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曾指出：“掌握关于某一问题的全部资料，这种方法，过去有一个比喻，叫作竭泽而渔，即研究某一问题，要把所有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材料一个不漏地阅看一遍。经过竭泽而渔的工夫，写出的论文，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就不易驳倒，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百分之百地无所遗漏地阅读一切有关的资料，有时限于条件，不易做到。但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资料，是一定要注意考察的。”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的论文或论着，一般大都不会绕过这个范式。试举一例，林梅村在《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一文开头即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参与对火祆教入华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了概述，文中指出：“先后参加讨论的学者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柳存仁（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1978年）、日本学者福井文雅（1980年）、中山大学的蔡鸿生（198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王素（1985、1986和1988年）、武汉大学的陈国灿（1988年）、中山大学的林悟殊（1987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钱伯泉（1990年）、新疆师范大学的孟宪实（1991年）、中山大学的姜伯勤（1993年）、北京大学的林梅村（1993年）、兰州大学的高永久（1995年）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1996年）。”同时，林氏又对上述学者所发表的相关论文作了详细注释。
上述写作方式，不仅交待了作者研究的起点，同时，读者亦可以对作者所讨论问题的研究现状有个大致了解，如果需要，还可以通过文中注释查找到其他相关资料，从而辨别作者研究的学术价值。此种写作方式于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它可以使作者避免重复劳动或其他不规范行为的发生，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线索。学术的发展是依靠学者们的探索与积累而不断进步的。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实质上也支撑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你可以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看法，但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你却不能不对前人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实质上，资料的收集往往成为学术研究的首要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也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难度。如外文资料和过期期刊的查找，大量的论着汇集等，因而它无疑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王力在谈到论文准备工作时指出：“所谓准备，主要就是充分占有材料。一个小小的题目，我们就要占有很多的材料，往往是几十万字，要做几千几万张卡片。”不少严谨的学者往往因为研究资料收集不全，而暂时搁置某项研究，这实质上是一种科学而求实的学风体现。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如考古新材料等，其本身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四）实证经验与科学方法
提倡学术规范的最重要的目的，仍是促进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同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英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K·波普尔指出，科学理论发展模式表现为四个环节或阶段：第一个环节是指出问题；第二个环节是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猜测，即假设或理论；第三环节是各种理论展开激烈地争辩和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性较大的新理论；第四个环节是新理论被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问题。这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不可穷尽，这就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模式。而贯穿于这四个环节中的科学发现的根本方法则是“试错法”。所谓试错法，就是尝试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要发展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种种猜测，然后不断清除猜测中的错误，即经过“除错”或“试错”来发展理论。它不是胡思乱想，盲目瞎猜。试错法要取得应有的成果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提出充分的不同类型的理论；二是对各种理论提出足够丰富的猜测性的内容；三是经受严格的实践经验检验。这三种条件也被波普尔概括为：充分的尝试；严格的检验。
波普尔的“试错法”无疑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然而，美国当代科学史学家和历史主义哲学家库恩对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更具有辩证的特征。王宏建等在《美术概论》一书中写到：“库恩认为那种把科学的发展看成一点一滴的进步，或一件一件增加的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的归纳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同时也不赞成否认知识增长的不断否定，不断推翻的证伪理论，而是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是：既有否定性的革命，又有积累性的进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的模式说，即一门学科自进入科学时期后一般都是经历着常态科学时期、危机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几个阶段，因而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便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中断不断交替的过程，这就在实际上把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思想引进了科学发展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核心，而科学方法又无疑对学术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学术研究中的非科学（或称“伪科学”）的“理论”与科学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纯粹的假说之上的，因而常常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断性，它无需科学依据或史实材料对其“理论”作支撑，所以也无法用经验来证明它的客观性。这种非科学的“理论研究”方式在当代艺术学研究中亦是较为流行的。比如在美术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常常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或借用时尚的观念任意曲解艺术史实或图像涵义，他们忽视对实证材料如考古报告及相关学科材料的利用。反映在文本形式中，不注不释或言而无据或有据而无信，只求大胆假设，不做小心求证，论证问题无视前人成果，等等，即是其普遍特征。钟敬文曾说：学术研究“在内容上，也要有一定的规范。比如说创新，有的博士生创是创了，观点的确很新，但论证不行，跟不上。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做法却只有上文，没有下文，那样的创新就站不住脚。如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经常跟研究生说，他们的学习需要创新、也应该创新，这就是解放思想，但同时要有充足的材料和扎实的论证，把创新落到实处，这就是实事求是；两者是辩证的。”无规范、非科学的“理论”着作，既非学术论着，亦非文艺作品，只能称之为“杂感”而已，它常常是一种低水平重复的产物，与学术研究无益，与普通读者有百害而无一利。吴小如在谈到论文写作时曾指出：“说到写学术论文，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甚远，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科学的理论应建立在逼真性较大的经验基础之上，对于艺术学来说，这种经验还应包括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两个方面。学术创新的过程亦是对前人经验的突破和证伪的过程，它不仅需要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本了解，同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理论重复的层面，更不能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抄袭或阉割（如论述前人研究成果时，回避优秀成份，突出缺欠之处等）。其次，对于艺术理论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建立逼真性较大的经验基础，同时还必须提高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经验的东西和感性的认识及材料的储备升华为理性的认识，从而逐步达到理论的创新。余英时在谈到当代中国史学流派时指出：“中国史学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植根于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史观学派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史料学派之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必须始于原料的收集和事实的建立。我们知道，在实证主义者那里，事实与规律具有共生的关系，前者的探明必然导向后者的发现。”人类文明的进程正是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证与纠错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过程而得以推进的，艺术学的发展亦必然要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同时，亦如余英时所说：“我们一方面虽然主张史学必须不断地吸收新方法，但另一方面则要郑重提出警告：千万不可迷信方法。从经验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际限；彼此借用之际一定要考虑到因经验对象相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而新方法则尤其需要高明的行家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五）梁启超、傅斯年论学
1918年，傅斯年（1896-1950）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中指出：“凡一切误谬所由生成，实此基本误谬为之潜率，而一切误谬不能日就减削，亦惟此基本误谬为之保持也。今欲起中国学术思想界于较高之境，惟有先除此谬，然后从此基本误谬以生一切误谬，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欲探西洋学术思想界之真域，亦惟有先除此谬，然后有以相容，不致隔越。”针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傅斯年列举数例以论证之，择其一例如下：“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日，俱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日，功莫大于存古。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为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广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官，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耶？”傅斯年此文所传达的学人之独立思想，学术之不可尽信古，亦不可“全在理古”，反对“陈陈相因，谬种流传”，提倡学术之创新，其科学理念至为鲜明。
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1873-1929）在江苏南通为科学社年会所作的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中认为，对于科学的轻视和狭隘的态度如若不能改变，那么“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而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只体现在技术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体现在思想方面，即所谓“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又是什么呢？梁启超解释为：“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涵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他认为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科学精神，所以生出如下病证：“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连自己也说不出。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着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梁启超和傅斯年的这些言论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理论阐释，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将学术规范问题与科学精神及文化观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珍贵文献。
（六）学术价值与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