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庄教授接受任务时已是7月份，离国庆周年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央要求尽快完成制作，以便在建国一周年之前向全国公布。虽然高庄教授原先曾参与国徽图案的设计，但国徽图案平面造型又不完全等同于立体造型，需要进行艺术再加工与再创作。
为了使国徽的立体模型塑造达到艺术的完美，高庄接受任务后，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了仔细研究，觉得国徽图案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稻、麦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也显得不正。他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本着对国徽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国徽图案不满意的地方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这一改就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认为国徽图案经过好多专家很长时间的研讨修正，又经过政协全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任何人随意修改是不合适的，除非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梁思成虽然非常信任高庄的艺术才能，也赞同高庄的修改意见，但也无法决定。于是，高庄特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并直言不讳地说：“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时在中南海工作的钟灵先生认为高庄此举不妥当。其实，高庄这样做正是体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因为国徽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极为庄严的，不得有丝毫马虎；也正因为国徽图案的设计是靠集体智慧完成的，在制作过程中进行艺术再创造，对之进行必要的修正也是理所当然。不久，彭真同志到清华大学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高庄修改国徽的赞同意见，并鼓励高庄说，你大胆地改，祝你胜利，祝你成功！
早在1949年8月28日，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庄就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时代精神，希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高庄的热切愿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当他接受雕塑国徽立体模型的任务、提出修改意见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深感责任重大。
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他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与历史性四个标准的统一，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徽形象要向上(表示新中国蓬勃向上)和响亮(色彩要明快)的要求，参考了大量古今中外资料。在他的工作室内，摆放着他以相当于自己一个月工资买来的先秦、汉朝、隋朝的钢镜以及一尊北魏石刻佛像。这些珍贵的文物，成了他汲取古代民族营养的“模特”。他从汉代铜镜中汲取了古朴、粗犷的风格，从北魏石刻中汲取凝重、庄严的神态。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试做和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国徽立体模型的塑造。它改变了原图案中麦稻穗参差不齐，绶带来龙去脉缺少章法的弱点，解决了麦稻穗凹处留有缺口的问题，使整个图案更加刚劲、协调、庄严、浑然一体，政治性与艺术性达到高度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为了使国徽更加完美、壮观，他把做好了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意见，以求臻于完美。至今，高庄家里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1950年8月18日，在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高庄教授作了汇报发言。
他说：“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我在塑造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那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评审。他看了国徽模型，兴奋不已。欣然同意将高庄教授具有独创性的国徽雕塑，作为正式国徽。
高庄教授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颇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的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艺术人才，为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显着的贡献。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
白骨愿入艺术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为祖国作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可贵精神。
距第一个“国庆节”只有10天时间，也就是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向全国及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令
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日
至此，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为标志，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全部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崭新的标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走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梁思成、林徽因情系国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的过程中，夫妇二人同时献计献策实为少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情系国徽的故事有口皆碑。
梁思成，是清朝末年着名学者梁启超之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营建系主任，我国着名的建筑学家。林徽因时任清华大学雕饰学教授，也是我国着名的建筑学家。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喜结连理。新中国成立，夫妇二人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为祖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梁思成更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
1949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一年。梁思成和许许多多爱国仁人志士一样，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奔走忙碌。他除了北平市的工作外，还要参与一些国家大事。在全国政协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过程中，梁思成和徐悲鸿、艾青一起，被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的第6工作小组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当时，从清华园到北平城里交通很不方便，而梁思成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工作，幸亏他自己有一辆微型小轿车，而且他自己会开车，给进城工作省却了很多麻烦。
1949年9月27日，政协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由于大家对所征集到的国徽图稿都不满意，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了政协的邀请，分别组成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了设计竞赛。清华大学设计小组的主要人员有林徽因、奠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申龄、李宗津等。
就实力而言，清华大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不仅拥有众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而且具备无人与之抗衡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要求把天安门画得绝对准确。而美术家们所绘制的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天安门都是画家们目测的，不是实测，不合比例。
清华大学营建系有天安门实测图。早在30年代，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参加的中国营建学社就测绘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北京中轴线上和其他许多古建筑。在当时，全国只有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过天安门，绘制有测绘图，并且保存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图案需要形式上精确而合比例，宜于制作使用。比如，五星红旗不是梁思成设计制作的，而五星红旗的标准坐标图却是让梁思成来完成的，供全国制作使用。国徽比国旗更复杂一些，显然要由拥有专业手段和资料的清华大学营建系担此重任。
一天，梁思成带回一本《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那是评委们从应征的国徽图稿中挑选出来的。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围拢过来看这本国徽图案，大家都认为这本《国徽图案参考资料》上没有很好的图案，有一部分图案明显是模仿外国，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还有一些画得花花绿绿，显得很不庄严。林徽因一边翻阅着图案一边和大家评论着。忽然，一张色彩夺目的图案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它的右上角画的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下面是蓝色的大海，海面上两只飞翔的海鸥，碧蓝的海水和鲜红的太阳对比，形成巨大反差，非常不和谐。林徽因一看就说：“天哪！这简直就是阴丹士林布的商标。”不知谁说了一句：“七折大拍卖”！惹得大伙都哈哈大笑。确实如此，林徽因教授的批评入木三分，那海水的蓝色和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当时流行的一种平纹布）一模一样，整个设计图案充满了浓浓的商品味。接着，林徽因又和大家谈论商标和国徽的区别，通过讨论大家对国徽图案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后来，林徽因又专门就这个问题和国徽设计小组的同事们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梁思成教授发表意见认为：第一，国徽不是一张图画，更不能像风景画。长城也好，天安门也好，中国人能画，外国人也能画。国徽主要是表示民族的传统精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
第二，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适合国旗升挂的场合很多，比较随意。国徽则不同，它的悬挂只适用于一些庄重的场合，要求很严格，因此，不能让它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第三，国徽必须庄严。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国徽必须是庄严的，最好避免用飘带。颜色也不宜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感。
第四，设计图案时要考虑制作。设计图案如果太复杂在雕塑时就不容易处理，而颜色过多在大量制作时技术上也存在困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难以保证它每次都绝对相同。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图案，转而采用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金红二色是我国自古以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不巧的是，正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全身心地投入国徽设计工作时，他们都先后病倒了，但还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和大家一起设计方案、画图。在他们家里，铺天盖地摆满图纸。有时，梁思成躺在病床上，还与夫人反复讨论国徽设计图案，林徽因则常常是半卧在病床上，伏在一个特制的能在床上用的小几上画图，累了就往后一躺。夫妇二人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设计组全体同志的通力协作，在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国徽图案。国徽图案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的轩昂气概。图案中央部分下方画金色浮雕天安门立面图，象征“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在此宣告新中国的诞生。天安门上方画金色五星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图案外圈环以稻麦穗，下端用绶带绾结在齿轮上，象征工农联盟。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所领导的、林徽因参加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参加了这次大会。当代表们全体起立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如今，当人们看到庄严的国徽时，不能不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的全体同志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表示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