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终于凌架于其他物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结于人类所具有的好斗、褊狭和残酷的特征。
人类性善也好、性恶也好，而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那就是很难的生存斗争。
人类定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后才有所抉择的。
孔子说："志士仁大，没有为了生存而损害仁德的，而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德。"孔子是说："即是为了生存，我们也应该对物质方面的诱惑加以拒绝，甚至不惜以生命来求仁的实现。"继孔子之后的孟子也主张在生、死二者不可能同时得到的时候，宁愿舍弃生命以求得义。这实在亦是对成仁取义的进一步阐述。
在儒家看来。生命固然重要，但比生命更珍贵的，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续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我们在求生存的争斗中，必须做出的抉择。
实际上，面对各种自然环境与其他动物的斗争中，人是很容易被打败的。人类并没有从生物方面进行自我改造，而是把斗争转移到自己的领地，生命的个体组成了生命伟大的目标。应该说，这是人类的许多智慧中最富于卓识的。
也正是由此出发，孔子才不遗余力地称赞上古的帝王。
孔子说：
"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整年为老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尧真是了不得呀，他真高大呀，只有天最高大，又只有尧能学习天，他对人的恩惠浩浩荡荡，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去称赞他。""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我对他没有批评了。"孔子所赞赏的，不仅是因为这里他的政治理想，还因为在尧、舜、禹的身上寄托着他对于生命伟大目标的肯定。
孔所肯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目标。但在道家以为，这种对于功名价值的肯定，并不能算是进入大道。一般认为，庄子是个具有虚无倾向的哲学家。但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把生命目的的追求导入生命自身精神的，也仅是庄子而已。
在庄子看来，生命的最高境界——生命的目的，不应是身外的一切，而应是生命的本然状态，即与万物为一的精神自由。
所以，庄子也肯定生命，但庄子所肯定的是深知生命真性，形神合一的精神之境。换句话说，庄子肯定的是超脱于尘世之累的纯粹生命。它与生命形体相连，但又是超越了生命形体的至高目标。
庄子无须说明生命目的比生命重要，因为生命目的乃在于生命自身的真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庄子的主张更贴近了生命目的的本质。
庄子说："刑、赏、仁、义，是精神的未迹。圣人不是这样的。圣人贯道于道，融合于德，辞退仁义品摒弃礼乐。内心平静安定，是圣人的目标。"精神安详和自由，在庄子看来，这是比生命陷于外部世界的羁困远为重要的，这同样需要生命做出被俗人认为的牺牲，需要生命有所舍弃的自觉。
《庄子·秋水》有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在河边钓鱼。楚王听说了，派了二位大夫去找他。两位大夫见了庄子对他说："楚王慕你高名，想麻烦你去楚国谈政事。"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顾，说道：
"我听说楚国有只大神龟，死去已三千多年了，楚王用布包起盛在饰盒里，藏在大庙之上。请问，这只龟宁愿死去留下骨壳受人尊贵呢？还是宁愿自由自在拖着尾巴在泥土中活着呢？"二位大夫回答："宁愿活着在泥里爬。"庄子说："这就对了。你们请便吧，我不愿被包着藏在你们的庙堂里受人供奉。我还是拖着尾巴在泥里自在地爬吧！"在争取功名、富贵与自由地活着之间，庄子选择后者。庄子此举看似只求生命本身，实则，在此之下，不为荣禄所羁，又超越了生命本身，肯定的是目的和生命精神的自由。
庄子主张消极处世，以求生命与天地合一的精神感悟。庄子以为，处心积虑地追求身外的一切，这是生命目的迷惑。所谓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由此开始的。当世势顺达，中国士人所求的是平治天下，为社稷而出仕；当世势塞阻，则退回自身，求得精神的逍遥和发展。
应该说，在现代社会，这亦是某些人所仿效的处世之道。中国文化的这种左右退进的双重流向，即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