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史部涉猎颇广，用力尤勤。传统史学经典专著，俱为鲁迅所购藏，几无遗漏。鲁迅对历史事件多有洞见，常能道他人所未道。一些看似寻常的史料，在鲁迅笔下往往可以剔出令人深刻的思想。譬如《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曹操的军谋祭酒路粹秉承曹操旨意“枉状”（歪曲事实）控告孔融，说孔融有“大逆不道”的言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因此应该“下狱弃市”。曹操果然将孔融杀害。鲁迅引用这段史实，一面讽刺曹操，一面也对孔融所论给出分析。讽刺曹操，是因为曹操用“礼教”为名，杀了孔融；但曹操也曾在《求贤令》中“招贤”，对“不仁不孝”的人物照招不误。因此足见曹操主张“礼教”是假，借助“礼教”诛除异己是真。对孔融的辨析也有两个方面：一面认为孔融是个“有特色的奇人”；一面又认为孔融著名的“瓶论”“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由此可见，鲁迅反对将礼教作为工具，但并不反对以爱为基础的孝道。或者说，反对传统的愚昧“孝道”，但却坚信亲情有“爱”在。见《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又说：“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这个意见，其实是与先儒“爱有差等”，主张“亲亲序列”的意见一致。显然，鲁迅反对的是伪儒不是真儒；是后儒不是先儒。理解鲁迅的“反传统”，要看到这个特点。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中说：“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作者按：鲁迅引用故乡老仆妇的意见说：怕皇帝随便要吃的，所以只能给皇帝方便的食物，那就是一年到头有的菠菜。菠菜根红叶绿，所以有此称呼），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鲁迅这里对藉“天命”而参与政治治理的汉儒表示了怀疑。汉初儒家将“天命说”放大为政治哲学，并以此作出了系列性的政治设计，从历史事实考察，这种哲学和设计是存在巨大漏洞的。这一漏洞的要害就在于：“天命说”无法对权力生成制衡机制；面对绝对权力，“天命说”无能为力。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命题：儒学的有限性。鲁迅并不一般性地反对儒学，而是具体性地指出儒学的有限所在。从这个潜在命题不难理解现代儒学展开的方向选择。鲁迅的这些历史洞见，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对于认识历史儒学以及其他学说，尤其对于认识正在演绎着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特别的警示和指示价值，值得现代人循此逻辑方向继续做纵深思考。
《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分作14类，包括《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另有《谱牒》一类，为《总目》所删）。今则将《目录》一类别出，馀则斟酌变通，界定鲁迅所读书。
鲁迅读过的史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277种。本卷内分为“正史”、“野史”、“传记”、“史论”、“地理方志”、“杂史”六个部类。
“正史”，除传统“二十五史”之外，所有与之相关的著述皆入此类，以便寻检。其余各类，可循名而得实，不赘说。
正史类（66种）
■《北齐书》
[唐]李百药（565-648）修撰。本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南朝的萧齐相区别，故称《北齐书》。该书记录公元534年至577年北齐前后44年历史。为鲁迅购置《二十四史》百衲本之一。见《日记·1934/12/31》。
■《北史》
[唐]李延寿撰。《二十四史》之一。所记史事从公元386年开始，到公元618年为止，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等在内的233年历史。
鲁迅多次征引该书，但引述仅凭记忆，因此往往有误。如《热风·（随感录）五十八》引用隋文帝独孤后事，鲁迅误作周静帝司马后。在《狗·猫·鼠》中，说：“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这里的“猫鬼”就是出自《北史·独孤信传》：“（独孤）陀（独孤信子）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许季上曾向鲁迅借阅《北史》二函，见《日记·乙卯/6/19》。
■《补三国艺文志》
[清]侯康（1798-1837）著。载录、考证三国时期的典籍。鲁迅钩沉谢承《会稽先贤传》，引述该书对谢著的评价：“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参《会稽先贤传》条说。
■《补史记》
[唐]司马贞著。本书为对《史记》的补注。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讨论早期文明，引述该书《三皇本纪》意见说：“‘神农氏复重复之为六十四爻’。颇似为文字所由始。”鲁迅认为《易》之卦象或为汉文字之起源，从表意性质言，有一定道理。司马贞，唐著名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
■《补诸史艺文志四种》
自《汉书》以后，诸史往往附有《艺文志》，著录本朝之前典籍。但著录者往往有遗漏，后人乃对这类典籍之著录有补充。据统计，鲁迅现藏书共有各类“补艺文志”9种，当为陆续购得。见《日记·1926/11/5》、《1927/6/9》等。
■《陈书》
[唐]姚思廉（557-637）编撰。该书记录了南朝陈史。书仅36卷，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短之史书，记录了公元557年至589年间的陈朝历史。参《宋书》条说。《日记·1934/1/9》等提及此书。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
[清]孙志祖（1736-1800）辑录。共5卷。参《谢承后汉书》条说。
■《辍耕录》
[元末明初]陶宗仪著。又称《南村辍耕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东南兵乱之事，纪录颇详。所考订书画文艺，亦多足备参证。惟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叶盛《水东日记》深病其所载猥亵，良非苛论。然其首尾赅贯，要为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宗仪练习旧章，元代朝野旧事，实借此书以存，而许其有裨史学。则虽瑜不掩瑕，固亦论古者所不废矣。”
《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上）》说到金人院本《唐三藏》，在该书《金院本名目》有著录，原本已佚。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787-850）撰。《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所记皆玄宗遗事，凡十七则。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谓史官柳芳，上元间徙黔中。高力士时亦徙巫州，相与周旋。因得闻禁中事，记为一书，曰《问高力士》。太和中诏求其书，宰相王涯等向芳孙度支员外郎璟索之不获。而德裕父吉甫及与芳子吏部郎中冕游，尝闻其说，以告德裕，德裕因追忆录进。”这是说该书原作者当为柳芳，但柳氏没有外传，以至于当时的宰相向柳芳的孙子求书不得。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经与柳芳的儿子柳冕一起出游，因此听过此书一些内容，告诉过李德裕。若干年后，李德裕回忆这些内容写出此书。时与柳芳同时遭贬者还有郭湜。郭著有《高力士外传》，也是与高力士对话的记录。但郭记为第一手资料，李记则经过了柳芳、柳冕、李吉甫辗转相传，因此史料价值不及《高力士外传》。参《高力士外传》条说。
■《二十四史》
鲁迅所藏不止一种版本，其中有一种为百衲本。这是商务印书馆集合各史较早刻本，从1930年开始影印，至1937年出全的新本。鲁迅陆续购此丛书。《日记·1930/8/26》：“下午托三弟在商务印书馆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日记·1929/12/26》、《1931/8/31》、《1934/1/9》、《1934/4/23》、《1934/12/31》、《1935/12/30》等提及此书。
■《二十五史》
《日记·1935/12/21》：“开明书店送来佳纸皮面本《二十五史》一部五本，并《人名索引》一本，价四十七元。”《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清]柯邵撰）。
■《二十五史补编》
其收宋元以来对《二十五史》进行增补、考释之作245种。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影印出版。鲁迅三十六元购得，见《日记·1935/6/6》。
■《国史·经籍志》
[明]焦竑（1540-1620）撰。焦氏万历间奉诏修国史，仅成《经籍志》6卷。鲁迅《古籍序跋集·〈嵇康集〉著录考》有征引。
■《国语》
早期历史典籍，一说为左丘明所著。鲁迅多次引述该书。小说《理水》中，说道大禹治水改“堙”为“导”，其说就出自《国语·周语》：“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
《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中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这里的“道路以目”就出自《国语·周语》。
■《汉书》
[东汉]班固（32-92）等撰。《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此书，更是作《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重要参考书。
《坟·论照相之类》中提及《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诛杀起义首领翟义等，“分解肢体，令医生们察看”。
《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论及批评家的牵强附会、罗织罪名，陷作家于不义的时候，使用了“锻炼周纳”字样，这个成语就源于《汉书·路温舒传》。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中说：“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这里关于“俳优蓄之”的说法，就出自《汉书·严助传》。
小说《示众》中，开首就说故事发生在“首善之区”，这个成语就源自《汉书·儒林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示众》写巡警带罪犯示众，看客的麻木，故意拈出“首善之区”，当有反讽的意味。
《中国小说史略》专辟一篇，名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对汉之前小说的钩沉作了分析。更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
这里就对《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表示了怀疑，表现出了一种科学的“疑古”精神。
■《汉西域传补注》
[清]徐松（1781-1848）撰。《汉书》《后汉书》均有《西域传》，徐著系对《西域传》作的补注。鲁迅于绍兴墨润堂购得，见《日记·丙辰/12/8》。
■《后汉书》
[汉]范晔（398-445）等著。范晔撰《后汉书》帝纪、列传90卷后，被杀；司马彪作8志计30卷补入。《二十四史》之一。
《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中，写中医治病的神秘，说“医者，意也”，这话就源自《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鲁迅举例说：“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鲁迅文中说：“我很爱我的父亲”；中医给鲁迅父亲治病，多为庸医手段，其中多有不合现代科学之处，最后治死了父亲。这些经验都引起了鲁迅对中医的不满，因此，终其一生，鲁迅是反对中医的。
《朝花夕拾·后记》中，分析“曹娥投江觅父”的传说，就源自《后汉书·孝女曹娥传》。
《汉文学史纲要》讨论“毛诗序”真伪，就说：“汉时，说《诗》者众，鲁有申培，齐有辕固，燕有韩婴，皆尝列于学官，而其书今并亡。存者独有赵人毛苌诗传，其学自谓传自子夏；河间献王尤好之。其诗每篇皆有序，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而韩愈则云，‘子夏不序诗。’朱熹解诗，亦但信诗不信序。然据范晔说，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这里的“范晔说”就出自《后汉书·儒林传》：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后汉书〉补逸》
[清]姚之辑录。又称《七家后汉书补逸》。收入已经散佚的《后汉书》，其中包括《谢承〈后汉书〉》4卷。参《谢承〈后山书〉序》条说。该书1部6册，1元，琉璃厂购得。见《日记·癸丑/5/18》。
■《金史》
[元]脱脱（1314-1355）等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且介亭杂文·儒术》讨论元好问为“叛将崔立颂德”之疑案，便征引此书。崔立原为金人，蒙古军围汴京时为西面元帅，但他却将监国的梁王和皇族解往蒙古军乞降，所以为人不齿。但崔立“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鲁迅征引文献，一方面说元好问是否参与“建功德碑”是一个“疑案”，一方面也指出“名节”之重要。
脱脱，亦作托克托，蒙古族，字大用，蔑里乞氏。曾参加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后来在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时兵败。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流放云南，后被元顺帝派人毒死。二十二年，又昭雪复官。至正初，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为其一生名山事业。
■《晋书》
[唐]房玄龄（579-648）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该书《刘伶传》中说：“（刘）长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鲁迅以为这种“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并用这个典故来自嘲，说将自己往日的一些杂文搜集起来做一个集子“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这行为，就与刘伶很相似。见《坟·写在〈坟〉后面》。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鲁迅小时候看《二十四孝图》，看到“卧冰求鲤”就担心性命之虞，“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这里说到的“卧冰求鲤”就典出《晋书·王祥传》。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还说到“邓伯道弃子救侄”故事，源自《晋书·邓攸传》。据记载，邓攸（伯道）在战乱中全家出逃，路上曾因为紧急，做出弃子救侄的决定。鲁迅说：“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鲁迅认为这属于“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原典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往往有将道德推演为“不情”之境的极端之举，这样就背离了原典的中道精神，已经不再是原典意义上的道德规范，甚至是反道德的。细味鲁迅本意，其实是并不反对原典精神的；他反对的恒是原典精神的“不情”变异。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鲁迅提倡社会改革，鼓励改革者不要怕不成熟，“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宁馨儿”，就典出《晋书·王衍传》。宁，这样；馨，为语助词；意思是“这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