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在高处走，水在低处流。民族同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斗争的过程。一般说来，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总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因此，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蛮、俚、僚、傒等族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故西晋太康7年(公元286年)、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刘宋元惠12年(公元435年)、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和大明中期，先后有蛮、俚、僚诸族自愿“归化”，编入汉族州郡县。南朝时，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逐渐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再以蛮族为例，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蛮族与汉族一样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农业方面生产米谷，手工业方面生产布绢，南朝政府对属郡县的蛮族征收的资荧与汉族完全相同。其次，南朝蛮族逐渐归州郡县统辖，直接变为汉族封建政权的编户齐民，服役纳赋。正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说：“蛮民顺附者”都输赋税。再次，蛮族上层有的拥有大量的部曲，刘宋末以
功封为征虏将军的蛮帅田益宗有部曲4000余户；南新郡蛮帅田彦生有部曲6000余人。梁代沔东太守蛮帅田清喜、定州刺史蛮帅田超秀等，都有一批部曲。蛮族的部曲虽然不一定与汉族的部曲相同，但部曲的身份近似农奴，则是蛮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与蛮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吻合的。而且蛮族中的大姓田氏、向氏、冉氏、樊氏、梅氏等，在政治、经济特权上都是世袭的，其中有的还有封地，食邑多的达3000户。
在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中，汉族封建政权顺应民族同化的大潮流，推行了一系列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从而大大加速了汉族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过程。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1)直接编入汉族封建政权的州郡县。这从南朝州郡县增多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有20州，252郡，1250县，至梁中叶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时，则有104州，586郡。这些新增加的州郡县，很多是为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置的。如越州，是宋末为了加强对俚族地区的统治所建立的，开始时只有8郡7县，齐末时发展为20郡，55县。
(2)设置左郡左县。南朝为了集中治理归属的少数民族，使之不因剧烈的变动而惊恐，又能按照汉族封建政权既定的同化政策而发展，便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设置左郡左县的办法，用渐变的形式，逐步把少数民族变为郡县编户齐民，其官吏有的用汉人，有的则用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史载刘宋泰始年间，已有左郡11个，左县25个。齐末增加到51郡，145县，其中僚族建立了5郡4县(多数僚郡无属县)；俚族建立了8郡22县；蛮族建立了38郡，118县。商朝左郡左县的设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虽然左郡左县利用“蛮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南朝政府并不打乱少数民族原来的组织形式，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仅具有“羁縻”作用，但是冠以郡县之名，则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非“化外”之域，是南朝政府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步。
(3)设置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官吏，具体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南朝设置校尉一职，专司少数民族事务其地位高于一般州刺史，相当于“刺史领兵者”，即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蛮左校尉计有宁蛮校尉、南蛮校尉、安蛮校尉、平蛮校尉等。此外，校尉府与州府一样有一套较完整的机构，如宁蛮校尉置佐吏，见于史籍的有护军、长史、参军、主薄、功曹等。一般情况下，这些官吏不是采用武力俘虏“生口”的镇压办法，而是采取撤关卡、省烦苛、布恩惠、减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剥削，发展生产的办法，积极推行进步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刘宋元嘉七年至十九年(公元430——442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宁蛮校尉时，“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乎土”，“百姓乐业，民户干赡”。又如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张绩为湘州刺史时，其主张“省须苛”，于是“历政不宾服”的朗
州零陵、衡阳等郡的蛮族，“因此向化……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又如陈太建八年(公元576年)，沈君理为广州刺史时，“推心抚御”，使得“世相攻伐”的南俚族逐渐相安，“甚得民和”。
(4)采取“以夷治夷”的方针。南朗为了保持内部的安定，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同化，尽量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敕封少数民族首领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以夷治夷”，逐步同化。此方针的确定曾经发生过争论，南齐初年，就对是否解除西阳蛮首领侯位问题有过一场争论，虽然解除派力主废除结少数民族首领封官加爵，但保留派终以“戎夷疏爵，理章前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为由，坚持“宜存名以训殊俭”，取得了齐太祖的同意。宋、齐、梁三代都曾封敕少数民族酋师为王、侯、将军、刺史、太守等爵位和官职，而且朝代更替，封爵和官职不变。这种“以夷治夷”的方针，就是为了达到“以训殊俭”，逐步同化的目的。
(5)使用蛮兵，迁徙蛮民。南朝曾利用蛮酋统率蛮兵，或为前驱攻打北朝。《北史·蛮传》中就有梁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的记载；或多予统治阶级的内争，《南齐书·
刘怀珍传》中就有“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平定沈攸之反叛的记载；或“以蛮攻蛮”，《南齐书·蛮传》中就有利用归顺的北上黄蛮文勉德驱逐抗命南襄城蛮秦远的记载。不管南朝统治者使用蛮的用心何在，客观上总是加强了蛮兵与汉族人民的联系和往来，有利于民族同化的发展。此其一。其二，南朝统治者当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对他们进行征伐之后，往往采取徙民措施，其迁徒方向大致有两种：一是移于京师，如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雍州刺史武按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又如沈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二是引出平土。如刘道产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时，“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着，蛮夷前后叛民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显然，迁徙蛮民的结果，是使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加快了他们同化于汉族的速度。
这样，自西晋后，经过南朝四代，l69年的历史熔铸，南方蛮、俚、僚、傒等少数民族的一部分被汉族同化了。本来，中国南方是“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竾，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也”。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如火如荼的民族大同化，则“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通典》对僚族被汉族同化的情况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其说：僚“初，因蜀李势乱后，自蜀汉山谷出，侵扰郡县。至梁时，州郡每岁伐撩以自利，及后周平梁益，自尔遂同华人矣。”因此，到了隋朝时，汉中地区“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原益州地区“又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原荆州和雍州地区“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很清楚，这里所谓“殆与华不别”、“与蜀人相类”、“与诸华不别”等都是说明蛮、俚、僚被汉族同化后，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汉族相同了。所以，隋唐以后，至迟到两宋之间，反映蛮、俚、僚、傒等族聚居地区的左郡左县取消了，敕封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制度废除了，专管这些少数民族的机构也不复存在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名称，如傒等，也完全消失了，他们中的一部或全部，都同化在汉民族之中了。
过去，史书在讲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同化问题时，一般都只提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主中原后，被汉族同化的情况。显然，这是片面的。实际上，如前所述，汉民族在北方同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同时，在南方也同化了蛮、俚、僚、傒等族的一部分。因此，隋统一全国后，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的汉民族也统一了。但这时的汉民族，已不再是两汉时的汉民族，而是吸收了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南方的蛮、俚、僚、傒等民族和部族的新的汉民族。汉民族的这个发展，说明汉民族“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第三节民族大同化的产物和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唐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在同化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或部族，取得大发展的同时，以其巨大的吸收力和消化力，融汇了各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创造了在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唐文化。
唐文化丰富璀璨，博大精深，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同化的产物，是各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关于唐文化的伟大成就和具体内容，学术界有不少专着论述，在此，我仅就自文化作为民族大同化的产物和各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作些论述。
在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的汉化，是汉民族有巨大吸收力和消化力的突出表现。源于印度的佛教，两汉之际从西域传入汉族地区，其虽然得到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利用，在魏晋时已生根萌芽，南北即时势力滋蔓，但由于佛教不讲忠孝，与汉族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及生活、礼仪一直格格不入，从而形成了佛教与儒学、佛教与道教之间的激烈斗争。斗争结果，是佛教在向儒学和道教靠拢的过程中，逐渐汉化。
佛教汉化的过程始于陈、隋间天台和华严两个佛教宗派的出现。道士炼丹，谈静坐炼气，天台宗也谈炼丹，坐禅调息，表明天台宗与道教的接近；儒学讲忠孝，奉孔子为至圣先师，华严宗表扬释迦弁尼是孝子，承认释边迦、孔子、老子都是至圣，表明华严宗与儒学的接近。到了唐时，迎来了佛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这时佛教完成汉化的第一步是禅宗南宗的玄学化。魏晋玄学谈“无”，是宣扬庄周消极厌世思想的唯心主义哲学；佛教认为人生极苦，涅最乐，谈“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两者大同小异，完全可以合流。继之，是禅宗南宗的儒学化，其改佛教的性恶论为性善论，认为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问题上与汉族正统派儒学一致了，此其一。其二，禅宗南宗僧侣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并实行三年之丧。于是儒、佛对孝的分歧，在形式上得到了统一。此后，自南北朝以来，儒、
佛、道互相攻讦辩论的情况在唐朝便逐渐协调共存，甚至在唐朝佛教雕塑中，温柔敦厚关心世事的神情笑貌，君君臣臣各有职守的统治秩序，就从艺术上充分表现了佛教与儒学的合流，而念佛诵经也就渗透到汉族丧礼活动之中，《报父母恩重经》则成为唐朝普通流行的经文。其三，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传来的戒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有孝僧、诗僧、高艺僧、茶酒僧等。于是佛教放弃了印度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装上了汉族士大夫常见的面貌，就连印度佛教艺术中一些表现印度民族风俗的那种接吻、扭腰、乳部突出，过大的动作姿态等等，也被唐代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所完全排除，而折射出汉族传统儒学礼义道德的观念，到了唐后期，禅宗几乎代替了其他宗派，垄断了佛教，甚至禅宗成了佛教的同义词。
这样，盛行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终于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汇合，在唐代完全被改造成汉族式的佛教，致使本来与汉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的佛教文化成为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莫高窟之成为世界艺术的一个宝库就是一个突出范例。不仅如此，由于佛教在唐朝的汉化，使佛学的哲学内容达到唯心主义较成熟的形态，成为世界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流派。所以吕振羽先生说：“论到世界佛学，当首推中国，次为日本，而其发源地的印度，却反而落后了。”
唐诗是唐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座高峰。唐诗之所以能取得登峰造极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北方文风与代表汉民族文学传统的南方文风互相融汇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南北长期对峙，北方的汉族同化了入主中原的“五胡”，而南方的汉族则同化了部分“南蛮”，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大不相同的情况，造成了南北文化发展的殊途，使南北民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形成了南北迥然不同的文风。所谓南方文风是指南方的乐府民歌体裁小巧，语言清新，表情细腻，感情含蓄，想象丰富，长于抒情，浪漫主义色彩浓重。而所谓北方文风是指北方的乐府民歌数量虽少，但题材广泛，语言质朴，表情粗犷，感情爽宣，风格刚健，长于写实，极富现实主义特色。例如标志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最高成就的抒期长请《西洲曲》，就是一首闺情诗，以浪漫
主义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少女倾诉的四季相思之情，这与北方民歌中卓绝千古的《木兰诗》，从题材、语言到感情色彩都大异其趣，风格截然不同，此即《乐府诗集》中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
唐诗正是对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无所束缚地创造，融汇了各民族民歌的优良传统，耸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拿人们尊称为“诗仙”的李白来说，其祖籍在陇西成化(今甘肃天水附近)，诞生于唐安西部护府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懂得少数民族文字的李白从小就受到北方文风的影响，所以他的诗不仅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感情的表达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呈排山倒海之势，尽集北方文风质朴、粗犷、爽直、刚健之现实主义的优点，而且“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他的思想愿望和感情时，他就或让古人作为自己的化身，或借助超现实的神话，或发挥奇丽的幻想，广取南方文风语言清新、想象丰富、长于抒情之浪漫主义的精华。夸张大胆，想象惊人，感情充沛，脍炙人口的不朽杰作《蜀道难》就是他的代表作。《蜀道难》虽然全凭想象落笔，可谓奇之又奇，但却是以其20岁以后进游蜀中的生活为基础的。正因为李白的浪漫主义是以其丰富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所以他的诗不仅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也体现了南北文风的融合。作为各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来说，李白的诗就是这种结晶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