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因奢侈、淫乱、暴虐等缘由被废黜。一时间，诸皇子跃跃欲试，开始明争暗斗地争夺储位。仅仅是半年过去，康熙帝又以“虽被镇魔，已渐痊可”为由，复立胤礽为太子，争储风波暂时平息。然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再次下诏将胤礽废黜禁锢。
自康熙帝从第一次废黜太子开始，“九王争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几股势力中，皇长子胤禔最早失败，于康熙四十七年被圈禁。皇二子胤礽两次被废，“太子党”的势力也日渐衰败。皇三子胤祉整日舞文弄墨，身边聚集了一批修书的文人，实际上并未形成朋党，后来也因其属下犯案而声望下降。“八爷党”是实力最强、呼声最高的一派。皇八子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在朝臣中的声望也最高，其余的皇子也多依附于他。然而，胤禩的行为令康熙帝非常反感。康熙帝曾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胤禩曾因结党争储被圈禁，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图谋储位。康熙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终于宣称与胤禩断绝父子恩义。
“九王争储”过程中，皇十三子胤祥、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等也因种种原因失宠于康熙帝。最终，只剩下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没有前科，依然具备争储条件。在这两人之中，朝臣和百姓都倾向于年轻有为的皇十四子胤禵，但是，康熙帝最终选择了已经45岁的皇四子胤禛。于是，满朝哗然，民间猜疑。人们不禁要问，胤禛是凭什么能在“九王争储”中胜出？
的确，皇四子胤禛在储位之争中势力不强，他并没有过人的才能，而且已经到了不惑之年。那么，康熙帝临终决定传位于他，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呢？据后世学者分析，雍正帝得以即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当争储的诸位皇子违反孝道、兄弟相残时，胤禛却始终保持了对康熙帝的尊重和恭敬，而且还能与其他皇子和睦相处。尽管也有学者揣测胤禛当时是假意斡旋于诸皇子之间，即位后却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然而，他毕竟在康熙帝生前维持了孝顺、友爱的良好形象。
其次，勤奋敬业，谨慎实干。康熙帝晚年，胤禛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做出了显著的政绩。事实证明，雍正帝即位后也非常勤政，在位13年之中共留下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常年不休息，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在雍正帝的努力下，“摊丁入亩”、创立军机处、“改土归流”等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都得以推行全国。
再次，雷厉风行，坚固可托。康熙帝晚年，由于过于仁慈，朝中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有所蔓延。他深深认识到了这一弊端，多次表示要传位于一个“坚固可托”之人。雍正帝雷厉风行，即位后果然大力整顿吏治，赢得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美誉。尽管他的暴政也受到了一些非议，但严厉果断的做法保证了清朝政治的稳固，对“康乾盛世”的过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康熙帝对胤禛之子弘历极为喜爱。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幼年时聪慧威武，被康熙帝称为“有英雄之气”。康熙帝特意为弘历选择最好的师傅，精心地栽培他。所谓“爱屋及乌”，康熙帝对胤禛也更为赏识。由此看来，雍正帝即位或多或少还沾了儿子的光。
荒唐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一直延续了百余年，其间遭到迫害的文人不计其数。而在这些惨遭迫害的文人之中，大多数是以“欲加之罪”陷入刑狱，最后含冤而死。清朝文字狱的陷害手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或牵强附会，或断章取义，或捕风捉影，一桩桩荒唐而残酷的案子谱写成中国历史上一曲哀婉的文化悲歌。
所谓文字狱，就是指统治者以知识分子的著作悖逆、用语犯禁为由或直接摘取字句罗织罪名，设置刑狱迫害知识分子。文字狱自古就有，到了明清时期尤为严重，其中又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年间大兴文字狱百起，雍正帝在位仅13年也兴文字狱近百起，乾隆年间发生文字狱多达130多起，其中有47起案件被判处凌迟处死和家人连坐。
康熙年间，最著名的文字狱便是《明史》案。浙江湖州人庄廷购得明末朱国祯所撰的《明史》，作为自己的著作出版。书中在论及明清之际的历史时使用了南明年号，并称清军为“夷寇”。后来，一个叫吴之荣的知县敲诈庄家未遂，便将此事揭发出来。因《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的达到几千人。康熙二年（1663年），直接参与校对、刊印、售卖甚至买书的加上庄氏一门男子70多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18人被判凌迟处死，已死的庄廷被挖出并断头戮尸，其父庄允城死于狱中，被剁成肉酱，时任知府被判绞刑，前任知府畏罪自杀后，仍被从棺材中拖出砍为36块。《明史》案开了以“逆书”挟私报复的先河，此后类似案件频发，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乾隆年间的《字贯》案等。
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中将“陛下”写为“狸下”，雍正帝大为震怒。后来，雍正帝派人追查徐骏的著作，发现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便认定徐骏暗讽清朝统治者，且有复辟明朝之心，当即判处斩立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借《易经》、《诗经》典故出题，有“维民所止”字样。雍正帝看后认为查嗣庭居心叵测，竟敢让“雍正去头”，便下令将查嗣庭逮捕入狱。他的亲族中也有不少人受到株连，其后，查嗣庭死于狱中，仍被斩首戮尸。
乾隆年间出现了一份假冒忠臣孙嘉淦名写的奏稿，直接批评乾隆帝施政不当，在各省传抄很广。乾隆帝获悉后大发雷霆，下令各省追查元凶。结果全国大动干戈地查了一年仍没有结果，最后竟找了一些无辜文人治罪，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后期，江苏文人徐述夔写作的《一柱楼诗集》被告发，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子。此时徐述夔已经去世，乾隆帝仍以此大做文章，将与徐述夔和诗集有关的人统统治罪。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只因生前曾为徐述夔作传，竟然被开棺碎尸。
历代文字狱原本只针对忤逆帝王或存心谋反的文字，而清朝文字狱除此之外，还特别重视汉族文人表达民族气节、贬损满族等方面的文字。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非常担心汉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对于汉族文人指责统治者“不修孔孟之学”、“发自蛮荒之地”等论调尤为忌讳。因此，清朝大兴文字狱，一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禁止人们抨击当局、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二是为了压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汉族文人的气节。于是，有些文人尽管并无忤逆言辞，只要表现出一点民族气节也会被论罪，有些文人的著作硬生生被曲解为歧视满族，统治者借此“杀一儆百”，令天下缄口、人人自危。
随着文字狱越发疯狂，朝臣、百姓纷纷借文字狱报复仇家、清除异己，“逆书”、“逆诗”不断涌现，皇帝也往往难辨是非，从而造成冤狱横生。甚至连皇帝也常借文字狱除掉心头大患，如雍正帝惩办年羹尧，定罪就有“狂悖”一条。到了乾隆末年，文字狱才逐渐平息。这曲文人的悲歌终于落幕，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残暴的年羹尧
浩瀚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经常会看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其实也并不能怪帝王这样无情，有时候也是这些立了不世功勋的功臣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结党营私，甚至也显露出要过一下当皇帝的瘾，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便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
清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上的罪名最多，高达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5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特殊的一项罪名。年羹尧确实是一个出了名的屠夫和杀人魔王，他的军法之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清人名人轶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在军中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的时候，年羹尧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道：“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暴。
上面记载的这件事情并不算什么，好歹还没出什么人命，这位叱咤风云的年大将军凶残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数不胜数。有一次，年羹尧好朋友的儿子穆香阿等10名侍卫犯了“恃宠傲上，藐视营规，大闹官解，咆哮军帐”这些“按律该斩”之罪，一个不剩地全被砍了脑袋。
在征战的过程中，年羹尧对俘虏的政策只有一个，那便是杀。西宁大捷年羹尧一次就屠杀了10万战俘。如果这10万人手拉手，长度从青海可以排到北京。可是，一夜之间，竟被年羹尧全部杀死。
雍正元年，在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反叛战役中，年羹尧残忍屠杀西宁的喇嘛寺僧，两大寺庙共达5000人之众，无一幸存。当时他的军报是喇嘛寺僧参与了反叛，说自己“杀敌甚众”，但后来彻查他的罪状时，真相却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好杀成性，想要以此立威。
年羹尧不仅在治军和战争上很残忍，他还以严厉的军法来治家。
有一次，年羹尧邀请江苏一位姓沈的举人到家中教导他的儿子，并安排了8名书童专门伺候。每天8名书童都要跪着递奉茶杯和洗漱用具，沈举人感到很不自在，因此一再要求自己来做。为首的书童非常害怕地说道：“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将军那样才可以，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恐怕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洗漱架上。不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羹尧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个眼色，侍卫便把为首的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又有一日，年羹尧与沈举人一同进餐，饭里有稻谷皮，沈举人便用筷子将稻谷皮挑了出来，年羹尧用眼睛暗示随从的人把厨师斩首。过了不久，献上头颅，并且说：“这位厨师择米不精，留他有什么用呢？”沈举人大吃一惊，以后便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一次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沈举人正在假山后散步，突然不远处一阵惨呼声传来，沈举人便问书童这是怎么回事。书童说：“年将军凯旋归来，正在厅堂里对部下考功过、定赏罚。”沈举人说：“我们且去看看。”书童不敢不从，便带着沈举人偷偷地潜伏在厅堂后面窥视。
当时只见厅堂之内，年羹尧高坐在上，下面兵士林立，刀斧耀眼，旁边则有文官根据记录在逐一报告诸人的功过。念到功多的，则立刻换上应升的品服，酌酒赐座。而念到过多的，那就麻烦了，年羹尧沉着脸，喝令立刻推出斩了。年羹尧为人严苛，赏少罚多，被杀被罚者数不胜数。
见到这个恐怖场景，沈举人在后面看得脚软，不觉晕头转向，碰到门屏倒地不起。年羹尧听到厅后有声音，便前来查看，只见沈举人依然倒卧在地，几个书童扶不起来。年羹尧从容地问道：“是谁告诉先生这事，让先生受到了如此惊吓。”
沈举人早就见识过年羹尧的残忍，不敢吐露实情连累那些书童，便说：“是公子告诉我的。”沈举人心想，虎毒不食子，年羹尧总不会去为难自己的儿子吧。年羹尧去后没多久，仆人和侍女们仓皇跑进来，跪到沈举人面前哀求道：“大将军正在鞭打公子，快要打死了，夫人求先生赶紧去救他！”沈举人急得团团转，说：“我不能进内室，这可怎么办啊？”仆人说：“大将军素来敬重先生，只要先生说马上要见公子，大将军也许会放他过来。”沈举人便让仆人赶紧前去，没多久，仆人便把公子抱了过来，小公子全身已经被打得满是鞭痕，奄奄一息了。沈举人怕年羹尧继续发怒，便命仆人将公子的卧具搬到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养好伤才放回去。
年羹尧草菅人命、残忍成性，又妄自尊大，“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嫉恨，不得善终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乾隆改弊政
自从清军入关到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统治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康熙、雍正两个皇帝励精图治，都为清统治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以及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帝即位之初，首先面临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
雍正即位之后，对政敌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一时之间，皇室内部的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尽管雍正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由于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的政敌释放出狱，并恢复他们的爵位。同时，乾隆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遗留的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恢复了年羹尧“滥冒军功案”中被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之后，又把受这两个案件牵连的文字狱人员，全部释放回原籍。
除此之外，乾隆还对雍正朝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豪绅之间紧张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地方豪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严重地损害了清政府的利益。雍正上台后，对违法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这种打击，虽然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清政府和地方豪绅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清政府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乾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豪绅而制定的严苛制度。
雍正以“严猛治国”，严有余而宽不足，政令苛刻且复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执中两用，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曾对大臣们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乾隆认为《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他再三鼓励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不许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矫枉过正。
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以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