开隋炀帝生平，自他的祖父西魏北周大将军杨忠以武功开创家业，写到炀帝遗孀萧后在唐贞观末年谢世，和炀帝合葬雷塘。虽然隋炀帝只活了五十岁，在知天命的盛壮之年被弑暴死，但是我们在他的传记中所展现的与他相关的历史前后有一百年。从西魏北周开创关陇局面，写到唐初以亡隋为鉴开创贞观之治。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只有全面考察与我们的传主隋炀帝政治活动有联系的社会历史环境，考察高踞于人群之上的帝王政治行为以及权力意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之后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之后给予隋炀帝以正确的评价。
到此，我们也的确应为隋炀帝的平生行事作一个最后评判了。然而，在作最后评定之前，我们还应该对隋炀帝生活的时代作一简要概括。
不用怀疑，隋炀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秦汉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到汉魏的时候集权的专制帝国崩裂，中国历史经历了长达四百年之久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大帝国的重建，古代中国出现了超越秦汉，在当时世界也堪称第一的文明繁盛的新王朝。从公元 550年到公元 650年这一百年，算是从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从来就为治史者所瞩目。
时势造英雄，大变革的时代英雄辈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大乱达到大治，时代需要伟大的领袖人物出来建功立业，开创新局面，假如没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也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可以说隋炀帝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是一个大英雄，他气吞山河，志包宇宙，“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让大隋王朝地广三代，威振八方。他的开创性文治武功在其前代帝王中的确少有人能和他匹畴，这样的帝王不是英雄，难道还能是狗熊？
当然，时代造就的英雄并不是隋炀帝杨广一人，他的表哥唐高祖李渊、父亲隋文帝杨坚、表侄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北周武帝宇文邕等，也都是时代造就的大英雄，功业卓著。乱世出英雄，帝王之中英雄多，将帅大臣中能人更不少，例如文有高颎、魏征、苏威，武有贺若弼、韩擒虎和他外甥李靖，还有文武双全的杨素和反隋盟主李密等等。然而，英雄之外，脓包仍然很多，因为每个人的智质不同，相同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生存环境可能造就出迥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如北周天元宇文赟、北齐后主高纬、陈后主陈叔宝这样的亡国之君、昏暴之主，他们也影响了历史，让日月黯然失色。就是在杨广兄弟五人中，也个性迥异，太子杨勇庸劣暗弱，秦王杨俊无所进取，汉王杨谅和蜀王杨秀狂妄暴虐，他们的政治素质都比不上杨广。可见，虽然时势造英雄，但是大英雄也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成就。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好办法是比较，都是帝王，有优有劣，一比较就见高下。隋炀帝活着的时候，先后出现过近十位君主，当然加上自称天子的如王世充、刘武周之流，那就更多，这些人既不被封建正史承认，我们也就弃而不论。专就正史有传者而言，就有北齐后主高纬，陈宣帝陈顼、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炀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元宇文赞、静帝宇文衍；这十二个皇帝的个人智质和功业及对历史的影响都不一样，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类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自秦始皇到清末溥仪的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间，真的有名号的皇帝大约先后出现了三百三十二个，而那些曾经称皇帝的农民领袖及分裂割据时期称王称帝或未敢称天子却建有小朝廷的君主更无法统计。有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这三百三十二个皇帝进行分类，以为有创业型、鼎革型、守成型、误国型、荒淫型、傀儡型、残暴型和太上皇等八种类型的皇帝。隋炀帝被认为是残暴型，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属创业型，炀帝的两个孙子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则属傀儡型。此种分类较之传统习惯上依据帝王品质及功绩将皇帝分为暴君、明君、昏君三大类更细，特别分明。但太细反而不能说明问题，有些皇帝如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都身兼创守和鼎革，隋炀帝更极具残暴性，和荒淫型也沾点边，到底属于哪一类型就不好说了。我们还是赞成把君主划分为暴君、明君、昏君三大类型，也许还可以加上平庸型的庸君。清人赵翼就说汉代“代有庸主，而无暴君”。这样，则为四大类型。当然，每一种类型都是相对而言，他的标准既要看其事功、政治作为、才干和业绩，也要看其为君之德，即帝王品质，这主要是指其对被统治下的人民的态度，与其对权位的责任感，简单地来说，就是才和德。通常，有才有德的君主可称之为明君，有才无德可能成为暴君，有德无才为庸君，无才无德当然就是昏君了。
儒家推崇的圣王是圣和王的结合，也就是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内在的道德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君主都应是道德的模范，伦理的楷模。君德主要体现在克己止欲，自觉地服从天道，对人民实行仁政，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圣王都是仁君，止于至善的完人，是明德。外王指的是外在的才智异常，政治事功，功业伟大。君主应是治国的能手，使国家昌盛，致天下以太平。帝王之才主要是治国之才，文治武功。能歌善舞、能诗会画即也是才，但是不是治国之才，不能算作外王。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完善君主，则不仅雄才大略，功业厥伟，而且登高即赋，能诗能画，气势磅礴。因此，才也可以指一切才能，但治国之才是主要的。内在的知识才能和道德修养达到了圣的要求，外化运用于政治，则可以王天下，这就对王的德、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极盛之德可以广大王业。王与圣合一的圣王之道，是传统政治思维提出的最高的理想化的政治模式。自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实在是依赖于圣王的出现，而成就圣王之业实赖于功和德。内圣外王，德侔天地，政治是道德的延长。王道在于明德、至善、亲民，为政以德，以德行仁，这才是帝王的责任和其对子民的态度。王道仁政是爱民厚生，先德后刑，以民为本，本固邦宁。有关这些贞观君臣讨论得很多。
当然，圣王之道仍是典型的人治而非法治，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君主专制主义，而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尽管主张仁政而反对暴政、急政、苛政，但是只是主张以道德来约束权力，不是以制度制约权力。而当君主全然不理这一套时，谁也对他没有办法。所以，当朝皇帝是圣君明主，还是暴君昏君，对于古代社会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儒家既主张人治，推崇圣王，但是不管是圣王还是暴君，都拥有绝对的无限权力。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君主怎样认识及怎样使用权力的角度来划分不同类型的皇帝：凡是对其无限君权及其统治下的亿万子民有责任感，还能自觉地约束自己，谨慎地使用权力以成事功的帝王，可称为明君；相反，对其无限皇权及其统视民生，滥用权力而虐用其民的，就可能成为暴君。除此之外拥有生杀予夺、威力无比的皇权却茫然无知，对子民不关心，不知怎样使用权力，或反被人所制的君主，即就是庸君；而知道皇权的威力和厉害，却没有任何责任感，只知吃喝玩笑，为贪求个人享乐不顾国计民生，而滥用权力的皇帝，当然就是昏君了。
在这 4种类型的皇帝中，隋炀帝是典型的暴君，他非常有才能，想成就圣王之业，但以滥用权力而演成暴政，变成暴君。隋炀帝不是庸君、也不是昏君，他非那种贪求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人，有关这些，我们在全书中已叙述得非常详细和具体。而假如将他与其他几类君主作一比较，就会更加清楚。
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他不算明君，这无可置疑。明君是传统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或者称英主，其中比较有作为而开明的可称圣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上古时代的圣主先王，和隋炀帝同一时代的帝王中，只有唐太宗可称得上是圣王，尽管他也存有许多缺点、污点，但是如果连他也称不上圣王，那么中国古代也就不再会有实际上的圣王了。圣王也只是相对而言。唐太宗功德兼隆， 18岁以后兵定隋祸乱，平定天下统一中国，当帝后击破突厥，使四海宁一，被四夷奉为“天可汗”。贞观年问他顺应历史潮流偃武修文，宽刑简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实施“让步政策”。他任用贤能，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借隋为鉴，不敢滥用权力，改过多久即致天下以太平，有了号为“贞观之治”的封建社会的盛世。唐太宗实行的是典型的仁政，为儒者所称道，这是隋炀帝所难以企及的。尽管隋炀帝与唐太宗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暴政和仁政截然分明，两人在使用权力和对待人民的态度方面大不一样，对此古往今来的人们都看得很清楚。
由此可知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他称是明君。因此隋文帝更有自知之明，他不敢有亏君德，对于皇位和皇权更加珍惜和慎重。他有大略，内明敏，平一四海，完成了统一大业。又轻刑罚、薄赋敛，内修制度，外抚戎夷。他恪勤匪懈，朝夕孜孜，分辨厘毫，是勤政的模范。文帝也有仁爱之心，他见百姓食豆屑杂糠，竟然流涕，深自咎责，为之撤御膳不御酒肉。他提倡节俭，让隋朝帑藏充实，天下大治。但是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对臣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晚年此风十分严重。隋文帝披着儒家德治的金漆招牌，骨子里则是法家权谋术数的一套，虽是明君，但是难以够上圣王。文帝能克己止欲，致天下以太平，但是不能复礼行仁政，所行是苛政、严政、察察之政，且喜怒不常，破坏法制，让臣民怨声载道。旧史追寻隋亡丧乱；“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有其一定道理。因此，近来有人论隋短祚而亡之责，认为不仅只在隋炀帝，文帝也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责任。但是平心而论，隋文帝虽实行内法外儒的苛政、严政、察察之政，却还不至于没有克制地滥用权力，在其统治期间并没有造成大的乱子。每一朝皇帝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一个皇帝都应依据实际需要制定或改变其统治方针，于是隋亡责任追溯于隋文帝，有为暴君隋炀帝的暴政开脱罪责之嫌，实不可取。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是一位开国之君，一位较英明的皇帝，他的施政作风和对子民的态度，尤其是谨慎地使用权力方面，是与隋炀帝大不一样的。魏征有一段话比较文帝与炀帝之政：
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不可说轻重，培蝼之方嵩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没有拟于长江，语人谋则（高）句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什么原因？所为之迹同，因此之心异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有十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读言，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阽危弗图，围解雁门，漫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所以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灭者也。
隋朝两代君王，一兴一亡，论其事功，不相上一。论其才能，炀帝超越了其父，本来更具圣王资格。但是二人“用心”有异，文帝行役用兵思以安天下，人民劳苦思以逸之，给以喘息的机会，最低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其政虽苛虽严，但民还能忍受，故其兴也勃。隋炀帝的“用心”在建立个人的不世之动，而“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蔑视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人民无法喘息，转死沟壑，故其亡也忽，以失德不修仁政而失天下。两相对照，苛暴之间也还是很有分寸的。
北周武帝和唐高祖也称得上是明君。宇文邕在堂兄宇文护连杀两帝以后，能伸能屈，智谋出众，他诛锄权臣，拨乱反正，而且以大无畏的气概废毁佛道，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讲究耕战，一举攻灭北齐，统一北方，紧接着要统一全国，建立圣王之业。结果，功业没有成身先死，英雄命短，周武帝只能算一个没有成功的圣王。李渊在隋炀帝暴政败亡之际乘时而起，开创大唐基业，算为人间俊杰。但是入据长安称帝后他长年深居宫中，生活在女人群中十来年中生了二十多个小王子，又颇有几分昏庸，其子李世民修史也极力将他描绘成庸君。但是李渊大智若愚，称帝后年岁既高，诸子为皇位喋血宫门，而李世民硕果仅存，因此李渊主动退让，把圣王之业让给了儿子。
乱世出英杰，百年时间，中国出现了四位明君英主，他们的特点皆是功业盖世，有克定天下之功，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能非常好地谨慎地行使皇权，他们讲究君道和帝德，而不致滥用权力。例如周武帝先是受制于权臣，亲政后信用大臣，虚心纳下，柱国大将军于谨曾经对周武帝说：“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明主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还说：“言行者，立身之基，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不要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周武帝深纳其言，为政清明，为后世称道。隋文帝总揽威权，柄不借下，尽管是一个极专制的君王，但是他怕老婆，在独孤文献皇后面前要让她三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帝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文献皇后在世的时候，隋文帝成天忙于上朝视事办公，不敢有非分之念。文帝也有纳谏的记录，北周时受周天元贬黜的著名谏臣乐运，入隋后发愤写书，将上古三代以来谏诤之事集录成册，只要六百三十九条，合成四十一卷，题书名日《谏苑》，上奏朝廷，受到文帝嘉奖。唐高祖将皇位让给唐太宗，天下太平后自己当太上皇安心享乐，唐太宗能认识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感到为君实难，使用权力更加谨慎。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史为镜，从谏如流，克己复礼，所以能成圣王之业。
所以，圣君明主除有雄才大略以外，对行使无限皇权都相当谨慎，他们能自觉地调节君臣关系，调节君民关系，为政不走极端，不随意滥用权力，不会激化社会矛盾。他们能看到绝对权力的不可靠，从而主动地承认权力的相对性，自觉地对皇权进行自我约束，因此不会铸成亡乱倾国的大错。对比来看，亡国之君隋炀帝以滥用权力建功立业，纵欲逞强而有亏君德，和圣君明主确有差距。
可是，庸君倒不致滥用权力，他们或为傀儡，被权臣玩弄于手掌，身不由己。如周静帝、隋皇泰主等，他们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当然也谈不上如何使用权力。还有是碌碌于位，不思有为，但是求安自保的皇帝，例如陈宣帝起先也曾志大意逸，收复江北之地，然吕梁覆车，大丧师徒后就一蹶不振，也只能是庸君。庸君是隋炀帝最看不起的，实不足挂齿。
昏君是滥用权力的典型，却也建不了什么功业，功德都没有。昏君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都会产生，因为不论愚贤的嫡长继承制，碰到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当皇帝，整个国势可能逆转。例如周武帝驾崩，儿子宇文赟即位，强盛的北周不几年就被篡。隋炀帝的姐夫宇文赞可以说是典型的昏君，他没有治国用兵之才，却自视甚高，只自尊崇。无所顾忌，认为天下一切皆归之于己，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而用不着克制欲念，尊重大臣，抚恤人民。国典朝仪，率情变改，他随意改变皇帝称号，自号天元，又随意改革国家制度，以至于民间风俗，结果不出一年国家就被搅得一团糟。周天元好兴造变革，却未尝言及治政，一切随其兴趣，他果于杀戮，自毁长城，最后纵欲而崩，政权落在外戚之手。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致亡国。“无愁天子”高纬则根本不知道还有治国理民的责任，他年幼就登基，惟知马及鹰、斗鸡乃有仪同、开府之官号，犬马鸡鹰多食县干，有专人侍候，比人都吃得好。北齐后主高纬的无限皇权只用于如何使自己玩得更痛快，他以帝王之尊行恶作剧，而且弯弓射人以为趣笑。他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而且委政后宫，结果博噬无厌，虐民害物，导致亡国。陈后主陈叔宝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国运之安危，惟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尽管有诗才，能作艳诗，但是作为君王，无心治国，平时专同一些狎客吟诗玩乐，危亡弗恤，上下相蒙，国计民生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后众叛亲离，自投于井，冀以苟生，为天下所笑。同是亡国之君，但是平心而论，隋炀帝与这三个昏君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隋炀帝志趣豪迈，敢干大事，是宏放之主，苟安享乐之徒实难望其项背。昏君胸无大志，只知玩乐，由于本人无才能成不了大事，虽能逞一时之欲，但是兴不起大的风浪，像隋炀帝所举办的大型公共工程，在他们是连想都不敢想。昏君误国，在历史上他们除了起反动作用外，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没作一点贡献。
暴君与昏君的最大差异是，暴君并非都是无为之主，反之，倒可能是有为之主，是大英雄。暴君常常很有才能，有治国英才、雄才大略，同时很有魄力，敢干别人不敢干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有特殊的才能，也难以荼毒生灵，搅动四海，暴乱天下。正由于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祸国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昏君只为自己乐，暴君则是超越历史条件欲建盛大的功业。昏君的祸乱往往是局部性的，而且肆虐时间较短，暴君则往往搞得天下大乱，乾坤倒悬，其祸害是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大暴君夏桀、秦始皇、商纣都志向宏远，很有才能，想干大事，有功于国。例如商纣王征东夷，开辟了东南大片疆土，秦始皇奠基了版图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们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他们都很残暴，对被统治的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权、生命权不予尊重，其功业是建立在残酷奴役和残杀人民的基础之上，是对人民行暴，施暴政，结果闹了个亡国。亡国就是暴政的直接政治后果，怎么亡国之君能称得上是圣君明主呢？“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才与德对于权大无边的君主来说，缺一不可，无才不能建功，做不成大事，有才无德，不能克己止欲，滥用权力，也会走向反面。
隋炀帝才能超群，功业卓著，他也不是昏君，不是庸君；他纵欲亡国，残害百姓，有亏圣德，也不是明君，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暴君。
暴君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有才能想干大事立大功建大业的皇帝。他的才能在青少年时代已经有表现，“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突厥），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但是他虽有才却以藩王次不当立，所以以其出众的智谋、超群的坚忍，阴谋夺嫡。隋炀帝并不是承绪继统，而是以人谋得位，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但隋炀帝争夺皇位的成功尽管表现出其卓越的才能，却也表现出他凶残的品德，他造谣中伤，构陷哥哥，残害弟弟，危急之时毫不手软，拉杀父皇，终于登上帝位，虽然是胜利者，但是有愧于天道，所行乃猪狗禽兽之行，道德上说不过去。
但隋炀帝夺嫡之举与唐太宗夺位却也是半斤八两之差，行为举止相类，性质也一样，在私德方面，圣王和暴君都有同样的秽行。为掩盖丑行，表明自己要得天下，唐太宗不惜篡改历史，私阅删改起居注，还捏造了用美人计拉李渊下水，诱他私入隋炀帝的离宫晋阳宫蒸淫宫女，犯禁而被迫起兵的情节，把创业的父皇写成窝囊废，将首谋大义归功于己。唐太宗通过篡改历史为自己承绪天下的合法性找到了理由，对这一鄙劣的篡改，史学界已作纠正，历史自有公认。一样是以不光彩不道德举动夺得帝位的隋炀帝却没去篡改历史，为了证明自己以次代长当为天子，登基后他迫不及待地兴办大型公共工程，修订典章制度，他事必躬亲，精力旺盛，马不停蹄地四出巡行，督导行政，现场视事。他大备衣冠，“足致单于解辫”，威服四夷，开拓疆土，计划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建不世之功，致天下以太平，成为“鷒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圣王。
可以说急切的功名欲是隋炀帝行急政暴政、好大喜功的主观原因。隋炀帝勤政为国，疯狂地工作，客观政绩上看，即是功业隆盛。隋炀帝干的那些大工程，例如营建东都控扼山东，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巩固国防，置仓储粮、开凿南北大运河、驾龙舟三巡江都、大修仪仗等，旨在沟通和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统一局面更加巩固。又出塞北巡突厥，南向加兵林邑，西出玉门，经略丝绸之路，破吐谷浑，把青海收为郡县，武功卓著，“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他派人远出波斯，又渡海通使南洋赤土、东洋日本，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就算是征讨高丽，也有他的理由，也属于圣王之业，何况此事隋文帝和唐太宗先后也都干过，不可以认为是炀帝个人过失。近人称隋炀帝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从其功业来看，实不为过，隋炀帝的确功业辉煌。
作为一个颇具个人魅力的封建君主，隋炀帝还是一个出色的诗人、文学家，他从小善属文，诗赋雄丽，文才盖世，可以写气势雄浑的边塞诗，及情意缠绵的宫体怨诗，他热爱艺术，喜好书法美术，他以国家财力倡导歌舞、燕乐、百戏，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治方面，隋炀帝就设了进士科，正式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他兴办学校，整理图籍，统一经学，又敦奖名教，禁焚谶纬，热心科技事业，他还推行佛、儒、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科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炀帝是佛教徒，他“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拜天台智者大师为师，要将“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以适应统一王朝的政治需要。对于典章制度，隋炀帝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对官僚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于开科举选拔文官，同时对其职任、考课、秩爵等一整套制度都作了调整，使之更合符实际而便于操作。他继文帝之后对政府体制、国家机构作了调整，让三省六部体制更加完善，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宰相制度更加灵活。他又对地方政府机构和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很大力度的调整，省并州县，精减机构，减少了行政开支。他还搞了一次大索貌阅，整顿户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做得相当出色。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即一部较规范的封建法典，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一个皇帝在位十多年干了很多的事，取得了这么多的政绩，真是功业隆显。隋炀帝无疑是一位以自己的活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关健历史人物。
旧史家的错误，在于不能正视历史，不承认隋炀帝的功业，把他和竟所作为的昏君混为一谈，使历史遭到歪曲。因为时代的局限和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政治偏见，隋炀帝的形象被丑化了。封建史学不能区分暴君和昏君，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昏暴不辨，这事最早可追溯到唐初定谥。按《谥法》，“炀”是个坏透了顶的谥号，本是隋炀帝最早发现，加之于亡国昏君陈后主的。根据意思，“逆天虐民”是暴，“好内远礼，去礼远众”是昏。“好内”，即好色，明显是荒淫之主，加给陈叔宝这样贪图女色、惟知嬉戏、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可谓恰如其分。但是唐高祖李渊却不问青红皂白，借过来反扣到杨广头上，因此“炀”帝杨广是昏暴之君的结论，在他死后不久就由最高权威的新皇帝加以确认，盖棺定论，无可置疑，并影响深远，如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作《隋宫》诗云：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英城作帝家；
玉玺不像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人直把隋炀帝比作陈后主。陈叔宝不关心国事，成天在宫殿中与嫔妃厮混，作艳诗《玉树后庭花》，醉生梦死，即典型的昏君。而隋炀帝雄姿英发，乘锦帆，渡长江，擒昏君，成帝业，坐江山，最看不起陈叔宝。然死葬雷塘后，已经是腐草无萤火，垂杨有暮鸦。诗人大胆地设问，假如在地下杨广与陈叔宝再相见，还好意思讥讽陈后主惟知作艳诗吗？说是杨广给陈叔宝立谥日“炀”，现在自己也得了个“炀”的谥号，不分伯仲，彼此彼此，都是亡国昏君。
诗人李商隐的想象力十分丰富，其诗寓意也很深刻。但是陈叔宝岂能与杨广高下比肩，唐高祖鹦鹉学舌，也给杨广谥之曰“炀”，是昏暴不辨，最后造成了极大的历史误会。我们大胆设想，杨广就是在黄泉之下，也仍然会极看不起陈叔宝，会感到冤屈的。
可是不仅诗人李商隐把隋炀帝描绘成了昏君，封建政治家、史学家也都作如是观。如魏征、司马光等封建时代的“良史”，《资治通鉴》、《隋书》这样的正史、政治史，也都着力描绘隋炀帝的昏君形象。明清的时候，大思想家王夫之作《读通鉴论》，有感于司马光的史笔，十分赞赏，说：“杨广之弑君父，杀兄弟，骄淫无度，不可辅而且不相容。 ”“杨广之逆，均于刘劭，不但纣匹也”。不仅隋炀帝被说成是商纣式的暴君，还是刘劭式的昏君。刘劭是南朝刘宋王朝的第四代君主，其父刘义隆在位的时候，南朝曾出现元嘉之治，刘劭为文帝立，接着又诛锄兄弟，残杀大臣，把宋廷闹了个天翻地覆，无任何功德可言。刘劭在位仅一年（公元 453年在位），就被推翻，是周天元式的昏暴之君，死后无谥号，旧史书之曰“凶”。封建史家把隋炀帝和元凶刘劭、周天元、陈后主这样的昏暴之君相提并论，把隋炀帝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不仅故意抹煞了隋炀帝的许多历史功绩，而且丑化了隋炀帝的政治形象。以后在历代俗讲小说、民间传说中，隋炀帝更被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说成是“色中饿鬼”，是好色荒淫无耻的典型，西门庆式的帝王，成为历史大冤案。但是究其原始，唐高祖给其盖棺定谥日“炀”，就是错判，且这一错就错到了底。隋炀帝的称号是再也改不过来了。以权力评判人物，公正很难。而旧史家错就错在没有将暴君与昏君相区别，不知有才能的暴君也有可能建立功业，只是由于缺失仁德而毁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与无才无德没有任何建树的昏君大不同，将杨广和陈叔宝视为同类，盖棺定论都谥日“炀”，是十分不恰当的。
近几十年学界为隋炀帝翻案，说炀帝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所干的事顺应了历史潮流，适应了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展的需要，不是为了个人享乐，不是骄奢淫逸，即说所论是有道理的。摘掉隋炀帝昏君的帽子是对的，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不仅否认隋炀帝是昏君，且否认他是暴君，不论其君德，不论其为君之道，不论其滥用权力造成天下倾覆的严重政治后果，只以其政绩大业而称颂隋炀帝，说成是圣王英主，不失伟大，或功大于过，要为隋炀帝翻案，也有失片面，是走上了另一极端。’
如果说隋炀帝功业伟大，我们也同意，但是功业伟大并不是人伟大，隋炀帝由于失德而够不上一位令后人称颂的伟大历史人物。
暴君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他功业伟大不伟大，而是太伟大了，伟大得过了头。可并不是功业越伟大就能成为圣王，评价封建帝王，既要视其德，也要讲其功，功德无量，才能出圣王。在无制度性制约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权令人生畏，非常可怕，极端权力可以造就伟大的功业，也可以酿成巨大的祸害。所以，对权力进行自我约束的君德，对于万民的生存幸福关系十分大，君主缺德失范，百姓就要遭殃。唐宋之后，对君德的呼声更越益强烈，圣王应该止欲，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内圣才能外王，不修君德的君主，统治不能持久。可也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的君主，搞的是欺骗。可是有道德约束毕竟比没有约束好，由于权力不进行一点点约束，让它膨胀泛滥，就会闯出大祸，是不行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强调德治是儒家的陈词滥调，是过时了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不可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不能要求封建帝王按共和国总统的规范去行事，皇权无限皇位世袭是古人的政治传统和共识。当时既不存在权力制衡，也无制约皇权的制度和权力主体，按照传统政治的理想模式，仅要求权大无边的皇帝对权力作一些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进行道德自律，虚心纳下，尤其是要尊重被统治下的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生命权。只有自觉地对其拥有的无限权力进行限制，谨慎负责地去使用令人生畏的皇权，去建立事功，创造出辉煌业绩，才能成为圣王。封建政治实践的事实也证明行仁政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急政暴政很快使社会倾覆，千古功业毁于一旦，我们看其政策的最后结果，不能万民所弃、亡了国的人还称颂其不失伟大。
隋炀帝之所以是一个千年来遭人唾骂的暴君，就是由于他不约束自己的权力，不讲仁德，疯狂地滥用权力，残酷地奴役人民，以成自己个人的功业。他不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虐用民力，剥了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命权。显然道理古今圣贤都讲得非常明白，古训有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致词也说：人们首先必吃、住、喝、穿，然后才能从事其它。一个不重视民生，不让人民能活得下去的皇帝，所建功业再大，也只能是暴君。
我们所讲的帝王之德，主要是指其对其被统治下的子民的同情心，对权位的责任心。先贤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德的帝王绝不会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而是存民、养民、保民，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这可以说是帝王最大的德。在这个大前提下，甚至有些私德并不好的帝王，也不影响他成为圣王。例如唐太宗，在私德方面与隋炀帝难分伯仲，在贪恋女色方面他也绝不在隋炀帝之下。唐太宗晚年竟荒唐地求仙吃长生不死丹药，以致毙命，临死时还残忍地令他宠幸的美女孟才人殉葬从死，应该说是相当缺德。唐太宗的私德其实比隋炀帝好不了多少，但是可贵的是他懂得民可畏，不能用权力搅动天下，个人的私德缺憾不致造成社会的震荡，从而造就了太平盛世。隋炀帝的缺德，缺就缺在滥用权力，他迷信专制权力，希望一夜之间成为圣王，以行政力量使全民就役，驱民于水火，最后文治武功全都走了样。因为出发点不对，最后也是将圣王之业变成了祸国殃民。有人说隋炀帝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此话不错，圣王变成了小丑，好事会转化成坏事，尽管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走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隋炀帝不讲君德，对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子民没有同情心与责任感，与人民为敌最后被万民所弃，成为千古暴君。
我们反对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量化，所说的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这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化。隋炀帝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大业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是合时代要求的大好事，但是总体来看，加起来算总账就成了人民难以承受的大暴政。这就不是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所能概括的，也不能精算。大业之政应该说有全局性的错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它，要全面看问题。对帝王行为作价值判断不能不计其德，只计其功，只计其功效不计其成本；不看他对千百万人民的基本态度，只看其对历史的推动对国家的贡献。帝王权力无限，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铸成全民族的灾难，功过难以量化，也不能借口主观愿望好，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而不去追究其罪责。对帝王的功过，应作全面的定性分析。
隋炀帝是暴君，大业之政是暴政的定性无错，但是隋炀帝才华横溢，颇具魅力，功业伟大，是杰出的地主阶级，当然，政治家的评价也没有错，二者并不矛盾。暴君可能就没有功业，大可不必先将隋炀帝说得没一点好，然后戴上暴君的帽子，反之，我们倒是要深刻认识历史上欲成大业者却翻车而为暴君的事实。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功业相同仁暴异”，一个是暴君一个是圣王，仁暴之间并不在于功业的高下，而是其君道君德的差别，是其如何使用无限皇权的基本态度的差别，和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的差别。暴君之暴是对人民暴，是滥用权力对其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施之以暴政。隋炀帝不是庸君，也不是只顾淫乐的昏君，他文韬武略，矜夸好大，志包宇宙，功业厥伟，主观上他想成为子孙万代的圣君。但他迷信权力，不恤百姓，为建立个人功业不顾一切，而越是有才干，越是具备大英雄的资质就越能搅动天下，成为大暴君。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施行仁政，所以同是君王，功业相同，用他对人民的态度不同就可能趋向两极。隋炀帝不修仁德，不尊重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生命权，以人民为敌，惟权力意志是用，惟我独尊，拒谏饰非，最后把国家拖入祸乱，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为万民所弃。古训说得好，人民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万民对暴政的反抗浪潮中，尽管暴君隋炀帝逞凶于一时，结果却又显得是多么很渺小，多么地可怜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