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发在《中国五四文学史》一书中对沈尹默的白话诗艺术作过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他指出，1918年初沈尹默同胡适、刘半农一起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成了现代新诗的开路先锋。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十几首白话诗，虽然后来没有专集问世，但当时出版的新诗选都选录了他较多的白话诗。1920年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中他的《三弦》、《生机》、《人力车夫》、《月夜》、《耕牛》、《鸽子》、《除夕》、《大雪》等14首。这些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大胆的探索和革新，显示出一些新的特色。他的诗在内容上充溢着一种明朗乐观的气息和人道主义精神，透露出五四时代的新信息。《生机》一诗在现代诗歌的草创期可算作一枝奇葩，意境中深含着诗人对五四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考，洋溢着乐观向上、胜利在望的时代感奋。《鸽子》一诗透过三种鸽子的不同命运的生动描写，表现出对个性受压抑的不平，揭示了个性解放的主题。《人力车夫》一诗流露出人道主义精神，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的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这些诗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即有对旧社会的指斥，又有对光明的确信和追求。沈尹默在诗的形式上作了艰苦的探索和精心的锤炼，对于诗体解放作出了可贵贡献。他的《三弦》一向为人所赞美，的确在音节上取得了独特成就。胡适当时就称《三弦》为“新诗中一首最完美的诗”。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一文中对《三弦》音节的和谐曾作过具体论述和充分肯定。由于沈尹默的旧诗词的修养很深，所以他写作白话诗也适当地吸取旧诗词的优良传统。不论声韵音节或炼字炼句，都带旧诗词的意味，这不是因袭乃是在吸取旧诗有益成分而进行的创新。这正是他的新诗与其他新诗不同的独特之处。沈尹默在五四新诗坛的活动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先锋者的地位及其白话诗所取得的成就，将永远留在史册里。
（三）沈尹默的诗词创作
郭绍虞在《题秋明诗词钞》中写到：“尹老一生以书名，顾又以诗名，人睹其书法而爱之，而不识其所长者更不在此也。自《秋明集》印行后，人始知尹老之擅长旧诗，而不知五四时期尹老亦是与时流提倡新诗之巨子也。”纵观沈尹默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书法、诗词及白话诗是其学术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完整载体，而他的诗词创作与其书法实践都是伴随其终身的，也同样都是他付之精力最多的艺术门类。他的诗词艺术与他的书法和白话诗艺术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沈尹默古典诗词的遗存情况，据统计，其中已出版的专集有数种，主要是《秋明集》、《秋明室杂诗》、《秋明长短句》、《念远词》和《松壑词》、《沈尹默诗词集》等。未刊的诗词集主要有沈尹默故居藏《尹默自书春蚕词》、戴自中手抄《归来集》、戴自中手抄《沈尹默词曲集》等。上述各集共收录诗作400余首，词、曲400余首。但这并非是沈尹默的全部诗词作品。他的诗词作品数量是很大的，如仅在1959年沈尹默即作诗115首向国庆献礼，而这批诗稿大都未收入上述诗集中。下面仅对沈尹黩遗存的诗集情况作以简述：
1．《秋明集》，分上、下两册，共4卷，北京书局1929年刊行，1至3卷为诗集，第4卷为词集。收录诗213首，词80阙，小令70阙，中调10阙。创作时间为1905年至1928年间。
2．《秋明室杂诗》，载于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沈尹默书法集》中。共有59首五言古诗，沈尹默手书，汪东题签。诗作时间自1940年至1948年间，以1940年至1942年沈尹默在重庆居住时期所作诗为主，1943年至1947年间诗作无载，1948年诗作录入5首。
3．《秋明长短句》，金陵书社1983年版。共收录词作116阙，其中1940年至1946年共有93阙；1946年至1949年共有23阙。
4．《念远词》和《松壑词》，载于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的《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附录中。《念远词》共收词作109阙，写作时间为1940年至1942年间；《松壑词》共收录词作45阙，写作时间为1943年。
5．《沈尹默诗词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录沈尹默新诗、秋明诗、秋明室杂诗、近作诗4首、秋明词、近作词7首。此集汇编了沈尹默部分已出版之旧作，亦收入了部分未刊之作，故写作时间跨度较大。
6．《尹默自书春蚕词》，沈尹默纪念馆藏。沈尹默书词23阙，诗3首。作于1930年至1933年间。此词尚存褚保权临写本一册。
7．《归来集》，戴自中手抄沈尹默1946年以后诗词共142首，其中诗134首，小令5阙，长调1阙，新诗2首。
8．《沈尹默词曲集》，戴自中手抄沈尹默词曲作品集。共分词6卷，补遗1卷，散曲1卷。共录词402阙，小令24首。此集辑录旧刊诗词专集中之词曲，亦有部分未刊词曲作品，故时间跨度大，堪称现存沈尹默词曲之总汇。惜未出版。
沈尹默的诗词之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大都达到了一个真善美的境界。“他对旧体诗词造诣颇深，小令能写前人未尽之意，慢词虽涩但出之自然，放笔大胆，无字不可人诗。”他的诗词是其感情的真实流露。“在其作品中，交杂着感时忧国、怀乡思亲的情思，以及对友情及爱情的执着，此亦其内在的情感世界。”这也正如沈尹默在《题（鸭涯草堂诗集）并序》4首之一中所云：
诗三百首无邪思，学道工夫一色醇。
彭泽悠然少陵拙，从来真挚是诗人。
胡迎建在《民国旧体诗史稿》一书中指出：“沈氏旧体诗功不同寻常，五古、七律各有特色，温雅蕴藉，思致婉曲。有的诗中体现俯仰古今、天人合一的哲理……他在1918年以前所作较为清婉，似杜牧，未摆脱前人窠臼。如《小饮醒春居东园·忆旧日山居》诗云：谢家池草动清吟，难忘幽栖十载心。暂过林塘逢骤雨，欲寻台榭怯层阴。年光人事俱流转，山色溪声自古今。却向燕京同载酒，醉来应为拂尘襟。首句与第6句均出自谢灵运、苏东坡诗。次联用流水对，明快而不滑易，欲去又转，一波三折，自有风味。”
沈尹默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西渡过的，汉阴和长安的风土人情及青少年时期无忧的时光，都在沈尹默的心中留下了拂之不去的记忆。他曾在《春雨感旧寄兄弟并呈星姊》一诗注中写到：“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星姊山中旧作也。中更变故，兄弟姊妹散在四方。春朝秋夕犹如昨日，而优游觞咏之乐不可复得矣。”他亦多次将这种故土情思寄寓于诗词之中。他在1910年所作的《酬兼士弟怀旧山居之作》五言诗中曾写到：
山城既多暇，况富少年情。
理乱怀未营，举家歌太平。
阳春二三月，桃柳粲已盈。
觞咏陶嘉日。惠风和且清。
四序各欢悰，携手共言远。
遨游无近林，登城望云崔。
川流带萦纡，风烟日在眼。
荒陬倘隐沦，缅言时已晚。
其后，沈尹默尚作《西江月》一词，题序：“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于天地之际。”词云：
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
牛车历鹿地天通，未觉风尘顼洞。
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
金乌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
1953年，沈尹默得知外孙谌北新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的消息后，心中甚慰。如谌北新所叙：“因为外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西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陕西汉阴做官，他与长兄士远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经常背着包袱从陕南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来。他说，对我所在学校的杜曲、樊川一带（西安美术学院原校址）是熟悉的。”不久，沈尹默给谌北新送了两把扇面，其中一把扇面题词：
稠酒薰人意兴佳，秦川风土尽堪夸。
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
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
欲从何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
在沈尹默的诗词中，杭州亦是他常常咏怀的一个故地。沈尹默青年时期自陕返浙后，曾在杭州与刘三、陈独秀及南社诸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怀思故地旧友的诗作，亦多流露于他的笔下。如《大雪中寄刘三》即是如此：
漫斟新酝写新愁，苦忆杭州旧酒楼。
欲向刘三问消息，不知风雪几时休？
陈玉玲在《沈尹默文学及书法艺术之研究》一文中叙述到：“沈尹默交游广阔，所往来者，亦领一代风骚之文人名士。于居杭州时期（1907-1912年），交往较多者有：刘三、陈仲甫、柳亚子、章士钊、张宗祥、苏曼殊、鲁迅等人。居北京时期（1913-1939年）与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黄季刚、许寿裳、马叙伦、汤尔和、蔡元培相识，建立友谊。居重庆时期（1939-1946年），所交往之文人有乔大壮、陈世宜、汪东、叶元龙、章士钊、曾履川、潘伯鹰、谢稚柳等，并与马一浮诗词唱和最多。居上海时期（1946-1971年），与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谢无量、傅抱石、徐森玉、夏承焘等人，时有往来。文人交往，尤喜诗词唱和，互诉怀抱，沈尹默亦然。以内容观之，咏怀、感时、思古、羁旅，兼而有之，未必止于思友情绪。”在沈尹默的诗词中，与友人唱和及怀故人、思亲人之作占有相当数量，这类作品亦构成了他的诗词艺术的主要内容。如1961年9月所写《为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作》一诗即属此类之作：
踽踽一朝迹，泱泱四海风。
世人轻部吏，吾党重文雄。
见远明悬的，憎深巧引弓。
革新无限力，鼓舞艺林中。
又如1947年8月2日（农历6月16日），沈兼士逝世。是年12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星期文艺》第58期上刊登了顾随《沈兼士先生安葬纪念》一文，文中云：“在安葬前的不多日子，感谢葛孚民兄，使我得以见到沈尹默师的哭兼士先生的两首七律……”文中遂引用了沈尹默诗二首，其一《再哭弟》诗云：
一朝撒手若为情，六十年来好弟兄。
更使后生思老辈。却缘清德着能名。
他年识字才余种，此日为邦苦用兵。
老泪无多不供酒，木然翘首立秋情。
抗战期间，沈尹默避居重庆，曾填词以寄托忧国忧民之情，如其《贺新郎》词曰：
悲笳乍起声如裂，共窗前，长沟流水，尽情呜咽。不管愁人难安顿，总使伤心销骨。
况强虏，今犹未灭。莽莽神州烽烟里，看青山绿水经年别。又飞起，芦花雪。
总体来看，抗战时期沈尹默的诗词格调还是以超逸为主，如学者所说：“40年代他在重庆时沉浸于作旧体诗，似乎离社会现实飘逸得更远。其中《秋明室杂诗》59首，兴感无端，触绪成咏，寄兴深深，奇想翩翩。悠游于天地、动植物中，寻求一种超脱与感悟，然后反观人世，领悟礼与法、道与情的矛盾……这些诗悲天悯物，是对自然与社会哲理的思索。”
抗战胜利后，沈尹默辞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一职，东归沪上，鬻书自给。然而于右任仍命监察院按时电汇俸资，沈尹默拒收并专程去南京当面再度恳辞，返沪后填《千秋岁》一阙，为夫人褚保权寿。词曰：
菊筵开早，十月阳春到，樽前唱，千秋调。今朝犹昨日，自觉情怀好。人尽说，十年后更看年少。
福分无非小，眼底无烦恼。公家事，今番了。伴将仙鹤舞，索共梅花笑。偕隐计，红颜绿鬓长相保。此词“佳句如珠。将托兴言志的诗情与意内而言外的词旨融合为一体”，体现出沈尹默的超然心态。如此随感之佳作，在沈尹默诗词中亦为常见。
此外，沈尹默的不少诗作还反映出了他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成为难得的文献材料。如1919年5月4日所作的《减字木兰花·赠友》和抗战胜利后归沪时期所作的《次韵答行严过访见赠之作》等，即是如此。
自1949年以后，沈尹默于诗词创作乃笔耕不辍，作品充盈，风格清新。曾在诗中写到：“善谈古书方有益，误传今说竞何功。”“万紫千红尽是花。和风暖日闹蜂衙，要从实际论功用，未许轻心罢百家。”“文化由来有古今，民风渐染一河深，家珍世系绵延在，千载犹闻金石音。”这些诗作都反映了沈尹默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一种信念。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写出这样的诗句，亦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他还创作了不少歌颂新社会、新事物的诗词，也偶有应景之作，然这类应景之作尚非主流。犹有“脊梁竖起犹可”之类词句，以示独立不羁之姿，实乃其人格特质之写照。此种人格特质在其早年即已形成，直至晚年乃持之不逾。诗言志，如其《自写》一诗所云：
自写情怀自较量，不因酬答损篇章。
平生语少江湖气，怕与时流竞短长。
蔡元培在沈尹默《秋明室诗稿》序中写到：“沈君尹默，既应时势之要求，与诸同志提倡国语的文学，时时为新体诗，则辑录庚戌（1910年）以来旧作，为《秋明室诗稿》以示余，余维吾国之诗，以抒情为限，情之表示，自以《礼记·经解》温柔敦厚四字为正宗。太史公所谓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亦其义也……而君所作，乃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偕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者不可同日语出。”周而复在谈到沈尹默诗词的艺术特征和价值时指出，沈尹默的祖父与父亲均工诗词，他自幼即受其熏陶。他学诗词，并无师承，而是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沈尹默曾说：“我写诗不曾拜过老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实质上他对屈原、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陆游、陈与义、杨万里等诸家都多有研究。他不赞成师承一家，主张“多师”。从他的诗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诗词写作兴志较为浓厚，据说抗战时期在重庆，几乎每天都创作诗词，感时遣兴，歌颂壮丽山河，抒写田园生活，寄寓哲理情思，其诗词清丽洒脱，隽永飘逸，为一时之冠。南社诗人刘三称沈尹默“一领诗界一画界”。民国年间以词称雄的汪东曾戏言：“章士钊之豪放，沈尹默之飘逸，好诗已被他们作尽，我只好去填词。”其实，沈尹默对词的造诣亦十分深厚。一代词宗朱疆村（1857-1931）在沈尹默《秋明小词》题跋中写到：“意必造极，语必洞微，而以平淡之笔达之。在汲宋与苏晁为近，把臂九能，殆无娩色。”又云：“昔人谓倚声一道，大才易，清才难，君才可谓清矣。一卷冰雪文，避俗手自携，佩服佩服。”词学大家夏敬观（1875-1953）在沈尹默《念远词》序中云：“君小令造诣至深，能写前人未尽之意，兼采南北宋之长。故为慢词，虽涩调亦出之自然，不觉艰苦。”夏承焘读了沈尹默《秋明室长短句》后，曾书函赞其词：“高揖冯（延己）、欧（阳修），俯视周（邦彦）、吴（文英）。”沈兆奎读《秋明室长短句》后，曾曰：“尊作词不犯诗，诗不犯词，一手两笔，足见到工力之深。且学珠玉而去其艳，学稼轩而去其粗，学梦窗而去其晦，清隽之气，乃与六一为近。”可以说，沈尹默先生在继承古典诗词的精华之基础上亦有所发展，堪称一代诗词清才。
（四）沈尹默书法艺术分期
沈尹默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书学历程，在他的书法实践中，其整体审美趋向是基本一致的，始终沉淀着他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然而，他自幼年（约1894年，12岁时）至晚年（约1966年，84岁时）日复一日，广涉碑帖，临池不辍，不同时期亦呈现着略有差异的阶段性艺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