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脱颖而出，在一定意义上圆了我们新乡土中国的梦，也为素有研究乡村传统的人类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本。在探讨了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元素之后，我们需要对武义模式的结构进行分析，并对武义新农村建设经验作理论提升。
（第十七章）武义模式的结构分析
武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被我们作为一种模式进行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提升，即把武义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一种文化表达。所谓模式，就“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人类学理论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模式是指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的组合，或者说一个社会中的文化表现所赖以为基础的一致性。既然作为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结构分析。
一、理论观照：结构与结构主义
要讨论和分析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结构，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结构和结构主义？法国当代着名的“年鉴学派”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Dosse）在他的名着《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序言”中说：
结构主义一词，既令人热血沸腾，又令人芒刺在背。结构在拉丁一语中是struere，直接来自structura，最初只具有建筑学的意义。结构指的是“一种建筑样式”。在17和18世纪，“结构”一词的意义被更改和拓宽了，有人以之类比活的生灵。丰特内勒把人体视为建筑，沃拉热和贝尔诺把语言视为建构。渐渐地，这个术语开始用来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因而也能够用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结构了，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的结构。在此之后，结构方法才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对于斯宾塞、摩尔根和马克思而言，这个术语描述的是把整体之部分连接成整体的持久现象（phenomenedurable）。“结构”一词在黑格尔那里全无踪迹，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偶尔用之，唯一例外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95）序言。“结构”一词是在1895年由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之规则》（LesRegelesdelamethodesoeiologique）一书中确立的。在1900～1926年期间，结构派生了结构主义，安德烈？拉朗德在《辞海》（Vocabulaire））中还称之为新词。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结构主义是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的，它是专门用来反抗功能心理学的。但是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就其应用于全部人文科学的规模而言，此一实践的真正起源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delinguistiquegenerale）中，只有二次用到“结构”一词。后来，布拉格小组（特鲁别茨科伊和雅各布森）概括了“结构”与“结构主义”的用法。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声称，可以把“结构主义”一词当成一个基本范式来用，而他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倾向。1939年，他找到了一卷《语言学学报》（Actslinguistica），其首篇论文就以“结构语言学”为题。从这一角度看，此一术语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带来了真正的革命，并成为20世纪的核心。各门社会科学都相继承认，它们受到了科学的洗礼。
多斯的这一段话讲得十分精炼，既指出了“结构”一词的起源，又概括了“结构主义”一词形成的过程。
但是，对于结构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客体主义和主体的二元论，以及功能主义对结构的无解释性陈述都有批判，安东尼？吉登斯（AthomyGiddens）批评他们“含糊不清”，他认为“结构化理论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己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
吉登斯的结构概念遭到了中国学者的批判，王水雄在《结构博弈》一书中认为吉登斯的“定义太过抽象，太过模糊”，他提出的结构概念是：
“所谓结构，这里并非指作为分析对象的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而是指人们先赋具有的或在互动活动和其他社会行为中沉积和积累的，具有一定规范性或至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行为者认同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结构可以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又可以深化为人们可以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它包括进入到人们意识中的人与人之间在身体、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上的相同性和不同性，光是资源不足以构成结构。”
王水雄提出的这个概念无疑是一个更具操作性，更便于解释的、外延更狭小的定义。这个概念，对我们观察和研究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结构具有直接的意义。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武义模式的结构是人类在互动活动中沉积和积累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而具体到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武义县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就是武义模式结构，这正是我们研究武义模式的出发点。
二、二维结构：协调平衡与沟通和谐
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强调结构主义的特点主要有：第一，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组成各元素之间是严密地相互制约的，以至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独自发生变化，即结构的整体性；第二，如果一个结构中的某些元素发生了特别的变化，该结构就不复存在，即结构的可变性；第三，结构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地认识被观察到的一切事实，即结构的可识性。
结构的涵义以及结构主义的这些特点，对于我们观察和研究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有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取向主要是：
1．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解剖武义模式
武义模式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文化表达，其是由或多或少的文化元素构成的。了解结构主义的学者都知道，结构主义的“结构”一词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一方面是指各个事物的构造形式或外表；另一个方面是指各个事物的组成成分或构成的原料。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武义模式是由或多或少的“最小的元素”构成的。
从结构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对武义模式进行学术解剖，从而可以分析模式的构成，进而对武义模式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依笔者之见，从本质上看，新农村建设是人类在互动活动中沉淀和积累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具体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而这种关联的模式，大而分之可分为人与自然关联的协调平衡、人与人关联的沟通和谐两大元素，在此，我们称之为武义模式的二维结构。
协调平衡、沟通和谐——武义模式的这种二维结构，清楚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这些总要求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基本元素。
但是，武义经验之所以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模式，还在于她具有独特的个性。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联模式的协调平衡中，又可小而分之为生态家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和城乡一体五个“最小元素”。这是因为在新农村建设的武义经验中，这五个元素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表达了人与自然关联的协调平衡，此其一。其二，在人与人关联模式的沟通和谐中，其又可分为下山脱贫、教育优先、政府服务、村务监督和文化活力五个“最小元素”。这是因为在新农村建设的武义经验中，这五个元素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表达了人与人关联的沟通和谐。
这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结构分为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元素层次，分为协调平衡和沟通和谐两个元素，形成武义模式的二维结构。第二个层次是“最小元素”层次，分为生态家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城乡一体、下山脱贫、教育优先、政府服务、村务监督和文化活动等十个“最小元素”，形成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二级结构。
2．可以从结构的深层次认识武义模式的整体性
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构的整体性。在结构主义眼中，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组成它的各元素之间是严密地相互制约的。
从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武义模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即生态家园、特色农业等十个“最小元素”是“多元”，新农村建设是“一体”。这是因为在一个县域范围内进行新农村建设，县域这个范围是不可分的，从战略上来说必须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的武义经验中，为了实现让农民真正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不仅实施了特色农业计划，通过杂交水稻、有机茶两条农业产业链的打造，以及高山蔬菜、宣莲、蜜梨、食用菌等特色农业的培育，协调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联，同时又实行了下山脱贫的移民政策，彻底改变了4万多山区农民长期贫困的生存状态，正所谓“山上五百年，下山三五年”，实现了人与人互动关联的和谐发展。而这两个元素之所以会在武义新农村建设中起作用，又得益于工业园区和政府服务两个元素的影响和作用，正是由于武义工业园区的跨越式发展，武义的财政收入才有了突破性的增长，据权威材料统计，武义县1995年的财政收入仅为8044万元，到2005年则达到72135万元，增长了8．97倍。正是有了工业强县的协调平衡，武义县才拿得出钱来支持农民下山脱贫。而武义县之所以能在十几年时间动员和组织了4万多农民下山脱贫，又与政府服务到位紧密相关，在此，县政府职能部门扶贫办公室，以及扶贫办主任董春法出色的服务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服务得好，农民高高兴兴地下了山，安安稳稳地在山下过日子，才能更好地发展特色农业，实行教育优先，释放文化活力。
同样的道理，政府财政没有钱，教育优先也就无从谈起；政府有了财力，实施了教育优先的战略，武义县的中小学才得以“鸟枪换炮”，才有了先进的校舍、先进的硬件、优秀的师资、优秀的学生。反过来，武义的教育质量提高了，教育发展了，武义人的素质也逐渐提高，这对生态农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城乡统筹等等的建设无形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次我们课题组的博士生、硕士生普遍感到武义的干部、工人、农民、市民比西部地区的干部、工人、农民、市民素质要高，能力更强，这与教育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谁都明白，教育能得到优先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有了基本的保证；教育质量提高了，包括农民在内的武义人的整体素质也必然会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了，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工作成绩的提高就会成正比地提高。
对于武义模式的整体性，我们还可以用武义生态家园的建设来求证。过去武义的生态状况并不好，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以及长期的“砍砍柴火烧烧饭，砍砍树木烧烧炭”，把武义搞成了荒山秃岭。笔者在武义20年的教书匠生涯，相当长一个时期烧饭只有用柴火，所以结婚成了家，备足烧柴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家庭任务，只要有机会乘县汽车站的货车到山里去，总是要跟车进去买几担柴火回家备用，所以像笔者这样的教书匠也有一间柴房专门放柴火。笔者的夫人则从小学开始就承担了保证家中烧柴的砍柴任务，常常天不亮就起床去砍柴，天亮了挑一担柴回来，才能吃早饭去上学，手上的刀疤自不必说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砍柴的路越来越远，开始还在壶山镇周围，后来一直砍到15里以外的溪里去了，把武义县砍成了荒山秃岭。那时虽也封山育林，但老百姓要解决烧饭问题，如何封得住山？但是，改革开放后，开始推行省柴灶，用柴少了；后又推行用煤，使柴火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必用品的范围。再后来广泛使用液化气，使用柴烧饭几乎绝迹，几十万人吃饭不用柴了，没有人砍柴了，人不封山山也自封了，此其一。其二，改革开放后，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武义推广杂交水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粮食增加了，大米饭有得吃了，谁还会上山去开荒种玉米、种蕃薯呢？再加上这十几年是武义县组织了4万山区农民下山脱贫，山上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一次笔者到了下山脱贫的九龙山村原址去考察，多年无人走动，山路也长满了草，有的草比人还高。可见这十来年上山烧荒的人逐渐减少而甚至绝迹，人不封山山也自封了。其三，建筑技术的改进，使得武义农民从传统的土木结构发展为砖混结构，用材大大减少，武义人再也不用动各种脑筋去合法或非法买木头盖房子了。没有人砍树了，人不封山山也自封了。正是这种整体性的作用，所以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城乡一体、下山脱贫、村务监督等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武义县生态林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人居的生态体系，才有了山清水秀的武义。事实上，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生态建设，就建构不了武义的生态家园，那么，生态立县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