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徐志摩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创作的意念。徐志摩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哈弥尔登，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
白色的李白让人崇拜继而被奉为“诗仙”；灵动又忧郁的黄、蓝让徐志摩的生命力一直一直延长，无论是作品还是精神。
还有一个粉色的张爱玲也让人难以忘记。粉色代表优雅和高贵的风度，张爱玲让自己的一生就像粉色一样，又优雅又高度。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并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所以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艺术大师的颜色密码
以一种象征思维形式来隐含和表达作者的主观愿望，是艺术创作常用的手法，尺寸、大小、色彩等是艺术家们最常用的符号。这些因素广泛运用于建筑、雕塑、绘画等诸多艺术领域之中，使作者的愿望得以表达，达到和观者心灵思想上的相通，实现双方的情感互动，共同实现艺术作品的价值。
无论是东方绘画还是西方油画，色彩都是表达绘画和设计内容的最主要的媒介，是象征思维得以充分表达的最直接手段，也是艺术大师们以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
中国画虽以水墨为主，但对色彩的追求却是从其产生之初就一直伴随。颜色运用主要以黑白灰三色为主，“计白当黑”，以无说有，追求“神似形不似”，“气韵生动、应物象形”等，都是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具体运用。画家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经营画面，表达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正是象征思维的表现。像《游春图》、《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的《黄家富贵》等作品的色彩运用纯熟，在表现主题上的作用巨大，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品中的颜色轻重、色彩冷暖、选择对象都可视作具有象征寓意的因素。
西方绘画对色彩的运用比之中国有所不同，他们是以一种分析的态度来对待色彩。如中世纪时期的弗里德桑的作品《受胎告知》，画面上从教堂窗户射入的光线是“纯洁受胎”的隐喻，画中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则隐喻《旧约》和《新约》。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人性化表现是对以往同类作品的突破，其整个画面色彩和构图极为精密，用一种极为人性化的环境表现主题，是人文主义最明显的表现。
十九世纪印象派的产生是色彩在象征思维上最集中的表现，特别是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凡·高是色彩象征思维运用的大师。他画面中的色彩的运用激烈汹涌，象征他内心的躁动不安，红、黄、蓝、绿随意泼洒，再结合扭动变换的笔触，画面呈现出强烈的不安感，使观者心潮澎湃，他以色彩为创作和表现主题的主要手段，各种色彩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例如蓝色象征为冷静、红色象征为热情、黑色象征为恐惧、绿色象征为生机等等，而且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能被赋予新的内涵，极大地扩展了颜色的固有属性，丰富了创作内容。
凡·高用他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成为一位优秀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有着红色人所兼具的所有特性，他是西方艺术史上最具个性的画家。接触过他作品的人，无不被他那狂放的色彩、激情洋溢的笔触所打动。他的艺术就相当于他的生命，他用生命去诠释艺术，他是一位以自己生命来作画的人，他是最勤奋的艺术家，他在探索艺术时的有近乎疯狂的执著。凡·高是西方现代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大师之一。
凡·高于1853年出生在荷兰的小村落格罗渥忒——松丹特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古比尔美术公司当职员时，常被派往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等下属各分公司工作，他为了增长见闻，常利用闲暇去各地博物馆参观，并开始业余学画。这时的他与房东女儿谈恋爱失败，精神上备受打击，工作也被辞退。不久，又回到伦敦，又一次进入古比尔美术公司，但两个月后，由于未能取悦顾客，再度被解雇。
1876年，凡·高去伦敦远郊的拉姆斯盖特是一所寄宿学校任法语教师。后来由于凡·高动了恻隐之心，少收了许多穷苦学生的学费，从而被学校辞退。伦敦美以美派教会的寄宿学校教书，随着与教士交往日深，他产生一种信念：要抚慰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
1877年，在荷兰多德雷赫特的一家书店当学徒的凡·高，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穿教友会服装，抄录基督教传说，想牧师为业。可是牧师须有大学文凭，于是他去阿姆斯特丹找叔父，想上大学，但他基础太差，没有如愿。凡·高自学了14个月，最终还是放弃了考试，去了布鲁塞尔一所福音学校学习。3个月后，校方同意他作自费传教士。于是他尽一切努力在博里纳日矿区传道。他虔诚皈依，慷慨解囊。发誓以基督为榜样，自己住木板棚，睡地板，穿破烂衣衫，吃粗粮，把一切都给了穷人。矿井失事时，凡·高亲自去护理伤员，曾在最危险的矿井里呆了6个多小时。斑疹伤寒猖獗时，他不顾一切去照顾病人，他的这种狂热精神反而引起教会的猜忌，教会以布道能力不佳为由，撤了他的职。此后他在蒙斯、布鲁塞尔和父母居家之地来往漂泊，生活无着。
直到1880年，他才惊觉自己应该做一名画家。1881年12月红色的他去海牙、在表兄毛威的帮助下有了一个小画室，不久，毛威与他断绝了来往。在一次躲避惊马时，他又把画箱摔坏，茫然若失。但红色的他没有放弃，他求助于弟弟提奥，提奥每月给他汇寄100法郎，从而他以疯狂的热情去钻研素描、解剖和透视。到安特卫普时，他倾慕鲁本斯；到巴黎时，他敬重米勒与杜米埃。他对米勒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认为穿劳动服装的人是画上最美的人。《吃土豆的人》，便是在这个时期酝酿的早期代表作品。
这幅画展现的是一个农民之家，劳动一天，晚上餐桌上只是一些土豆。低矮的房顶给人一种压抑感，空间狭小拥挤，中间却挂着一盏灯光通明的煤油灯。这盏灯则象征了这一家人虽然很穷苦，但是上帝之光还是照在他们身上。凡·高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用粗犷的笔触、荷兰古典画风的色彩，表现了农民的质朴和憨厚，虔诚和善良。
1885年10月，凡·高在安特卫普，一家画店的楼上租了一间画室，他白天去美术院人体班画模特儿，晚上画石膏，晚上11点半以后，还去一家俱乐部画模特儿。他利用一切时间画画，这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凡·高用他红色的热情用尽一切心力作画。由于生活贫苦，经常挨饿，导致营养不良，他的牙齿掉了许多，30来岁的人已像40出头了。1886年3月，他初到巴黎时在柯尔蒙画室学画，在那里他结识了劳特累克、贝尔纳等一些优秀画家。在古比尔画店开始与高更交往。在唐吉的画店认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塞尚、修拉、雷诺阿、西涅克等人。他被修拉的点彩风格大大吸引了，他用这种方法画了《囚徒放风》和《餐馆一角》。
凡·高受印象派画家的光色画法的影响，他的画比以前明亮、漂亮得多。两年后，他从巴黎出走。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想寻找一种迷人的、单纯的色彩。
在这里，凡·高进入了他艺术生涯的黄金期。也表现了他红色的前所未有的激情，《夜咖啡馆》、《向日葵》等名作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只是透过画面上更富有主观创造性的形象、色彩和线条，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说教，表达画家对人世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