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商人郭敬、地主宇驰家作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3)流亡中的混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关西略阳、天水等六郡以氐人李特为首的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到幽州“乞活”的田一部就有五万人。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徒，汉族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4)“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
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和部族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井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素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渴胡则徒居上党武乡一场氐人、羌人不断迁入关中、四川以及西北诸郡，原居湘、鄂一带的到5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太阳蛮28000户内附，李祟还将岔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6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为北方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创造了条件。
三、北方各族人民的大同化
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民族大混杂的形势，民族大混杂又促成了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
所谓民族同化，即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不外乎有暴力和非暴力，或称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但民族同化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魏晋南北明时北方各族人民大同化的内涵，就是汉民族同化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这个同化过程大致是经过下面三条途径进行的。
第一条途径是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前述匈奴入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民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于刘聪、使刘曜部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八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木，“考试优劣”。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音，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此，慕容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也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汉民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被汉民族同化了。
第二条途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的民族大同化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考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隆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政策·《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中记述的孝文帝与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作丁很好的解释，其言：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末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如何？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但是，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民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同化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同化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该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共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民族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同化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同化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同化的进程。可见，从同化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同化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民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这三条途径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
魏晋南北朝时，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公元296年氐人豪帅齐万年领导的关中各族的反晋斗争，公元301年氐人李特领导的益州流民起义，公元303年义阳蛮张昌在江夏领导荆州蛮和汉族流民的起义，公元311年蜀人社在长沙领导的流民斗争，都是汉族劳动人民与流民中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和部族的共同斗争，其性质既是反抗民族压迫，又是反抗阶级压迫。毫无疑义，这种反对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必然会大大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各族人民心理素质的沟通。就是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反晋斗争，虽然带有突出的民族斗争的性质，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素质的勾通的。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各族人民心理素质的勾通。众所周知，这次起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共同的敌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如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得到六镇各族士兵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响应，高平镇人赫述因等起义，推敕勒人首领胡琛为高平王，而鲜卑人万俟丑奴则为其部属；秦州羌人莫折太提，莫折念生父子率秦州、关陇各族人民起义，氐人张长命在南秦州响应，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鲜于修礼是丁零人，汉族人葛荣则是其部将。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后，余众被北魏政府安置在冀、定、瀛3州，而作为镇兵的杜洛周和了零人鲜于修礼分别率河北农民起义，后又都为汉族人葛荣所统率，突出表现了各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情谊。大家生死与共，民族成见和隔阂自然逐渐消除。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素质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素质的勾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线的溶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因此，民族同化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决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参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线才会完全溶解，其结果必是汉民族同化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扩大和加速。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从大迁移到大混杂，从大混杂到大同化，打破了共同地域，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改换了民族语言，甚至改变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同化于汉民族的历史过程。
在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氏建立的前赵政权崩溃后，平阳及附近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以及乌丸6夷20万户，刘曜迁长安的上邽氏羌20余万口，都被汉民族同化了。匈奴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后赵聚集20万人，在被冉魏灭国后，也很快被汉民族同化了。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早在幕容廆都棘城时，就收容汉族流民和土族数万家，汉化已较深；慕容隽入都蓟，迁鲜卑胡羯3000余户；前秦灭前燕时，迁鲜卑40000余户到长安，这些鲜卑慕容部最后都被汉民族同化了。氐人苻坚建的前秦国，除掳获匈奴、鲜卑等“杂夷”以及汉族人到长安外，还派出大量氐人出兵镇守关东，前秦之后，不仅长安城各族被汉民族同化，镇守关东的氐人也被汉民族同化了。羌人姚苌建后秦国后，也把大批汉族人掳获到长安和关中地区，其后，这些羌人也被汉民族同化了。总之，到了北魏后期，早期内迁的匈奴、乌丸、氐、羌，以及稍后的鲜卑慕客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北朝时期，由于文明程度较低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掳获人口，充实都城，用作奴隶，所以这时民族同化的范围和规模比16国时期更大更广，风更急，云更涌。据部分材料统计，北魏掳获和附降的各族人口达一、二百万。公元396年，魏道武帝攻后燕时出兵多买40万，足见北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后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又经北周周武帝在“先治心”、“择贤良”为中心内容的“六条诏书”指导下，所进行的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不仅通过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包括官府控制的所有杂户和僧侣地主控制的憎祗户、寺户、沙门)，使北方人户得到了澄清，而且通过创府兵制度的兵制改革，扩大了府兵中汉民族的成分，使北魏以来最顽固，也是最后的一个民族壁垒——兵制上的民族界限被打破了。于是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宇义部入隋后也最后被汉族同化了。及至唐代，尽管唐皇室以及诸多勋戚将相大臣的先世或出于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或杂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原有民族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感情，所有的只是汉民族的一切特征了。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和部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同化。到隋灭周至唐王朝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消声匿迹，被汉民族同化了。
（第二节南方民族同化如火如荼）
当北方民族同化风起云涌之时，南方的民族同化也如火如荼。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中国北方汉民族大量同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部族之时，在中国南方也出现了汉民族同化部分少数民族和部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