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此种同一性就在于，中国传统文人无论是帮忙还是帮闲，无论是进主人家还是退隐山林，都没有超出对朝廷或主子的人格依附，都不表现为独立的自我。如果说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一些具有济世责任感的文人的话，那么这种济世责任感也是来自一种国家社稷朝廷的义务性秩序，并服务和服从于这种秩序。尽管他们也为民请命，为民争利，但这是在服务于这种秩序中的补充性行为：为民请命不过是改变其做奴隶而不得的地位，使其安居乐业。质言之，让奴隶得到安稳的奴隶之地位也。人世者不仅在职能上依附于专制政体。而且在人格上也无法摆脱附庸地位。为王者师，并不是文人才能的实现和尊严的确证，恰恰相反，它活画出热心而自觉的家奴形象。即使是屈原这位为鲁迅所爱重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文人之一，鲁迅还是没有把他看作是一种理想人格，屈原的骚辞“反抗挑战之声，终未能见”，“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做臣奴而不得的不平。
在鲁迅的着作中常常出现的“文人”、“读书人”、“聪明人”、“智识者”，等等，他认为这些“人”是一种圆滑人格的代名词，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曾说：“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对文人的批评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一个特殊环节。鲁迅认为文人的聪明“是从读经和古文里得来的”，“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而中国的经籍、古文或“死书”则是以儒家封建思想为其主流或核心的。儒家学说必然成为鲁迅批判的首要对象。王富仁指出：
在中国，对以儒家封建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是现代中国一切批判的前提。真正揭开了这个思想批判的是我国“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运动，真正在深层次上全面、深刻、彻底、准确地进行了这个批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
鲁迅认为中国儒家学说是束缚整个民族的渊薮，“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这种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得广大民众“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林非指出：“鲁迅自己对于这严酷的文化氛围与环境，有着十分细致和深刻的感受，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在这里被压得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正是由于儒家学说这种相当严酷的思想控制的氛围与环境，给予鲁迅极为深刻的感受，使他刻骨铭心地懂得儒家学说所具有的束缚和禁锢人性的性质，也促使他成为要求彻底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启蒙主义者。”
鲁迅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不仅仅限于儒教体系之中，他是将儒道释三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的。这一点在他所创作的小说《祝福》中，表现的尤为深刻。在这部小说里，“鲁迅其实是以祥林嫂的遭遇为结构中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以儒道释三教构成的鲁镇社会将她逐渐吞噬的清晰过程和思想图景，并通过祥林嫂的被吃，宣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如果说《狂人日记》对传统文化吃人的指控还只限于儒家（礼教）而稍显单薄、直露的话，《祝福》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批判则扩展到儒道释三家，其表现风格也由激情的呐喊变得更为深沉和富于理性色彩。”
金宏达在《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一文中指出，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乃是鲁迅“对道教思想与对当时中国社会及文化思想的认识联系起来思考的结果”。鲁迅认为，道教“特别注重现世的享乐，并且要把这种享乐无限地延续下去，因而有种种炼丹服药的方士之术，以求得长生不老”。在鲁迅看来，“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而所谓“仙道”，“实质上就是极端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而儒、道本来就有直接关系，又有不少共同的思想特征（诸如无持操、无信仰、无定见等），所以，它们很自然地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形成“互补”关系，共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构成二种系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及民族心理的形成”。
鲁迅一生都在批判老庄这两个“符号”。他认为老子尚柔或不争，而庄子则无是非观念。鲁迅认为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有一种“思想遗传的祸害”，非常“猛烈”，那就是由“讲道学的儒生”，“讲阴阳五行的道士”，“静座炼丹的仙人”，“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传播下来的“混乱思想”。中国文人有着根深柢固的道家人格，这种人格是以知是非，知生死为起点，以不谴事非，不辨生死为终结的。庄子崇尚个体人格的自由，但是他的自由方式却是变了形的。由对自由的看重，应该逻辑地引申出对人的奴役、人性异化的现实性抗争；但是，在强大的专制面前，道家却采取了一条反求诸己的路线，通过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手段和方法，来寻求畸形的“和谐”，由此便产生出一种人格怪胎。这种人格怪胎一方面是人的价值的高扬者，另一方面又是人的价值的自觉的扼杀者，并将麻木之术奉为聪明之道而相沿成习，成为从奴隶生活中寻闲适的苟活主义者。这种所谓的“自由”实质上只剩下失去灵魂的肉体存在。鲁迅深知这种人格的成因和本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所以他能理解中国的硬汉子何以少于外国，在他看来，文人生于残暴的时代而不发撄人之声，其实是死掉了。
孙郁等人指出：“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是一个各种文化流派纷然杂陈的时代，文化抉择无疑成为每个文化人，尤其是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中国文化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不拒绝任何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包括西方19世纪、18世纪以至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文学思潮，也接受过20世纪初那些颓废派、象征派的东西。但是，一开始他就能分辨其中的错误和偏颇，能本着救中国的政治目的，本着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生物进化论的哲学观，本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爱，对不适合在中国传播的思潮加以批判和扬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鲁迅思想，并在文学中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杨义指出：
对于文化方略，鲁迅也在独到的精神深度上进行了体验。他面对铜镜古物，发文化方略之幽思，情有所钟地遥想“汉唐魄力”，希望对外来文化的汲取，保持“毫不介怀”的博大胸襟，保持“随意驱遣”的自由心态，以及“将彼俘来”的主体创造精神。这些思维方式，都以中国文化的自信力，既推进五四时期的开放精神，又追求在国力强盛之时能以一种平等开放代替倾斜的开放。他提倡“拿来主义”，主张对中外文化遗产，放开眼光，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去选择，去消化吸收。他关于“老房子”的寓言，非常值得深思。他反对不敢进去的回避态度，又反对只消极享受其文化方式的沉溺态度。这两种态度的对立面，就是积极勇猛、潜心建设和奋发有为的文化态度，这正是我们转化传统、开拓现代的科学态度。
鲁迅对待世界文化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拿来主义”。这种“拿来”是独立自主的拿来，是为我所需的拿来。同时他亦主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但“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鲁迅曾说：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无论是介绍自然科学的学说，民主主义政治的学说，抑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都是零量而缺乏系统的，肤浅而缺乏深入的。针对此种情况鲁迅希望“译出”西方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来”，让国人获得先进文化的营养。在美术方面，鲁迅不但极力推介珂勒惠支等人的版画，同时他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艺术理论论着，他的这种实践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钱理群等人指出：“鲁迅主张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立足点就在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引入异质文化，作为新的参照系统，以便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鲁迅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拿来的西方文化也不会十全十美，同样是有缺陷，有偏至，或者说，偏颇有弊也依然是西方文化的存在形态。”在对中西文化的清醒的自觉的认识前提下，鲁迅的文化抉择自然呈现着科学、理性和睿智的光彩。王富仁指出：
鲁迅的实践向我们表明，借鉴外国文化，作为发展民族文化之助，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借鉴，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必须以真实地反映本民族社会生活和体现对这种生活的正确认识为轴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异珍纷呈、灿烂夺目的世界文化宝库中选取于我们更有实际助益的东西，才能更有效地为发展民族文化服务。
鲁迅曾反复说过，他介绍外国文艺“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而是为了“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鲁迅探求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寻求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它不但在内容上是充实的、艺术上是完美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要较它种文学更适于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更适于贯注自己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和审美认识，因而也更适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鲁迅的文化抉择和文化自觉不仅呈现着科学性和理性与睿智的色彩，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性。正如钱理群等人所说：“鲁迅正是完全自觉地从有弊与缺陷方面去体察中国历史与传统的。鲁迅当然不会不知道继承传统对于创造现代新文化的意义，早在本（20）世纪初，他就向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提出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纪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任务，直到晚年，他还这样告诫文学青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但是，鲁迅念念不忘的却是这样的现实：长期的自我封闭形成了以民族自大狂为中心的病态文化心理，一切都十全十美，圆满之至，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由此而形成积重难返的民族惰性，整个民族都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被祖辈几千年的光荣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现在与将来的任何新的生机都被过去扼杀的现实，鲁迅只有一个选择：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在鲁迅看来，为了保存我们，现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要打破关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绝对完美性的瞒与骗的迷梦……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过程中，鲁迅（也许还包括他的同时代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核心是专制主义的文化）的否定环节，缺少了这样的历史的否定环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根本谈不上的……他告诫人们不要为外国人的称赞弄昏了头，要牢牢记住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览，他警告人们要注意一致对外口号下加紧奴役本国人的勾当，满口爱国于实际做奴才并无妨碍，而敢于揭露自己的脓疮，敢于公开向敌人学习的人，反倒是真正的爱国者。”
从本质上讲，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是“侍奉主子”和制造奴隶的文化，这种以君臣父子、长幼尊卑为序列的文化形态，除了起到延续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作用而外，它还有麻醉人的灵魂，使其丧失个性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职能。鲁迅对这种文化形态（“国粹”）进行了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他曾指出：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一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五四运动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和革命先驱们，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这种抗争主要是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它是试图以思想文化的革命作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武器，这恰恰体现出了它的斗争方式或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中国化”特征，即是更为注重以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制度等因素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根本性作用。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或许正是包括鲁迅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文化局限”。而这种唯智论的结果也必然使中国近现代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不仅如此，反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者们其自身所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思想意识及其一些外来的专制主义影响，都无疑给近现代中国反封建专制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障碍。林非在《鲁迅对中国文化史上若干问题的见解》一文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