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一、驳夏、商、周三族不存在论
周王朝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首先包含有夏、商、周三个民族，这一点，本当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但是偏偏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所谓夏、商、周“三族”只不过是三个血亲集团。为了回答汉民族形成史上这个重大的挑战，有必要在这里对夏、商、周三族是否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要确定夏、商、周三族是否存在，首先必须了解：“民族”一词，虽然先秦文献中没有使用过，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有与“民族”一词含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词，这就是“氏”和“族”。
关于“氏”字，甲骨文和金文有20多个字形《说文解字》解释说：“氏巴蜀名山、岸胁之自帝箸欲落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可见“氏”字就字形和字义来讲，都是指土地的。所以《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赐姓，胙之土命之氏。”在这里，“因生以赐姓”，着重在血统；而“胙之土而命之氏”，则着重在于土地，这恰恰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所特别强调和注重的一点。所以近代学者刘师培认为氏即所居之士，他说：“《左传》隐公8年云：胙之土而命之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土则无氏。《国语·周语》言：禹平水土，皇天嘉嘉，祚祚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胙曰岳国，命为侯伯，赐曰姜，氏曰有吕。所云赐氏姓，犹《禹贡》所言锡土姓。氏以所居之土为名，犹言国以夏名，国以吕名也。未有无土而可称为氏者也。”正因为“氏”着重在土地，强调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所以《国语·鲁语上》中所说的“夏后氏”，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就是指夏民族，而决不能断言，在先秦文献中“没有一条确实可以被认为是表示夏、商、周三族的名称”的材料。
关于“族”字，甲骨文和金文也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说文解字》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从矢。”但无论把矢当作箭或当作人，其本意都是聚结、集中，凡是聚焦的人群以旗帜标之，甲骨文和金文的形象即表此意。所以《白虎通·宗族篇》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余聚之道，故谓之族。”
在先秦文献中，“族”字就有明显表示民族意义的例子。例如，历来学者认为史料地位很高的先秦文献——《左传》成公4年中就说：成公“欲求成楚而叛晋，李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在这里楚与晋、鲁的民族区别是十分明显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八个字，使“民族”的含义跃然于先秦的文献之上。
正因为“氏”和“族”两字在先秦文献中有上述民族意义的含义，所以周谷城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氏族”时说：“所谓古之氏族，即同一血统，同一地方聚族而居的族众。这样的族众，单举姓可以表明之，单举氏也可以表明之，盖古之一国往往即是一族也。”中国古代氏族的这种含义，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自然形成的人们共同的意义显然有着重大区别。有鉴于“古之一国往往即是一族”，而“民”、“人”、“众”等字又都含有与“族”字所表示的聚焦的人群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所以如上列举的“夏后氏”，还有“夏民”，“夏众”，都可以认为是夏民族的名称。而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商人”、“殷民”；“周人”“周众”等，则分别可以认为是商民族与周民族的名称。
明确了先秦文献中“氏”与“族”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地方讲夏、商、周是“民族”。
先讲夏民族。在先秦文献中有戎夏并称的记载。《左传》定公4年云：西周分封时，周成王之弟唐叔被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在此“戎”是族名，这是学术界没有争议的问题，那么与戎并称的“夏”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是夏民族的族名呢？还有，在《左传》襄公4年中所讲的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中的“夏民”，以及哀公元年中所讲的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中的“夏众”，毫无疑义都是指称夏民族的。
至于商民族和周民族，《左传》定公4年在讲周武王之弟康叔封于夏墟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既然前举“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夏”与“戎”是两个族名的并称，那么在这里“商”与“周”也应该是两个族名，即是商民族与周民族的并称。
正因为夏、商、周三族是夏、商、周三代客观存在的三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所以先秦文献中常常以具体的材料来说明夏、商、周三族的客观存在，例如《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如《礼记·明堂位》所说“在我一氏骆马黑，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这里所并称的“夏后氏”、“商人”（或“殷人”）、“周人”，就是说夏、商、周三族表现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不同的心理素质列举如下：
1．服饰不同。
服饰是一个民族外在的重要标志。夏、商、周时对服饰的异同十分重视。《礼记·王制》说：“革制衣服者炎畔。畔者，君讨。”可见改变服制，不但被视为叛徒，还要受到惩罚。因此，夏、商、周三族都顽强地坚持穿着本民族的服饰。他们衣服的颜色不同，《礼记·王制》说：“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哻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郑玄《注》说：“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而缟衣裳，周则兼之，玄衣素裳。”衣服的纹饰不同，《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帽子的样子不同，《礼记·郊特性》说：“季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哻、夏收。”。
2．葬制不同。
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不同的民族是有不同的葬制的。《礼记·檀弓上》说：“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又说：“夏后氏尚黑，大事歙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歙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歙用日出”。“大事”即丧事，这就是说，夏民族出殡在黄昏，烧土为砖附于棺材的四周；商民族出殡在中午，棺材外要套一个外棺，称为椁；周民族出殡在日出，出殡时用布帐作“墙”装饰灵柩，并用形状同扇子一样的“翣”，在路上用以障车，入棺时以障柩。另外，商民族的奴隶主贵族用人殉陪葬，而周民族则没有杀殉的习俗。所以李亚农说：“在同一时期以人殉之有无来划分民族的界限，或者倒有几分可靠。”
3．生活用具不同。
《礼记·檀弓》说：“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表明夏民族的生活用具多用陶、木和石制成的“明器”，商民族的生活用具多用青铜制成的“礼器”，而周民族则两者兼而有之。
4．“社树”不同。
《论语·八佾》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社”是土地之神，古代社祭时，要替土神立一个木制的牌位，称为“主”，并认为这一木主便是神灵凭依的地方。而这种木制的牌位，夏民族习俗用松木，商民族用柏木，周民族则用粟木。
5．历法不同。
“正月”是农历一年开头的一个月，又称岁首。据《尚书大传·略说》：夏民族的岁首为农历正月，商民族为农历12月，周民族则为农历11月。另外，“年”作为时间概念，三者的称呼也不一样，《尔雅·释天》说：“夏曰夏，商曰祀，周曰年”。
6．继承法不同。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继承法也是区分民族的一个侧面。历史的记载表明，夏代的王位继承法是传子，商代则传子也传弟，而周代则建立了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王位的继承不同，必然要影响到夏、商、周三族财产继承法的不同。《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对此不同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殷道亲亲，道尊尊”是保存在《春秋》中的一种传统观念，其多少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夏、商、周三族是不同的民族。
7．民族性格不同。
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本来所固有的思想、感情、气质的内心活动和行为特点，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的精神形态上的特点”，或说是“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由于夏、商、周三族是三个不同的民族，所以在民族性格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礼记·表记》说：夏民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表现出朴质、温厚、又比较野蛮的民族性格。商民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表现出放荡、凶狠、好胜的民族性格。周民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表现出温文尔雅，以巧取利的民族性格。夏、商、周三族不同的民族性格，都“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8．宗教信仰不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民族的宗教信仰，由于每一个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也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就是说夏民族刚从原始社会走进阶级社会的门坎，由于简略水平比较低下，因此，对于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事仍听天由命，即《论语·颜渊》中所说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此所谓“夏道遵命”。商民族则已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虽有所提高，但鬼神观念也大大发展了，整个商代是神权的时代，是鬼神思想沉浸的社会。而在商民族心目中，祖先的神力不亚于天帝，所以他们鬼神同视，祖先与上帝同受崇拜，形成对祖先和上帝“合二而一”的一元神——上帝的崇拜，此所谓“殷人尊神”。周民族则接受了“殷鉴”的教训，认为“天命靡常”，既不信天命，也不真信鬼神，此所谓“周人尊礼”。从“夏道遵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的不同宗教信仰中，夏、商、周三族的民族区别不是又一清二楚了吗？
二、周王朝的民族分布
上一章中，我们已述及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的相继崛起，可见时至周代，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在周代，除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外，周王朝还存在着被称之为夷、蛮、戎、狄的人们共同体，此所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
周代的夷，主要指淮河、徐泅一带和山东半岛的某些人们共同体，就是笔者在起源篇中所说的东夷集团。起到春秋之际，东夷与中原诸民族还有着明显的区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公卑杞。”故孔子修《春秋》时不称杞桓公为“公”而称之为“子”。有的东夷人甚至还“杀人而用祭”，保留着以人祭鬼的习俗。
周代的蛮，是对南方人们共同体的总称，除上节中所讲楚、越民族外，还有被称为“濮”的蛮。濮蛮大致分布在楚民族的西南。通观蛮之文化特点，大多有种稻、喜食鱼鲜、“文身”、“凿齿”、“翦发”（或“断发”）、“交趾”、“用舟”、“住干栏”、“悬棺葬”以及“裸身”、“君臣同川而浴”和“男女同川而浴”等与中原诸民族不同之风俗。
周代的戎，主要分布在周王朝的西北部，故又称“西戎”，是羽毛球畜牧和狩猎经济类型的人们共同体。《左传》襄公14年所载西戎的一支戎子驹支即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有的如义渠和氐羌还行火葬习俗。
周代的狄，系指周王朝北部的人们共同体，故又称为“北狄”。其又分为两个集团，偏西者为狁、犬戎、狄，又分赤狄、白狄、长狄，战国时称为胡；偏东者为肃慎、貊、貉、山戎，战国时称为东胡。无论胡或东胡都过首游牧生活。
周代夷、蛮、戎、狄的存在，正如《礼记·王制》所云：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又如《淮南子·地形训》所云：
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早壮而天，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其人面末偻，修颈行，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其人翕形短颈，下肩下尻，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可见周王朝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包括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也包括了夷、蛮、戎、狄诸人们共同体，呈现出民族成份的复杂性。
在民族分布上，周大夫詹桓伯曾描述过如下一幅民族分布图，他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克商，蒲如、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似乎是人们常说的夏、商、周诸中原民族居中，楚、越民族以及夷、蛮、戎、狄居四方的整齐划一的情况。实际上，这只是大体的一种划分，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国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除周民族和被统治的夏民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国语·晋语二》即云：晋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所以远离周王朝忠心的晋与戎、狄为郊，竟出现了“拜戎不暇”的反常现象。因此，周民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夷人的接壤或杂居；申、吕等国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周民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洛水、伊水之间的山区有杨拒、泉皋、伊洛之戎，山东曹县与兰阴之间有戎州已氏之，黄河与淮水之间有徐戎，河北永平一带有北戎（又叫山戎）；唐叔被封于晋时得狄族隗错的“情性九宗”等史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民族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的情况才是周王朝民族分布的真实情况。
三、周王朝的民族关系
周初，周民族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作为一个民族，它与其他民族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周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上。例如，宗法思想浓厚的周民族在明堂位的排列上，就排“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对夷、蛮、戎、狄的歧视昭然若揭。又如，在周代的着作中，常把戎、狄视为豺狼，在书写夷、蛮、戎、狄等人的名称时常常加一个犬字旁或一个虫字，歧视之意更为露骨。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民族压迫的政策上。周王朝规定：“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就是说夷、蛮、戎、狄等人不仅每年要向周天子贡献牲口或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规定每代戎狄之王继位要朝见周天子，新的周天子继位也要觐见，此所谓“终王”。为了维持周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周王朝还规定，若夷、蛮、戎、狄之王不照要服和荒服的规定办，就要名“尊卑职贡”之分和感之以德，即所谓“修台”和“修德”，使其来贡来朝，若还不行，就要使用武力“刑诛”，即穆王祭文谋父所说：“有不贡则修台，不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刑以威四夷”，一语道出了周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