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午生的《与“等待者”对话》一文（见《共产党人》1988年第4期第30页），为其观察问题的犀利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所感动。老牛对此问题颇有同感，故甘冒“狗尾续貂”之嫌一陈管见。
虽然我们的祖先中曾有发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之叹的有识之士，但仍不可否认，“来日方长”“等待”等思想和作风是我们民族的劣根之一。此风源远流长，非始自今日，却于今日最盛，何也？原因大致有四点：其一，在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僵化、陈旧和落后。由于各级官员基本是按上级任命一个模式产生的，因此只对上级负责。其升降去留，不在于能力与政绩，而主要取决于上级的好恶。上司的变动关系着下级的前途命运，在上司的情况未明朗化之前，下级不知该怎么干。等待尚无事，若是干出问题来，会危及乌纱帽，于是只好“等待”。其二，我国的干部普遍缺乏“敬业”精神。在西欧和日本，人们在某一岗位上一天就要想方设法干好一天，即便此工作并不称心，也不会敷衍应付。而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心目中，工作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帽子”和“位子”。一遇机构调整，便把全副精力投入巩固位子、加大帽子和调换一个好的窝子的活动中去了，哪还谈得上别的。至于事业、工作嘛，只好“等等”再说。其三，缺少对“等待”者之类的怠工者的约束机制。在现今的体制下，即便一些干部袖起两手，两眼向上，从月圆等到月缺，从初一等到十五，贻误了事业，造成了损失，但一遇机会仍可升迁，以图重打锣鼓另开张。“等待”对于事业纵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其个人来说，却有百利而无一害。官照做，钱照拿，“花翎”不会少一枝，或许还能添几根。其四，从更深的层次看，还有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问题。倘若政策一贯，不论开什么会，调什么人，工作大体一致，何等待之有？而目前却并非如此，虽绝少“朝令夕改”之事，却也不乏反反复复之例。怎么干“保险”，令人不得要领，不等又能如何？
“等待”之风危害之大，有目共睹。但此现象已成恶性循环，十三大之前一年多就在等待十三大，十三大之后又在等待人大，此会之后又在等待地方党代会、人代会。“等待”风之盛，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大是难以统计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种上级领导部门无休无止的等待是深恶痛绝的。不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群众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四化”大业就会被贻误。愿“等待”之风就此作罢，打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载《共产党人》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