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略转移后，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调到陕北，对刚刚抵达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实力，也就是所谓的“一斧两砍”（张学良语）。
然而，在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和西北军遭遇了很大挫折，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一二·九运动”，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国民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游行示威中，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极力劝说游行的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以生命向群众保证一周内会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的要求，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很多东北军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顺应民心、军心，与红军休兵罢战。他们一再向蒋介石进谏，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抗日。
张学良和杨虎城制订了抓捕蒋介石的周密方案。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北军火速解除了宪兵团的武装。与此同时，东北军由白凤祥、刘桂五等率领捉蒋队伍，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山上的一个窑洞中，最终被发现并抓获。东北军还扣留了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获的消息传来，民众既震惊又高兴。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关于救国的八项主张，内容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介石被抓获后，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很多将领都力主处决蒋介石，张学良就此事与中共中央商量。在各方势力的努力和中共的积极争取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最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同意与中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伪满洲国
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为维护和扩大日本的侵略权益，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要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计划，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对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加以约束。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建议成立由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根据这一方案规定，关东军成立由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了确保此次计划的顺利进行，关东军当天下午还知会了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他迅速软禁宣统皇帝。
当时受到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委托，白川义则大将正在中国东北视察和慰问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今村均大佐以及其他同行陪在他身边。为了说服政府支持这个计划，关东军参谋们随后又策动了白川和今村，众人经过一番谋划，最后决定以关东军参谋部的名义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交所谓意见书，同时恳请白川义则大将利用上奏的机会向天皇做出解释。该意见书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关东军参谋长批准，名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这份意见书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脱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独立国家。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顾虑国际关系，反对关东军直接参与建立满洲政权的行动。若规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曾表示“不得参与有关建立满洲政权的一切行动”，币原外相则坚持“先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金谷参谋总长也指示部下不得参与该项工作。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制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规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依然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面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面积极策动溥仪向东北逃亡。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的时候，关东军竟然强硬的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非议，恐非贤明之举。”由此可见，日本树立傀儡政权，只是为并吞中国领土做掩护而已。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给予了公开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成了历史。11月11日，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一手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接统属于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课，一共有七八十名部员。此部官员大多数为文职官员，来自于满铁和关东厅。从以后的情形不难看出，统治部不仅仅是作为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1932年1月9日，为了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统治部又改名为特务部。
关东军占领锦州之后，觉得成立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了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统一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与政府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带回东京的方案，已经非常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制造舆论，掩盖日本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关东军认为傀儡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让日本亲自来做，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便不会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其实，早在板垣回到东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已经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意思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部与关东军代表会谈之后，便立即将其方案送至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该《要纲》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恢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治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另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深知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又可以逃避国际义务，还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关东军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东北政权的抵抗势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出现于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然是奉系军阀中的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省长，一直遭到张作霖的猜忌，事变爆发时已经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是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但因与郭松龄相互媾和，也遭到了张作霖的猜疑而辞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要配备日本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是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日军占领奉天之后，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是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就是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虽然网罗了大量失意官员，但这仅仅只是拼凑傀儡机构中很小的一步，而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以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降日军。
关东军虽然急于拼凑傀儡政权，但它知道自己的势力仅仅只限于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贸贸然把刚成立的傀儡机构宣布“独立”，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日本侵略者采用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渐渗透到地方势力。11月10日，为了推动各地的“自治”运动，关东军又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该指导部部长虽是汉奸于冲汉，但主要成员都是日本人。该指导部不仅配备了两名日本顾问（中野虎逸、中西敏宪），而且其所属各部部长也多由日本人担任。就这样，随着“自治指导部”在奉天挂牌，出身于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的自治指导员，便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组建伪警察队，假借“自治”之名，拼凑伪地方组织，把持地方实权。
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本的政权。开始的时候，日本把希望寄托于掌控东北的军阀张作霖，但发现其难以驯服，便实行皇姑屯爆炸将其刺杀。后来日军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东北政权的张学良，也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终于完全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进展。1932年1月28日，南次郎返回日本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南次郎在报告中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直希望清朝得以复辟的前清贵族顿觉机会已经降临。满洲宗室、时任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满族人熙洽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降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曾写给溥仪密信，请其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的支持下，先占据满洲，再图谋取中原。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终于如愿以偿，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七七事变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休整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日本也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中国驻屯军在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日军以有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调查。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在当夜炮击宛平城，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这便是“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此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7月9日，红军通电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界迅速开展起来。
7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并发表《最后的关头》的演说，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但是，蒋介石却对日本侵略者表现得过于乐观，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因此抗战的立场也不够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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