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汉王朝以孝廉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确立了“举孝廉”的察举制。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军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9年)，又下诏：“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此后，以“孝”为本的察举制遂成定制，到东汉和帝时，“二十万人者举一人，不足二十万二年一人，不足十万三年一人。”于是孝廉遍布全国，有孝行的人可到地方乃至中央做官，正是：当官必走行孝之途。汉代不少名臣，如王吉、京房、师丹、孟喜均以举孝廉入仕，赫赫有名的曹操少时也曾被“举孝廉”。
再次，汉王朝在农村设乡官“孝悌”，掌握村社中农民伦理道德行为和社会风尚，使“孝”成为封建皇权维系农村基层统治的纽带。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各一人)”。汉代农村中关于孝行方面的教育、表彰、劝诫等事，均由乡官孝悌承担。正因为孝悌在汉王朝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汉王朝十分重视对“孝”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者——孝悌的奖挹，汉初惠帝时，即“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武帝时下诏“嘉孝弟力田”，昭帝时又下诏“闻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故乡里”。这种优抚孝悌的诏今在汉代不断发布，几乎与汉王朝相始终。
最后，汉王朝以“孝”为谥，企图通过世代不绝的尊祖爱亲，以求刘家王朝一族一姓统治权的安享延续。从这个目的出发，汉代帝王可以因祥瑞、灾异“改元”，而不能去掉谥号上的“孝”字，所以除高帝刘邦和世祖刘秀外，自西汉惠帝、东汉明帝以下，帝王谥号都标以“孝”字，“孝”成了刘家王朝保证长治久安的“护身符”。
从上可见，汉“以孝治天下”，就是通过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伦理的、艺术的、礼仪的种种渠道，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进入到人们的血液、骨髓之中，使“孝”在社会各个角落有形或无形地发生看巨大的作用，“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从而使儒学成为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赵苞的故事就是一个活例：东汉时，辽西太守赵苞在母亲和妻子被鲜卑掳获作人质的情况下，仍率兵大破鲜卑，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其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说完，号哭呕血而死。因此，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稳定来说是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的。
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时使“海内一统”种种措施的实施，都表明汉王朝时中央集权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从此以后，汉民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节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汉民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确称为“汉族”。
历史具有发展速变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保守缓变的一面。华夏民族各支系在秦始皇的武功面前迅速统一了起来，秦王朝的声城也风驰电掣般地飞扬四域。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秦王朝的“庐山真面目”，其又俄顷土崩瓦解，为汉王朝所取代。于是，当四域各国称统一的华夏民族为“秦人”之时，华夏民族已发展、转化为汉民族了。由于这种“时间差”的产生，西汉之财，刚形成的汉民族仍被四域各国各族称之为“秦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称汉民族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域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往尚多。”据查，《汉书·李广利传》在抄求达段文字材料时，仅将“秦人”改为“汉人”，可见此所谓“秦人”即指汉民族。随后，班固在《汉书》亦称汉氏族为“秦人”。他书·匈奴传》载：“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并筑城，治楼以瞒谷，与秦人守之。”这里的“秦人”，即“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于孙尚号亲人。”可见秦人后裔在汉代仍被匈奴称为“秦人”。那么汉王朝之人是否也称之为“秦人”呢？《汉书·西域传》武帝征和4年下轮台之诏罪已，引军侯弘上书：“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对此，颜师古《注》中明确指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宋代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亦云；“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可见汉王朝之人也被称之为“秦人”。
除历史文献的记载外，历史文物也提供了例证，永痔八年石刻《刘平国治口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口口口口谷关。”王国维考此石刻，证明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
正因为汉王朝之时汉民族称之为“秦人”，所以尽管亲王朝早已土崩瓦解，但因其声威远震，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国人仍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等，后在佛教经典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现代西方各国称中因为China，其源盖出于：“秦”字。
然而，随着历史岁月的蹉跎，东汉之时汉民族已有“汉人”之称，除上已提及的《汉书·李广利传》将“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中“秦人”改称为“汉人”外，在《后汉书》中史是频频出现，如：
(1)《后汉书·西城传》载：莎车国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王真王”。
(2)《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汉人韩随南单于入朝”。
(3)《后汉书·西羌传》载：“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4)《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议即蔡岂在议及破鲜乓问题时日：“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5)《后汉书·耿恭传》载：车师王国后王夫人“先世汉人”。
又《历汉书·乌桓鲜卑传》所载建安11年，“时幽、冀吏人
奔乌桓者十万余户”一事，《资治通鉴》卷65记为：“乌桓乘天下大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
可见汉王朝在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邻国和邻族进行了空前频繁的交往，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各邻国和邻族遂弃旧称，在称汉王朝的使者又“汉使”，称汉王朝的军队为“汉兵”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改初“秦人”为“汉人”。当然，此时所称之“汉人”或“汉民”，均为汉朝人之义。同时，无庸赘言，“汉人”之称则源于汉王朝。这也是现代一些文学家认为汉族之名起于汉王朝的主要原因。
其实，“汉人”一词真正赋予“汉族”之义，指称汉民族是在南北朝之时。这时国运长达400年之久的汉王朝被魏、蜀、至三国肢解后，经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之割据政权，特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周的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他们对所统治的中原居民，彰称为“汉人”或“汉儿”。对此“汉人”一词指称汉民族之缘起情况，清末文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文字虽然较长，但为了弄清汉民族族称确定的历史情况，还是有必要引述如下：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以高氏，虽云渤海蓚人，而欢之祖徒居怀朔镇，已同胡俗。故《北史·神武纪》云：“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尉景、刘贵等，皆非中国种族，遂目今原人曰汉人。如《文宣皇后李氏传》云：“帝将建中官，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以李后为赵郡李希宗女也。《杨愔传》：“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以对愔等议，欲处娄后于北宫，改归李后，故娄后为此言也。《废帝纪》云；“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以废帝李后所生也。《愔传》：“废帝日：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指愔及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也。《斛律金传》：“神武重其古质，每戒文襄日：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北齐书·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兵，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高德政传》：“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北史·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日：一钱价双，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薛修义传》；“斛律金日：还仰汉小儿守，收家口为质，”。此类甚多，皆分别汉人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