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书记说九龙山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当初刚说要动员下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苦，说着说着他都快掉眼泪了，说到村民不理解他的时候，刚开始动员他们下山的时候，他被别人骂说是个忘本的人，想抛弃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地方，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的，怎么到我们这一代就要下山，怎么对得起老祖宗，当初选书记时怎么都瞎了眼了……村民说什么难听的话的都有，邓书记忍住了，他说他也曾经想过退到二线，但是经过董老和乡里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当时才得已坚持下来的，每说一段话他总会加一句“多亏有了老董”
在下定决心带领全村搬下山后，邓书记不畏艰难困苦，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下山脱贫工作中。董春法说，“邓书记为了给村里省钱，每一块钱都精打细算，县里组织去玩，他从来不去，把钱留下给村里用，在办下山手续的时候，邓书记为了省钱，他从来不在县里过夜，每天都是早上早早的起来坐最早的车子去县里，坐最晚的车回到村里，每天接触了什么人，工作有什么进展了当晚都会回到村委开会通报一声，就这样走了快一年，终于办完了手续，下山脱贫成了现实。”
正是因为有许多象董主任、邓书记等等这样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努力，全县4万多山民才能顺利搬下山来。这十多年来，武义县下山脱贫战略有条不紊地实施，而且没有发生任何群众因之上访的事情。这些都归功于当地各级政府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稔熟。董春法多次对笔者说：
下山脱贫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一项崭新的工作，就必须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依靠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的大力支持和媒体的大力支持，特别需要接纳村的大力支持，要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扶才能完成，否则将一事无成。武义下山脱贫工作开展10多年来，历任扶贫办主任王恒荣、钟发品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为做好下山脱贫工作作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贡献。
在推进下山脱贫的过程中，武义县各级政府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调研决策和总体规划，成立了下山脱贫工作领导小组，搞好试点，并制定下山脱贫总体规划，使山民“有序搬”；二是做好宣传发动和政策引导，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广泛宣传下山脱贫典型，同时组织贫困山区农民参观下山脱贫试点村，用现实引导说服农民。在思想上使山民“主动搬”；三是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协调，使接纳村“欢迎搬”；四是坚持自力更生和适当补助，使山民“搬得起”，为了确保“搬得起”，武义采取了一系列减轻高山、深山群众负担的政策，给予土地优惠、政策倾斜，并多方筹措资金，积极争取扶贫结对单位的援助；五是从搬迁布局和异地开发上做文章，使山民“搬得好”。对此，武义县有意识地引导下山脱贫人口向桐琴、泉溪等工业园区集中的地区迁移，既缓解工业园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又解决了下山人口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
正如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武义下山脱贫工程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武义下山脱贫成效显着，经验十分宝贵，值得总结和推广，要善始善终继续抓好。”这种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正体现在上述两点，即它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大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问题，创造了一个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从而具有国际性的反贫困借鉴作用。
（第十三章）村务监督：武义模式元素之九
在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中，村级政权管理民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监督“村官”，在村民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武义县后陈村在全国第一个创造性地成立了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使农村的基层民主管理有了制度保障，实现了农村政治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武义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也就成了武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元素。
一、村务监督：后陈村的制度创新
1．“后陈经验”的缘起：“村官”的腐化与上访事件的增多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官”（村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越来越多，而约束村干部权力的制度和监督却十分薄弱。因村务监督缺失、民主管理不完善，侵犯村民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村民集体上访事件增多，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当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诱因。
2001年至2003年，武义县纪委共立案查处农村党员干部147人，占查处总数的46．9％，仅2003年就查处40人，占查处总数的48％。象后陈村所在的白洋街道，该街道有59个村庄社区，仅2003年就查处了5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其中还有一人被判刑。尽管严厉查处，村干部仍“前腐后继”、不断因经济问题翻身落马。白洋街道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在与笔者的访谈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白洋街道在武义县所有乡镇中区位最好、交通最便利，是省级开发区，近年来因为工业发展征用土地，不少村庄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土地资源变成了货币资本。村民认为，这些财产是全村共有的集体财产，不是村干部个人的财富。针对村干部违法乱纪、滥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腐败的行为，老百姓意见很大。他们说：“这钱是我委托你管的，你怎么能乱用呢？”于是就造成很多上访现象。我们乡镇基层干部面对老百姓提出的问题感到非常非常棘手。村民的利益我们肯定要保护，他们的诉求我们要支持。但我们在没有查到确凿证据以前，还是要保护村干部，村里大量的村务工作还要依靠村干部去做。下面一来信，我们就去村里查。村干部就会说，“你们不相信我们？我们干脆不干了。”一方面，村干部意见很大。另一方面，群众说你们官官相护，我们来上访，你们不解决。你不解决我们就到县里，再不解决我们就到省里，甚至到北京。其实，群众的上访，表明了一种民间的、自发的村务监督制度已经形成。他们抓住村干部的问题，找几个挑头的，去诉求民主的权利。这是明摆着的现实，我们不可能去压制它。因为没有必要的监督制约，造成村干部纷纷落马，包括一些原来廉洁守纪的党员干部。我们在一线的乡镇干部就象救火队，焦头烂额，那里上访，那里出了问题就往那里去查。我们乡镇干部就是在干群关系紧张的夹缝里求生存，两边都不是人。后陈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前后两任村领导都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下台或是被查处，群众上访接连不断，矛盾十分尖锐。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广，很多村子也出现了象后陈的情况，如果没有监督的机构，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当时因为缺乏民主管理，我们街道很不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的村整个都是你争我斗的，都是不断上访的，村干部哪还有心思去做工作啊？后陈不断上访，对邻村也有影响，邻村也开始动起来。不要说正常的工作，连一些突击性的工作，如征用土地，街道都不敢去做。村干部也回避，驻村干部也不敢动员。我们白洋街道2003年一年就被查处了五个村的主要领导干部，占到我们辖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啊！街道党委年终时开会时，觉得问题很严重，形势十分严峻。于是，我向县纪委主动请缨，希望上级给予支持和帮助。我们街道只是县里的一个缩影，县里其他乡镇也和我们街道一样，问题很多，上访不断。于是，我们在加强村干部的监督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愿望和县纪委不谋而合了。
针对村官腐败和群众上访不断的问题，武义县委决定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机制和制度建设作为2004年重点工作，并选择问题较多、矛盾复杂、干群关系紧张、当时上访量居全县第一的白洋街道后陈村开展试点。
后陈村毗邻县城，347户888人，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为沙场、茶叶园、鱼塘发包和集体房租。从2000年以来，因为省级高速路和武义县开发区征用后陈村的土地，该村有土地征用资金的收入1000余万元。
由于财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导致了前些年后陈村各种矛盾重重，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升级，村民上访不断，甚至发生把派出所来执行公务的警车掀翻的冲突，成为远近闻名的“问题村”。前后两任村支书都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下台或被法办。武义推行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11月，武义县白洋街道的工办副主任胡文法临危受命，到后陈村兼任村支书。为医治后陈村财务问题混乱的顽疾，受群众自发组织开展村务监督的启发，胡文法到后陈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一个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对村两委的每月财务支出进行审核签字。这成为后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雏形。
2004年2月，由武义县纪委宣教室牵头，白洋街道协助，成立专题调研组，在白洋街道后陈、西田畈、西村、下埠口等村就村务民主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调研。通过召开村两委成员座谈会，查阅村有关管理制度，了解村民对村务民主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分析街道近年来部分经济发展较快村的村干部在廉政方面出问题、干群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找准试点工作的切入点。在调查中，县纪委白洋街道宣教室主任钟国江打算在后陈进行试点，推动“村官廉政工程”，并在全县开展一次农村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活动”，梳理有关的村务公开管理制度，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但是，仅仅依靠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和学习，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缺失的现实问题，必须起建立村务监督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时，面对群众上访不断和“村官”纷纷“落马”的现象，武义县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思考的是如何将群众上访这一类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组织，结合村务监督，引入到法治轨道上来。“与其放任自流，不如加以引导，把村民诉求民主权利的热情引导到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中来，成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监督机构”，这样，建立一个村务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想法提到了议事日程。
2．“后陈经验”的主要特色：“两项制度，一个机构”
由于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涉及到法律依据、村委会办事效率、党的权威和执政地位等敏感问题，这一主张引起了很多争议，改革的阻力很大，但骆瑞生的想法得到了原县委书记金中梁等主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获得了通过，村务监督这一制度创新正式进入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新阶段。针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涉及部门多、面广的特点，2004年4月，武义县委专门从县纪委、县委办、组织部、民政局、农业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武义且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工作指导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刘斌靖任组长进驻后陈，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户听取村民意见，召开各个层面的座谈会，对后陈村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梳理，针对新形势下村务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村民关心的有关村务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拟出《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两个制度讨论稿。这两项制度从听取广大村民意见形成初稿，到梳理完善征求社会有关方面意见，以至又重新分发到全村每家农户手中，让村民再次提出修改意见，力求制度中的每项条款既体现村民意愿又能切实可行，这样反反复复到最后表决通过，历时2个多月。
2004年6月18日，是后陈村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农村基层第一个村民监督委员在广大村民的拥护中诞生，该村村民代表、原老上访户，43岁的张舍南在选举脱颖中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第一任监委会主任。有意思的是，后陈村监委会的牌匾与党支部和村委会牌匾并列但又与二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似乎暗示着它们三者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地位和关系。
同日，武义县后陈村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约束村干部权力的《后陈村务监督制度》和规范村干部行为的《后陈村务管理制度》，前者规定了监督的程序，也就是解决怎么监督的问题；后者明确民主监督的依据，也就是说，解决了凭什么监督的问题。
归纳起来，后陈村务监督的主要特色可概括为“两项制度，一个机构”，即为《村务监督制度》、《村务管理制度》，以及村务监督委员会。
（1）一个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规定：“监委会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实施监督，并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监委会任期与村委会同届。”监委会“由3人组成，设主任1人，组成人员在村民代表会议中推选或选举产生。”监委会人员采取回避制度，由“不是村两委班子成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担任。
监委会被赋予七项职能四项义务。七项职能是：“1．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管理制度情况实行监督。2．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3．对村财务公开清单和报帐前的凭证进行审核。4．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5．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6．协助街道党委对村干部的年终述职考评。7．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建议，提请村党支部，报上级党委、政府后，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四项义务是“1．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2．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3．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4．联系村民，广泛听取意见，履行监督职责。”
（2）两项制度：《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
两项制度集中了民意和民智，提请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生效，是规范村务管理行为，开展有效监督的依据。《村务管理制度》，对集体资产（含土地征用、征用费的分配使用等）、农民建房、村干部报酬、财务收支等村民关注的热点、焦点事项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是规范村务管理行为的实体性制度。《村务监督制度》，根据权力制衡，公开透明的原则，对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地位、职责、权利、义务、纠错、罢免的途径和程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对村务公示、村民代表联系村民、村民听证和村干部述职考评等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是约束村干部权力的程序性制度。
另外，武义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指导组还设计了救济制度。当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自身运行发生障碍时，监委会、村民可以向县、乡两级救济机构申请救济，救济机构接到申请后15天内必须处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