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所说的编画册的那位“大师”，我猜想应是与鲁迅所说的“刘大师”同为一人。1933年11月16日，鲁迅在致友人信中写到：“刘大师的那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之在法国一样。”文化大家与美术“大师”的做法和想法有时难以一致或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国文化艺术中，许多优秀的特质往往是相同的，而有些弊病却也是相似的。刘半农在《（扬鞭集）自序》中说，自己“可以一年半年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为的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为的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熬不住。”这实质上是道破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文艺创作的普遍特征之一。刘半农曾对五四前夕旧诗坛的颓废文风作过深刻批评，他指出：“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明明是贪名爱利的荒伦，却偏喜作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是处于青年有为地位，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作了许多很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明明是欲障未曾打破，却喜在空阔幽渺处立论，说上许多可能不解的话儿，弄得诗不象诗，偈不象偈。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自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了内战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刘半农所批评的这些现象，至今在艺术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逾演逾烈。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幅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幅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926年，鲁迅曾撰《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34年，刘半农去世以后，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写到：“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其后，鲁迅又撰写了《忆刘半农君》一文，文中写到：
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牝”字的创造……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一刀，他是决不会的……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愦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对刘半农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鲁迅的“朋友的憎恶”或是对刘半农留法归国后，倾心于学术研究而淡薄文化批评而言吧？果真如此，那么，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刘半农的志趣转移是否应当受到“憎恶”，这的确是可以商榷的问题。
三吴宓生平及其文化理念
国学大家吴宓自1977年1月8日从四川重庆返回陕西泾阳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其生命最后的一年时光，都是在其胞妹吴须曼和众多亲友的悉心关照下度过的。由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及物质经济条件所囿，吴宓在陕西的生活状况虽不能称之为“幸福美满”，然而，客观上却使他摆脱了在重庆所面临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使他获得了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保障。对于这样一个刚刚过去20多年的单纯事实，一些另有用意或道听途说者竞在几年前编造出了“吴宓先生是被亲属逼死饿死”的谎言。对此，吴须曼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其次，还有一些人对事实未做调查，以讹传讹，亦时有所见。如今，吴须曼老人尚在人间，但当年不少当事人如今或退居他乡或已作古，时间的尘埃不断地使这段历史变得遥远和模糊起来。然而，我想谁都不愿看到眼前的一个个单纯而明确的事实，常常被人为地弄成所谓“历史悬案”。
我心仪吴宓之学问和人品久矣，说来亦有些许缘分。我妻李坻自1977年即与吴须曼老人相识，并与吴宓之外甥女婿鲁豫生在西安同一单位工作，鲁豫生身前亦与我熟识。吴宓在陕期间，作为亲属之一鲁豫生为照料吴宓的生活颇费心力。早在20余年前，我和李坻即从鲁豫生那里闻知了一些吴宓的事迹。我虽不才，但凭籍着一点间接的缘分和对国学大家的崇敬之情，记述吴宓最后一年的点滴生活实情，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本文即是根据对吴须曼及吴宓亲属的访谈，结合对泾阳之实地考察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试图对吴宓最后一年的一些生活状况作一客观描述，以期反映历史的真实；同时，依据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吴宓的生平事迹与文化理念作以简要评述。
（一）吴宓生平事迹述略
1894年8月20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吴宓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嵯峨山下之安吴堡。吴宓原名玉衡，7岁时由姑父陈涛改名为“陀曼”，其后，陈涛的长子陈之硕又为其起一字为雨生（又作雨僧），或取佛典《阿弥陀经》中“天雨曼陀罗花”之意。17岁入清华学校时始改名为“宓”，依然以“雨僧”为字。曾用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
泾阳县位于关中腹地，属咸阳市辖区，县城距市区28公里。西北有凤凰山、北仲山；北有嵯峨山；北部和南部为地面开阔、土层深厚的黄土高原。其地东与高陵县毗邻，又以清河为界与三原地域交错；南临咸阳市；西与礼泉县接壤；北与淳化县相连。境内有泾河、清河、峪河3条河流穿过，为古郑国渠首灌区。泾阳之名始见于《诗·小雅·六月》：“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西周之时为程地；秦在此设池阳邑，属咸阳郡；北周置县，沿袭至今。泾阳安吴堡为关中平川中的有名村堡，村堡建有城郭、城门，城堡内宅院毗连，尚遗存有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所建之道教古庙“迎祥宫”。城堡中富家建筑多以砖木石土为材，房舍中多饰以石雕、砖雕、木雕等，风格融南北建筑特色为一体，绝非是关中普通民居可与之媲美的。由于安吴堡的地理环境和建筑条件等原因，1937年中共中央将“青训班”迁至安吴堡内亦非偶然。在安吴堡的后山上，遗存有庞大的吴家陵园，陵园内石人、石兽和石牌坊林立，雕刻甚为精湛。
吴氏家族是安吴堡中的最大家族。“吴姓人氏从明末清初即定居在此，然后衍生为新旧两支。旧支多为贫苦之人。新支则为亦农亦商、以商为主、由商人宦的富室，分别号崇德堂、崇厚堂、式义堂等，有十大家，住宅占去了安吴堡大半面积。又以血统的亲疏分归甲乙两支，尤以乙支为盛。其中式义堂（又称东院）因几代为盐商，号称全省首富，全盛时期总店设在扬州，分号遍及从汉口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各商埠。这家的女主人周氏年轻寡居，人称安吴寡妇，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多次施财赈灾。被封为一品夫人，据说1900年，避义和团之乱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还召见过她。究竟是否全省首富当然有待考证，但吴氏家族宗亲繁多、人丁兴旺、富甲一方是肯定无疑的，然后又盛极而衰，备极哀乐。吴宓出自吴氏崇厚堂（又称西院）。崇厚堂虽财力稍逊，但也在泾阳和三原两县经营着3个商号，在十家大户中经济实力居中，直到庚子之乱后才衰败下来。西院宅第厅堂深幽，池沼花园点缀其间，虽谈不上曲折多致，但也井然有序。”
据吴宓所记，其宅大厅曾悬挂白底红字之漆木楹联：“叙天伦之乐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着大学之明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在安吴堡至今还遗存有据说是吴宓少年时读书的书房。有研究者对吴氏家族作过以下考述：“这个家族适应陕西关中的区域文化传统，以经商和仕宦为主。其所分东、南、西、北、中及西巷子六院，大都有一定的商业资本，特别是吴宓过继的东院，在湖北武昌、汉口一带经营淮盐，约有20余票，其官商特点很突出。此外还有当铺、油坊、药店、点心房等数十处。在泾阳县城的南街当铺、口镇的油坊、三原县城的仁寿堂药店，均颇有影响。当地俗语云：安吴财东不靠地。这与其他家族以商致富、以田守业的做法略有不同。显然是一个在向商业资本家过渡的封建家族。其家族在清代为宦的如吴汉章曾授通政大夫、晋封资政大夫花翎、布政使衔、湖北候补道、山西宁武府知府，吴萼轩授武德骑尉、卫守府加二级记录二次，安吴寡妇周氏封二品夫人、特封一品夫人，其早逝的丈夫吴介侯也封资政大夫、晋封荣禄大夫、郎中衔，其侄吴念昔亦由郎中赏道员并带花翎、秩二品，此外捐班子官还很不少（据泾阳县安吴堡吴氏墓地碑铭）。尤其是这个家族重视赈济灾荒，修桥铺路，资助教育，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明的家族传统。民国初年，这个家族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1911年武昌起义，东院经营的淮盐产业，悉归当时军政府支遣。吴宓之生父吴建常同乡党吴亚辉等共事，民初曾任甘肃凉州副都统，后来又任国民党监察委员，这就说明吴宓早年生活在一个向资产阶级过渡的旧家族中，这个家庭又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它对吴宓的个性和追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吴宓的生父为吴建寅，生母为李夫人。在吴宓两岁时，生母病逝。吴宓即由祖母及其女仆刘妈鞠育抚养，“刘妈乃宓实际生活中之母亲；而在感情、心理上，亦足为宓之母亲也！”4岁时奉祖母杨太夫人之命，继嗣给叔父吴建常为子。6岁时随嗣母胡夫人到三原县胡府省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岁时姑父陈涛为逃避清廷对维新党人的迫害南下，吴宓与嗣父吴建常随行。同至上海，吴宓居住一年后返回西安。10岁时在西安进入儒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恩特亨主讲的私塾，为系统学习国学之始。11岁时赴三原县北城，在前街北口南文华家中，从泾阳王麟编（名玉书）读书。12岁时转入三原高等小学“敬业学塾”读书。13岁时进入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预科（中学部），学习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开始写日记，作古体诗词，并创作小说、剧本等。15岁时与三原表兄胡文豹等创办《陕西杂志》，由西安公益书局印行，稿成3期，因经费不足，仅出1期。17岁时毕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赴西安参加北京外务部游美学务处（亦称游美肄业馆）“留美第二格”（相当于中等科）考试。在西安的省级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初录。吴宓在陕西时期的蒙学经历，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并成为他的文化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1年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改名清华学堂（此后又更名为清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为8年制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教材、师资多采自美国，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本土各大学之三年级。是年2月，吴宓赴京经复试以第二名之成绩考入清华学堂。9月，学校因财政困难宣布停学。吴宓南下上海，由生父吴建寅和姑夫陈涛负责其生活。吴建寅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日报》任校对，吴宓从陈涛学诗。次年3月，吴宓考入“学费征收最多英文程度最高”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补习英语。5月，清华学堂复学，吴宓重返清华。是年8月，与同窗汤用彤合着长篇小说《崆峒片羽录》，仅完成缘起及前三回，未刊。暑假中，因同窗吴芳吉之约，参与创办《观摩新报》，共出3期。9月，为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四川籍学生何鲁等，发生学生风潮，吴宓等10名学生代表被开除，旋即恢复学籍，唯吴芳吉遭开除。此后，吴宓与吴芳吉订为生死之交，笃念情殷，终生不渝。此年底嗣父吴建常遭诬陷被监禁。吴宓开始在京奔走营救，深切体验到了官场的腐败与黑暗。1916年，吴宓毕业于清华预备学校。因体育不及格和体检发现有目疾，暂缓赴美一年，留校任文案处做翻译员和文牍工作。吴宓在清华期间，先后任《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及《清华英文年报》编辑，经常发表文章，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
1917年9月，24岁的吴宓赴美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学习文学。次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壁德教授，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白壁德为美国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其学说远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宗文艺复兴诸贤以及英国约翰生（S·John80n）、安诺德（M·Arnold）之遗绪，而所得安诺德者尤多，被视为现代保守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他对“人文（Humanism）”一词做出了含有“规训与纪律”的新解，并将新人文主义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人道主义潮流相区别而对立起来。他曾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作专门分析，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艺的运动，是反对中世纪以神学为核心的文化运动。而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6世纪培根倡导的科学主义和18世纪卢梭倡导的泛情主义等，开启了灭人性近功利的功利主义和放纵不羁的浪漫主义等，这种趋势遵循“物的法则”，而损害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因而，白壁德认为，19世纪及其以后，人类面临“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及情感主义正将决最后之胜负”的时代。他从而提出用“人的法则”取代“物的法则”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他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人性、理性、道德和秩序；而此种“较高之自我”的养成则有赖于从传统文化中求取立身行事之规范，即永恒而普遍之标准，以此集一切时代之智慧对抗当代崇尚功利物欲的“物的原则”。因之，此种标准具有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白壁德所标举的人文精神，包涵着古希腊罗马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故他对孔子思想极为钦崇。认为儒家的人文传统乃是中国文化的精萃，也是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中国人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采其中之精华而加以施行，以求救亡图存，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人文精神之危机做出新贡献。他还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否，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且将影响世界文化之前途。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具有伦理哲学特征，其核心着重于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改造。他的这种理念直接成为学衡派的理论资源与文化思想基础。“受白氏影响，吴宓与梅光迪等哈佛同学不但具体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择善固执、不为流俗所移的高贵典型，也对自身的文化背景有了一种批判性的新认识，益发坚定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的信念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