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相货币经济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侧面。这就是说，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从商品方面看，是商品流通；从货币方面看，则是货币流通。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因此在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辅而行的有机联系。这样，春秋战阳至案统六国一直在累进发展的货币经济，到西汉之时，就达到了一个高峰阶段，那的，不仅流通中的贷币完全是金属货币，而且黄金一直占统治地他．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具有的价值、流通、贮藏、支付等功能几乎都用黄金来表现，据《汉书·食货志》所裁，汉代“黄金重开(约合今2两)，宜(值)钱万”。由于两汉商品经济的发达，常有大宗的贸易，所以有的人储备黄金多达几十万斤。使用起来也十分惊人，如汉武帝征匈奴，一次赏赐就用黄金数十万斤。
隋唐以来，货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物经济的衰落，货币经济逐渐夺取了实物经济的地盘，据《新唐书·食货志》云，唐穆宗时，钱币不但“行之于中原”，而且“泄之于边裔”。在人们的思想上，一反过去重实物的风气，而“多重见钱”。更贯要的是为了适应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唐宪宗时，出现了汇票形式的“飞钱”，亦称“便技”。后代货币经济的这种新发展．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汉民族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
在汉民族货币经济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比宋纸币“交子”的出现。《宋史·食货志下》载：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急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婚，以三年为一界而投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
这样，汉民族纸币的出现比美洲早5个世纪，比欧洲早6个世纪。四川“交子”出现不久，北宋政府即收夺了“交子”的发行权，后又杯开封设“交子分”专门负责“交子”的发行。虽然宋代使用“交于”纸币产生/种种流弊，但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民族封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活跃。
二、汉民族民族共同市场的统一
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小，虽然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但是却由于又有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在把劳动形式互换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把人们凝结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而商品纤济的这种凝结作用，又具体表现为汉民族民族共同市场的统一。
西汉时，就初步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商业网，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还是内地与巴蜀、西北地区贸易的枢纽，成为汉民族的政治中心。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本章第二节中作了论述，发展到隋唐，长安仍然是汉民族的经济中心，是西域和剑南等地商业的汇集点，设有东京、西东两市。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文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长安以下，州也设市，父小最着名的是地处长江和运河会合处的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服，扬力一而蜀次之地”；成都是“水陆所奏，货殖所萃”自古为商业都市；荆州“南控岷峨，东起吴会，五方枕奇，四民昌阜”。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繁盛都市；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否药、珍宝，积载如山”，是岭南最大的都市，又是着名的国际商港；供州(今南昌)是广州和扬州之间的一个中转地，海外和岭南的货物，大都从广州越大庚岭，取水道到洪州，再沿江而东，为“江淮之间一都会也”；关中的岐州(今陕西风翔县)“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地接荆郢，商旅殷繁”；钱塘江流域的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及福建的泉州也都是大都市或国际商埠。州以下，各县也设市，《梦梁录》所记宋朝县市“每囚清晨，两街巷门浮钥上行白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此外，还有离州县较运，因商业上的需要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形成草市，以及材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岭南称“墟”市，西南称“街”市，北方称“集”布，即所谓“凡聚落相近，期某旦集，交易哄然，其名为虚。”又有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的庙会，《东京梦华录》对汗京相国寺的庙会就作了生动具体的摘述。这样，从上到下，从城市到乡村，都设立了大小不等的市，初步形成了汉民族的民族共同市场。
明清之际，由于汉民族内部经济联系性的进一步加强，民族共同市场统一的条件渐趋成熟。这些条件主要是：
1．中央集权制废的完善化
西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虽已确立，但分封制度却一立存在，直到明太祖朱元漳之时还把其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因此地方封建势力仍有一定的能量。只是在“靖难之役”以后，继续进行削藩，加强了对地方封建势力的制，在行政上基本上取消丁分茅裂土的制度，健全和完善了中央派宫管理省、府、州、县的体制，使中央实权制度完善化，从此绍束了“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局面，在全国统一日益巩固的大势之下，汉民族的共同地域也日益巩固，这就为民族共同市场的统一提供了政治保证。
2．交通运输的网络化
明清之时，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过去内陆航运，直到宋代还是东西向为主，南北水路仅以汴河为主，南联江淮，北至河南汴京而巳。明王朝时大力经营山东运河，接通了宜隶和长江流域，使人运河成为不仅是漕运的主要路线，也是南北货运的干渠。及至清代，不仅运河货运任务繁重，而且长江、珠江也如此，这样，加上各地大小河流航道，水运交通网大大扩展了。陆路方面，到清前期，南北纵线有：
河北——山东——苏北——苏南——浙江——福建；
河北——山东——安徽——江西——广东；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
东西横线有：
河北、皖北——河南——陕西——兰州；
广州——广西；
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
再加上各地大小陆运道路，陆运交通网也大为扩展了。
3．商品流通条件的系统化
商品流通是需要有一系列保证条件的，首先是邮递事业开始广泛发展，在永乐年间已出现的民信局，到明未清韧时巳在沿江、沿海和内地重要的州、县扩展，大小民信局达几千处．民信同除了邮信、包裹和汇款处，还代运货物、兑换钞票，在东北，甚至还兼管镊局保运。其次是责金属货币——白银的广泛流通，明清之际，民间交易一直是大宗用银，小宗用碎银或制钱。再次是票号和钱庄兴起，乾嘉年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吕颜料锅，最先利用天津和重庆间铜绿货运关系，创设汇兑法，始有票号。于是，一时间山西票号蝴起，专管汇兑业达30多家。钱庄在明未已出现，到清代，各大城市均有钱庄，其经营各种货币兑换业务，贴现相往来存款，既有利于商品流通的顺利实现，又有利于商人资本的周转。再次是某些商业经营的物质技术条件，如塌房、廓坊、堆垛场、堆栈一类为地区间大宗贸易服务的仓储机构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比较系统的条件。
4．海外贸易的扩大化
明代的城市如广州、泉州、福州、宁波、上海、杭州、苏州、松江、景德镇等，都和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上海、松江，由于引种棉花，梢织业的兴起和圆内外的销售而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明初为了鼓励海外贸易，洪武二年特淮凡朝员贸易来的商舶，一核免税，并派郑祁7次下西洋，扩大和发展了海外贸易，故明代有“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和“粤中公社诣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穷”之说。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虽然对海外贸易四经屡加限制或粱止，但私人海外贸易一直在不断扩大，大有不可遏止之势，而且名方拄6阳油外贸易，300年间也有所增长，据《东西洋考·序言》说，穆宗隘庆印间，被禁的市舶一度恢复，于是收入大增，“岁无虑数万，公私并赖，其殆天予之南库队”于是隆庆以来，墨西哥银元每年流进中国数十万到一二百万之数。
所有这些条件的逐步兵备和完善，都对汉民族民族共同市场发生着影响，使民族共同市场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方面是的市市场的规模更加扩大，联系更加紧密，其主要表现是：
(1)固定商业闯的扩展。据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北京、苏州、武汉3城总计店铺不下百万余家，这是城市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2)商业区的更多出现。如济宁，从康熙到道光约170年间，城内街道由原来的45条增至62条，城外街道从原来的42条增至140条，形成了许多新的商业区。
(3)专业化行业的出现。一些城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出现专业化的现象，成为邻近地区或国内该行业的批发交易中心。如苏州不仅是丝织业中心，也是各省琶蓝布汇集之所。又如临清城，为北方布匹绸缎的主要她销地，明神宗万历年间，这里姚有布店73家，缎庄33座。
(4)集市空前繁荣。北京、南京的庙市白是典型，就是杭州的香市，据张访的《陶商梦亿》卷七所云：“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服肋笛玛，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仿、孙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5)国内物资交流扩大，洋货内销增多。据徐熙鳞的《熙朝新语》卷十六所云：苏州“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济肩辐筷。”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就有二家悬挂“洋货行”市沼的店铺，嘉庆年间，又成立了专管洋货业的“咏勤公所”。
另一方面是农讨市场集市的增多，组织的健全，善，其主要表现是；
(1)集市规模的扩大和流通商品的增多。
这时的集市不仅每集“百货俱陈，四远竟凑”，“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而且由于规棋的6“大，流通商品也大大增多，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品种部不断扩大，这一向自给性最强的粮仗也进入厂集市，如扼建古田生产的白米，“作粉，十去其一；早米作酒，三分去一，糯米作酒又三分之一”。
(2)集市增多。如广东湖州府潮阳、揭阳、澄海、惠来、饶平、大埔、海阳七县小的墟市，康熙到乾隆年间由32个增至112个。不仅定期集增多，如团东齐东县万家店集每月逢一、四、六、九日为集。而且定期集中又分出大集和小集，如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三、八日为小菜，四、九日为大集。甚至“遂日市”也明显增多，如广东闹州府拇阳县有25个，大埔县有8个，饶平县有1I个，澄海县有10个，普宁县有3个，丰顺县有4人惠来县有8个。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庙会形式的物资交流会也越来越多，如清代徐海12县就有72个庙会。有的地方还发展了一些专业化的庙会，切药市之类。
(3)集市发展为柴镇。一些集市的发展，遂成为集散附近农副产仍的棠镇或市续．如苏州震译县的平望镇，乾隆年间，“白物益备，而末及豆麦尤多。干腰万例，远近毕集。”有的则成为某类农副产员的集欺地，如广东南海县的竹墟，“以贬灯笼竹料得名”。有的则成为地区物资交流的结合点，如广东东芜石龙墟，乾隆年间，发展成为“邑之北户，交通惠广，商贾如云，而鱼盐之利，荔蕉桔袖之饶，也为东南诸邑之冠。”有的甚至成为商业大市镇，如山东东阿县张秋镇，在康熙到乾隆时，“幅负数里，白南而北，则滔渠贯其中”，有几十条街巷，27个专业化市街，“为行者二三十有奇”，其南京店氏“盛时江宁、风阳、微州诸级纳，比厘居焉。其地百货也往往辐揍，乃镇之最繁华处。”
(4)参加集市的交换者复杂化。在市场上除农民彼此交换外，往往以卖农产品和买手工业品酌身份出现，于是小商品生产吝日益增多，与农民做生意的除越来越多的小商贩、包买商外，还有牙行，甚至外来的客商。
(5)集市设施大大改善。为了适应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不少集市有了简易的建筑和设施，有的“逢市架木覆茅，以为贸易”；有的甚至发展成固定小店铺和街市，如广东番禺县黄陂墟，嘉庆十九年建铺400余。
汉民族城乡市场的这种种变化相发展，不仅标志着一向以集市为基本形式的初级市场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商品交换突破了地方狭窄的小市场的限制，而且由于重要交通沿线众多商业城市的顺起，如运河沿线的淮安、清江、济宁、临清、德州、天津等；长江沿岸的镇江、芜湖、九江、汉u等；黄河沿岸的济南，开封、郑州等；沿海的上海、宁波、温州、厦门等，它们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郡县城市”的意义，作为联结产销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地区间商品交流的H”转地或集散地的商业城市。就是原有的政治中心的苏州、杭州、南京、北京，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暖，不再纯粹以封建性消费为商业发授的依据，市场更加缭荣。再加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对外贸易的中心广州更加繁华，其生产的日用手工业品统称为“广货”，畅销全国，就是厦门也是“番船辕集”，“市井繁华”，上海则更是“闽、粤、浙、齐、辽海问及诲国舶，舶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于是，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共同市场所需要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商品交换中心网终于形成了。
汉民族民族市场的统一，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明代江西铅山市场。批《沿书》卷一《食货》所记：
“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祟安之名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刚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南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洛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于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忂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
铅山是一个位于江西东北部的信江上游，与福建接邻的山区小县，流通之商品竟如此广泛，真可以说是汉民族共同市场统一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