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中杰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萧军决定要到绥德去。这需要城防司令王震所开的通行证。毛泽东告诉他：“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但是，接着，萧军就被卷入王实味事件，要走也走不了了。
王实味是一位翻译家，一九三七年就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时延安解放社所出版的马克思的《价格、价值和利润》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他翻译的，还有十八卷本的《列宁选集》，他也翻译了两卷半。王实味的工作，对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是有帮助的。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就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在毛泽东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的鼓舞下，他破门而出，写了一些杂文。一九四二年二月，在《谷雨》杂志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三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野百合花》，对延安的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会金莲步”，“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等等。并且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轻骑队》上直接点名批评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李维汉。这样，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认为文章风气不正，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再加上国民党特务机关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到处散发，问题就更加严重化了。因为根据当时的逻辑，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一定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一定要赞成，既然王实味的文章受到国民党的称赞，那么这边就非批判不可。开始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的，后来逐步升级，变成政治问题了。
萧军与王实味本不认识，对这件事也并不关心，开始是一位朋友李又然找他，说是王实味很有才华，听说受到批评不服气，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多可惜呀，对共产党影响也不好，要萧军找毛泽东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萧军与毛泽东来往较多。萧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果真跑去问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所谓托派者，即托洛茨基派之谓也。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一位理论家，他对苏联革命的贡献要在斯大林之上，而政治地位更不在斯大林之下。只因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就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变成了反革命。本来，这只是联共党内和苏联国内之事，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而共产国际又要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所以在中国，托派也就等于是反革命，甚至比一般的反革命更可怕。后来，王实味就因为托派问题被关，被杀，直到他死后半个多世纪才得到平反——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托派。
不过既然毛泽东要萧军不要管这件事，萧军也就不去过问了。但在六月初，“文抗”接到通知，要大家到中央研究院去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秘书长于黑丁问萧军去不去？萧军说不想去。于黑丁说，中央研究院离这里不远，你去听一听嘛。萧军也就答应了。可见，他原来只是要去听一听的，并不想介入。但萧军是见不得不合理之事的，见了就要挺身而出，而一出头讲话，不管讲得在理不在理，就被卷入了是非旋涡。因为批判会历来是一边倒的会议，不容许有一点不同意见，虽然萧军所提的只是会场秩序方面的意见，也是不能见容于人的。
批判会在中央研究院的大礼堂召开，几百个人围着王实味，七嘴八舌地乱嚷嚷，虽说是向他提出质问，却不让他辩解，他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萧军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你有理还怕他说话吗？”这样，王实味才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说自己不是托派，也不是反党，但他的发言仍不时被人打断——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与会者的义愤。散会之后，萧军在路上很气愤地对同去开会的妻子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是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这话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回到“文抗”，她当晚就向党组织汇报了——这种行为，俗称“打小报告”，实际上就是“告密”。但因为是在向党组织汇报的名义下进行，所以使得这种卑劣的行为披上严正的外衣，而广为流行。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还将听到什么言论而不汇报，列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而加以反对，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更是把汇报自己的思想和汇报别人的思想列为经常性的课题，因而使这种行为制度化了。
这汇报，很快就生效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就派来了郭小川等四人为代表，拿着一份八大团体一百零八人签名的抗议书，指责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要他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一听就火了，说：“王实味是我叫他到延安来的吗？是我叫他入党的吗？是我用小米养活他的吗？是我叫他反党的吗？……”立即将这些代表赶了出去。代表们走了以后，萧军越想越气，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准备提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完之后，就到作家俱乐部舞会上向抗议书的签名者宣布：明天上午在此回答你们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大约有一百多人到了作家俱乐部，听萧军宣读他的《备忘录》，倒是没有人敢于起哄。读完之后，陈学昭才站出来说：“他把咱们骂完了就走了，不应该让他走！”大家虽然嚷嚷得厉害，但谁也没敢拦住萧军，只好让他扬长而去。
十月十八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萧军是主席团成员，也坐在台上。轮到他发言时，他把《备忘录》从大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当众念了一遍，于是引起轩然大波。据萧军当天日记所记和萧军夫人王德芬在《我和萧军五十年》中的回忆，当时第一个出来作证人的是陈企霞，第二个是中央研究院的陈正，他们诉说那天斗争王实味的经过，但情况是歪曲的。接着会场开始骚乱了，萧军却安然不动。台上主席团的五位党员作家丁玲、周扬、刘白羽、柯仲平、李伯钊和两位非党作家艾青、陈学昭，为了表示自己的“党性”和“革命性”，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和萧军展开了大辩论。陈学昭先要摘掉萧军身上的鲁门招牌，说：“我比萧军大几岁，是他的大姐姐，他说他是鲁迅的学生，我不知道鲁迅先生承认不承认是他的学生？”李伯钊以恩主自居，说：我们共产党对萧军待以上宾，又是借钱给他，又是帮他出刊物，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意思是：不够朋友的倒是萧军自己。周扬则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从理论上说明，过错全在萧军身上。艾青说：“萧军说不要用同志的血洗自己的手，我只见过用水洗手，没见过用血洗手的。”柯仲平则要萧军不该顾惜面子，应该承认错误。刘白羽高叫：“今天谁也不要走！”意思是必须辩论它个水落石出。萧军说：“对，谁走谁是孱头！”萧军觉得他们的发言都是歪曲抵赖，指黑为白，夸大巧饰，挑拨离间，全不是一个正派共产党员的行径，所以他理直气壮，毫不畏惧对方的人多势众，在强大的压力下，一个人“舌战群儒”，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午夜两点钟，辩论了六个多小时还没有收场，台下一千六百多群众无一人退席，都要看个结果，气氛十分激烈紧张。这时，大会主席吴玉章站了起来，劝解道：“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萧军这个人从来不怕压，愈压愈硬，但却听不得一句好话，一听吴玉章的话，气就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这时丁玲要“抢面子”，不顾吴玉章的调解和开导，忽然站起来说：“这一点最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萧军这个朋友没关系。”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啊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萧军用右手重重地顿了三下，怒气冲冲地带王德芬走了，大会不欢而散，群众议论纷纷。
从会场出来，萧军和王德芬一同踏着月光回家。王德芬听了那些人的歪话很难过，倒是萧军劝解她：“不要为这些难过的，这是我早预计到的，他们不说歪话怎能成为他们自己呢？我却坦然，感到一种轻快……”萧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后“不和任何人来往，不参加任何会，静静地写作，时时准备战斗，决不稍留情面。要以拼命的精神应付一切。拼命这是我唯一的武器。关于此事，我也再不向共产党中央追究了！我感到一种漠然的失望！”
但历史也真会捉弄人。十五年后，这些围攻萧军的“革命派”中，就有好几位——如丁玲、陈企霞、艾青、陈学昭，都被打成“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而自称百分之百都对，一点错都没有的丁玲，则被批得百无一是，整得最惨。再过九年，已经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经常整人的周扬，也被作为“二阎王”、“文艺黑线的总头目”而打倒在地，其他的人，除了过世的以外，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在被批斗时，其文章和说话，也是被割裂、被歪曲、被夸大，他们也像王实味一样，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而根本不能像萧军那样地“舌战群儒”了。不知在批斗台上接受批斗时，他们的脑子里闪现过当年起劲地围攻别人的情景否？他们对自己那时的态度是如何进行反思的？
二
在延安的政治氛围中，凡是受到批判的人，或者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和他接近，否则便被认为是划不清界线，而要惹火烧身。
王实味事件之后，很多人都不敢与萧军来往了，连多年的老朋友舒群和罗烽也有所顾忌。萧军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芬要我去看戏，因为今天是招待文化界。因为听说是歌剧，我去看了。先到罗烽那里，舒群也在那里打牌，还有陈企霞。我有一种敏感，感到烽、群他们对我存在着一种顾忌和隔阂，所以我也就不乐意和他们在一起，独自躲开去坐着。”当然也有同情和支持萧军的人，但一流露出来，就要受到批判，并被扣上政治帽子。也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间，萧军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我是一个你的崇敬读者，目前我所读到的中国作家中，在我的崇敬簿上，你是第一个。
新年到了，现在谨以这个资格向你致意，祝福您新英雄一九四三年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我认识你是从文艺月报《说起》的。从那以后，凡看到你的文章，我必仔细阅读，因为从那里面我才完满的寻到了我要获得的：真理，智，仁，勇，巧。
最近因为我说明了我欣赏你的《盲肠与诗》》（我是写诗的），便成了斗争我的导火线，弄了一个“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戴着。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心死。在负刑之余，又找了份文艺月报来看，使我更加挚爱你的文章。《艺术家的勇气》、《我的态度》变成了我的力量，使我更知道世界上没有“可怕”也没有“寂寞”。
我敢向任何人宣称：我是萧军的崇敬者！
你若问我是谁，我便是和寒十坡去看你两次的那个女同志。
（关于斗争我的事，是我校整党风的秘密，请勿让第二人知道。）
敬礼！
一九四三，元旦
这封元旦写好的信，住在同一城市的萧军要到十一日才收到。可见这位勇敢的女诗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仍不无犹豫——但她终于还是寄出了。
这封信对萧军当然是个安慰，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萧军在收到信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散步时我又把这信读了一次，除开感到一些欢喜而外，同时也更坚定了对一切‘不正’战斗的决心和力量。我知道了，凡是真正有勇气有胆量，个性坚强积极革命的青年，他们的心是倾注于我的。这使我一方面增加了为他们而战斗的决心，同时也更增加了我的谨慎和责任感啊！我要沉默、忍耐、充实自己……”
萧军在战斗，同时也在思考。
王实味事件，不但使他看透了人情世态，而且也使他看穿了政治斗争的诡秘。他在同一天日记中写道：“如今我对于一般人对于某人传说‘有问题’这类事，我已经感到淡然了。从王实味这次事件，对于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件，我全是以‘策略’的眼光来怀疑它了。我虽然不能否定他们这些办法，但我却总以为这不是正路。此地‘持众’和‘附声随和’的风气很盛，这不是好现象。北冰洋的冰山据说是外面有多大，水里面还有多大的。他们这种‘一切大吉’的整顿思想办法，将来一定要有发芽的机会的。”
不错，人总是要有一些切身经历之后，才能领悟到一些事情的奥秘。
为了弄清当前发生的事情，萧军觉得，还要研究历史。他说：“生在这复杂社会就要懂各种东西，我预备把中国近百年历史、政治派别好好知道一番，免得将来出去上当。——先由共产党研究起，再及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不管反动与正动。”（1943年1月11日日记）对于共产党研究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有些地方缺乏一种连续性的执着，冲动性大，机会性大。总之，农民性、封建性、游击性还残存得很厉害！”（1943年6月21日日记）
同时，他还研究中国古代史。由于延安缺少古籍，萧军所能到手的只是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但从这本书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他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读《中国通史简编》到朱元璋杀戮功臣时，使我感到今古政治有一个通则，就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或消灭之，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为无论任何帝王、政党所不易的原则。我正缺乏这品质，所以我愈感到自己离政治旋涡再远些，这也算明哲保身罢！因为我还愿意使自己的寿命多活些时日，为人类做一点有益的事。”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他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是我的责任。”（1943年7月13日日记）
也正因为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他在当时的造神运动中，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份清醒。
在整风运动以后，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正是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萧军虽然对毛泽东很尊重，认为中国的将来应是鲁迅的文化精神和毛泽东的政治理想的融合，而且准备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他对毛泽东始终采取平视的态度，他说：“在文学上、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1944年3月22日日记）所以他对毛泽东的代表作，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且还要直接向毛本人提意见。他对于制造偶像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使人产生迷惑的力量。这些想法，见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
下午和夜间，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又读了一次，第一次是读于一九四一年八月。我感到：这只是一本概括性的、说明性的文章。它底长处是明白通顺。短处，文章组织不精密，平面化，缺乏一种深沈的、集中的、鼓动与震撼的力量。文章作风不统一，欠严肃，轻佻，报纸作风，感觉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当，缺乏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
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一切的思想家。行动的力量象征，精神的崇拜象征。是一个明敏有余，影响力不足的人。
权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
只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它所影响，走出这影响。
我预备把那份关于文艺战斗计划寄给他。我知道他需要我很多帮助（至少在文化一方面），我有的一些优点他是没有的。但我却应该默默地帮助他，不使别人知道，不伤到他的自尊。我集中的，消除一切的力量可以影响任何人，不管对方承认不承认。
萧军不但不赞成在政治上树立偶像，而且也反对在文化上确立班头，因为文化领域更应该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当时中国共产党要把郭沫若树立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化班头，萧军对此就很反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算为休息，没有写作，读了一些杂志，在一本《抗战文艺》上看到一些人为郭沫若祝寿的文章，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的，但这些人总是夹杂些不正的、江湖的、行帮气的东西，使人可厌。郭沫若这人越来越浅白庸俗，做士大夫，好名，要继鲁迅而为文化班头，但却总是“不老实”。因此自己决定，一定要离这“文坛”远些，沉静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任何团体、集会均不参加，决不为这些班头们去做站班。我却是有着要征服这些丑类的雄心，但这不是现在，而是要以我的艺术，而不是以一种不正的拉拢手段，弄几个喽啰保自己作大王。我是应该强健自己，长期忍耐……
萧军的看法不错。郭沫若这个文化班头，在文化上的确没有带好头。他离开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所开创的正视现实的文学道路和独立自由的文化思想，走上了服从政治、配合任务、宣传政策、歌颂领袖的道路，而且还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萧军有很大的抱负，有很强的自信，但是他并不自满。他在踏实地工作，努力地充实自己。他在日记中自策道：“努力创作，不断学习哲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知识，普遍、深刻观察各面生活以为将来创作准备，尽可能参加各方面活动……这就是我的路。”“一个作家仅靠了一点原始性的‘天才’与浅薄的一点文学上的基本知识，他底创作生命一定要死灭。他一定学得更多更深，思索得更多更深；生活得更多更深；战斗得更多更深……才有望。”（1943年6月22日日记）
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个号召很快就得到了落实。一九四三年一开春，“文艺家抗敌协会”的作家们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去深入生活，“文抗”这个机构也撤消了，原来的地址成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实味已被定为“托派分子”，还有几个与王实味稍有来往的青年理论干部，也一并被打成“五人反党小集团”，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中的一个大案。萧军因为与王实味并不认识，无法圈进这个“小集团”里去，但仍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成为问题人物，哪个单位也不敢接爱，只好仍住在原处，继续写他的小说《第三代》。
但这里的气氛，使他无法继续写作。
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从外地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的干部，经这一审，都审出了重大问题，不是内奸、特务，就是反革命。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里住了一百五十——二百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的。”这使他感到迷茫、困惑。一方面，这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宣布的案情，他不能不相信，觉得形势很严峻，应该保护这个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另一方面，又有感于问题的复杂性，再次表示不想入党，说：“这还不是我到党内去战斗的时机，还长留于外边，这对于作战更方便些。”（7月20日日记）经过一番观察与思考，他想要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决定到年终要去寻毛泽东谈一明白，我不想再过这种机关生活，同时我也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省得一些党人们在那里枉费心机要领导我，教育我！”（9月13日日记）
但是，等不到年终，他在招待所就住不下去了。
因为招待所里住的都是被审查的干部，所以在生活上就比较苛求，比如吃饭，都要自己上食堂吃，不准带回宿舍。而招待所主任夫妇和学委会的委员们，则要小服务员送到山上窑洞里吃，以显示身份的不同。萧军夫妇虽然不是审干对象，但既然萧军是问题人物，当然也要自己上食堂吃饭。萧军倒不计较这些，只是天气渐冷，夫人王德芬怀孕临产，每日三餐从山上窑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很不方便，而且结冰地滑，也有危险。十二月初萧军就向招待所负责人蔡主任提出，可否由他把王德芬的一份饭菜带上山去？蔡主任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很不客气地回绝了，说是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萧军一再说明困难情况，要求照顾，蔡主任仍旧坚持己见，绝不通融。于是萧气愤地反问他们自己为什么特殊化？蔡主任一听，提意见提到自己身上来了，就大发雷霆，竟摆出了官架子来压人：“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萧军向来最不吃这一套，别说是小小的招待所主任，最大的官儿他也不会放在眼里，于是大吵起来。蔡主任恼羞成怒，竟下起逐客令来：“你嫌这不好，可以走！”萧军本来就不想在这里再住下去，马上就回答说：“走就走！”而且立即行动。
十二月四日一早，萧军收集好简单的行李，领着怀孕的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萧鸣，冒着蒙蒙细雨，离开了招待所。他们在边区政府开了介绍信，到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落户，在一位刘大娘的石窑里安了家。这石窑是刘大娘存放粮食用的，半地下室，没有门板，墙上没有抹灰，寒气袭人。萧军每天到山下小河沟里挑水，到十五里外的荒山上砍柴，不久，妻子生产了，他还自己接生，生下的女儿取名为萧耘，以纪念这段时期的农耕生活。
当地的老乡原以为萧军是个反革命，要不然，一个干部怎么会打发到乡下来劳动呢？但看他带着婆姨、儿子来，又有点不像。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个大作家。他们不知道“作家”是个什么玩意儿，但看到萧军很能吃苦，肯帮助人，还能自己接生，很能干，都对他有好印象。左邻右舍见他们什么吃的也没有，就送来了自种的白菜、土豆、萝卜和自制的豆腐、豆芽。王德芬生了孩子以后，又送来了小枣、小米、红小豆、豇豆。过春节时，还给他们送来了馒头、豆包、年糕、炸焦圈、炸糕饼这些年贷。有一家曾经得到萧军帮助过的老乡，认定他是一个好人，一定要与他结拜为兄弟，并将自己放羊所得的小米，分一半给萧军家。当然，群众本有各色人等，也有卖菜给萧军家时，故意抬高价格的。
但萧军一家三口吃饭，单靠乡亲接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自己开荒种地，也要等下一个收获季节才有粮食。他必须向公家借粮。区里指示乡长，给他发放三个月救济粮，每人每月以一斗一升六合计，一家三口人，共一石零四升四合。萧军在借到粮食时，曾经产生一种幻想：“回来路上，感到很愉快，粮食问题解决了，明年我可以安心种地了，决心种两年地，积累一些路费离开边区。”（1943年12月29日日记）但以后却再也借不到粮食了，县政府通知他，要对他按照居民的待遇，政府一切不负责任。萧军知道，这是对他一种新的政治压力，要用饥饿来压倒他。但是他是宁死也不肯屈服的。他准备变卖衣物来维持一段时期的生活，并且和妻子商量，“将来一切卖完而后，就‘卖艺’走出边区去……”而且，在困境中，也更加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脸：“这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因此我想到，共产党如果不认真励精图治，训练、筛选、提拔……像样的干部，它负起改造中国的大任是不可能的，将要有新的力量代替它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那是不能谈的。”“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1944年2月25日日记）
正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有一天，对萧军一向态度不好的县委书记王丕年忽然带着胡乔木来访。胡乔木说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他们，问日子过得怎么样？萧军说：“好极啦！我和老乡们交上了朋友，生活没问题，一开春就开荒种地，咱有的是力气。”王丕年与胡乔木对了对眼神，说：“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村里连个医生都没有，万一孩子生了病，也买不到药，我看，你还是回到城里去吧！”萧军说：“谢谢二位啦，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你们好吗？”
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一向按毛泽东的意志行事，对于萧军这样人物的处置、安排，他是不能自作主张的。要萧军回去，显然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共产党还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萧军毕竟是个知名作家，把他困死在乡下，怕影响不好。但并不直接说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连胡乔木也不开口，只让县委书记来劝说他回城，那是一种政治技巧。其实萧军也懂得其中的含意，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萧军下乡遇到困难之后，原是决心“在这流戍地以滚钉板的精神忍上两年”的，他说：“他们可以饿死我、软禁我……但我的意志却不能屈服，我倒要看一看这政治斗争无情到什么‘无情’的程度。”（1943年12月9日日记）但后来，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说：“我要改变战略了，要韧性的，和平的，柔软的，忍耐的，不动声色的……战斗！为了我的作品，为了芬和孩子们，必须如此啊！争吵，暴躁全是无益的。”（1944年1月20日日记）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萧军本来就有意回延安，当然也就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但他知道，即使回去，将来的艰难险阻一定还多。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就写道：“我知道回去也决不会如何顺利，他们要刁难我，冷落我，甚至用各种方法折磨我……我准备忍受——我必须忍受——从这‘死泥潭’里拔出去，为了我将来的工作，我不能精疲力竭在这里，以至毁灭在这里……”
萧军一家在乡下住了约四个月，于三月七日离开刘庄，回到延安去。
四
萧军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到党校三部学习。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在这里参加整风审干运动，其中有萧军的朋友，也有很多当时围攻过萧军的人。但此时形势已经大不相同，许多先前以革命派自居的人，现在都成为审查对象，问题缠身，挣脱不开。比如丁玲，就因被拘留在南京期间仍与叛徒丈夫冯达同居一事被缠住不放，非常苦恼，不复有当年那种盛气凌人之势。倒是萧军不计前嫌，在舞会上主动邀请她跳舞，使她感动。萧军说：“对于一些过去伤害过我的人，我应该如此的看法：如今他们是犯了罪，站在革命的外面了——虽然他们不承认过去他们是借了党底掩护把我作为‘外面人’来看的——如今他们既然被剥了那身花衣裳——党员外套——在实质上——虽然我还没穿上这件外套——而确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来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罪的人——这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对于一切也就心平气和了……”（1944年3月24日日记）
但萧军也并不完全相信审干审出来的“问题”，对于他所了解的人和道理上讲不通的事，他还是要站出来辩护，比如，罗烽、白朗夫妇受到污蔑，萧军就据理力争：“回想起在哈尔滨一些朋友、同志……如今死的死了，无消息的无消息，仅仅余下了几个人，他们千辛万苦逃出了敌人各种侮辱和迫害，身上还带着敌人所给予的未好的创疤来到延安，满想把自己最后一滴血加进革命队伍里来……谁想到所得的却是如此的结果……不管他们的理性上如何明白……但在一生的灵魂上究竟是一个可悲痛的负担……至于那说白朗和日本人睡过觉的人，如今退一万步说，即使如此，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一个于革命有用的丈夫送回革命队伍里来，这行为是伟大的，这和说这类话的人是不能够并列的，前者不独失掉了一个党员资格，也失了为‘人’的资格……”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能公开说出这番话来的，大概舍萧军而外，没有第二个人了。而对于有些受到领导上信任的人，萧军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意见，如说：“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不知道他如今是否改变了这作风……”
这时，萧军的政治地位起了微妙的变化。刘白羽、胡乔木先后找他谈入党问题，胡乔木还要他把在乡下的日记给彭真看，以便领导上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考虑了一下，也同意了。彭真是两年前在毛泽东窑洞里认识的，萧军认为他比较直爽，还谈得来。现在他是延安党校副校长，代表校长毛泽东进行具体领导。他与萧军谈得很坦率，说：“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时候你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同时又知道你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又是从东北来的……也许和日本人有些关系罢？……”后来谈到王实味事件和招待所事件，彭真明确地说：“这是他们不对，把友人造成了敌对形势！”他们又谈到萧军的入党问题。萧军在乡下决定要改变斗争策略时，也曾经考虑到要入党，但总有点犹豫，所以他说：“我是征求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全觉得我在党外好，我也就不入党了——这正中我的下怀……”同时还开玩笑说：“我底入党等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一样。”在场的人听到全都哈哈大笑。彭真倒很实在，他深知萧军的性格，就说：“党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有时候多数人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比少数人的意见正确，你能做到绝对服从吗？”萧军不假思索地说：“不能！我不能！我认为对的我会坚持到底！谁要是命令我，我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不能绝对服从，看来我还是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算啦，我还是在党外跟着跑吧！别给党添麻烦！”彭真说：“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吧！”
党校结业之后，大家都重新分配工作。这时，舒群在鲁艺文学系做系主任，他邀请萧军去任教。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周扬的宗派主义暂时有所收敛，所以对萧军也表示欢迎。这样，萧军一家就搬到了鲁艺。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由乡下回延安，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从党校三部搬出，他在党校整整住了一年。
鲁艺的学员，都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读过萧军的书，也有在星期文艺学园做过萧军的学生，所以对萧军都很欢迎。萧军上课很多，有时上下午共上六个钟点，主要讲鲁迅生平和鲁迅作品。而且还兼任一些社会工作，如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鲁艺教育会议的成员等，萧军认为，只要不是虚应故事，不是虎头蛇尾，他都愿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应该说，他在鲁艺的生活还是愉快的。
他在鲁艺没有工作多久，日本就投降了。萧军在日记中记道：“昨夜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这几乎疯狂了所有的人，各处山头点起了野火，下面锣鼓齐鸣，人声呐喊，火炬挥舞，我对此情景犹如梦中，感情却极度平静，只是感到一种沉重和悲酸！”
他还预料道：“大约我不久就该离开此地了！”
萧军的预料没有错。这年十一月，他就随着“鲁艺”人员离开延安，次年八月，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九月份回到了久别了的东北。但他不愿意做官，不久就辞去了院长之职，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出版了《文化报》，以“求真”的精神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正因为面向真实，敢于说话，却受到政治的打击，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罢。于是，《文化报》被迫停办，萧军也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而且被挤出文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