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教师认为自己只通过研究理论就能为他的使命做好准备，那他就错了。教师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正确地处理他的工作任务。
我们观察儿童的方式极为重要，只有教育理论知识是不够的。
我们坚持认为，一位教师必须通过系统的自我研究，让自己的内心做好准备，这样他才能够彻底改正自己最为根深蒂固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事实上会妨碍他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发现这些潜意识中的缺陷，我们需要一种特别的指导，必须像他人看待我们那样来看待自己。
这也就是说，教师必须受到启蒙教育，他必须从研究自己的缺点和恶习开始，而不是过分专注于研究“儿童的发展趋势”，不是摆出“纠正儿童错误”的姿态，甚至也不是热衷于研究“原罪的影响”。首先要从你自己的眼睛里去除灰尘，然后你才会清楚地了解如何去除儿童眼里的灰尘。
教师这种内心的准备与宗教信徒所追求的“完美”是截然不同的，一位优秀的教师不需要完全消灭错误和缺点。事实上，一个不断追求自身内心生活完美的人，可能不会注意到他自身存在有碍于理解儿童的各种缺点。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教师，就必须受到教育并愿意接受指导。
就像医生告知病人折磨他的疾病是什么一样，我们要指出可能阻碍教师未来工作的缺点。例如，我们要告诉他们：“发怒是一种严重有害的情绪，它会左右我们，并且阻止我们理解儿童。”正如祸不单行，发怒会带来另一种罪过——傲慢，它会隐藏在伪装的善行之下。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战胜我们的恶习——内在方式和外在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我们已知的缺点做斗争，第二种方式是约束我们恶习的外在表现形式。外在表现符合公认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反省和觉察。尊重他人的意见可以让一个人克服傲慢；整治经济状况可以减少贪婪；对方强烈的反应会制止愤怒；为生活而工作的需要会战胜他人的歧视；社会习俗可以遏制放荡行为；不能轻易得到的奢侈品可以减少浪费；保持尊严的需要可以预防嫉妒。所有这些不同的外部因素都能对我们的内心生活产生一种持续而有益的影响，社会关系有助于我们维护道德平衡。
可是，我们不会以服从上帝那样的纯正目的去服从社会压力。如果我们乐意承认改正自己身上所发现的错误很有必要，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认为被别人指出错误是一种耻辱。我们是宁可犯错误，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当我们不得不改变行为方式时，我们就本能地努力保全自己的面子，装作我们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所说过的小谎言中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我们没能得到某些自己渴望的东西时，我们就说：“我一点也不想得到它。”这是我们对外部阻力的本能反应。我们不是努力去从内心完善自我，反而继续这种斗争。就像在其他战斗中一样，这时我们很快会发现，个人的努力成果是需要他人的帮助的。那些具有同样缺点的人会本能地彼此帮助，找到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我们用高尚的幌子和强烈的责任感来掩盖自己的缺陷，就像战争中的进攻性武器被描绘成保卫和平的工具，我们对自身缺点的抵抗力越薄弱，就越容易编造借口。
当我们的错误受到批评时，我们发现自己很容易原谅这些错误，但是事实上我们保护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的错误，把它们隐藏在我们称之为“美好事物”“必然性”“共同利益”等面具下面，我们渐渐地说服自己，把我们良心上明知是错误的东西当作真理，并且变得越来越难以改正。
总之，教师以及所有与青少年教育相关的人，都应该把自己从错误的泥潭里解放出来，这些错误会危害他们的工作，他们应该努力摆脱自身由傲慢和嗔怒所构成的基本缺陷，用如实的观点来看待它们。嗔怒是本性上的缺点，但是被傲慢掩盖，并为它增添了某种尊严，甚至还可以要求得到别人的尊重。
但是嗔怒于人是一种罪过，它会迅速受到邻人的反抗，处事谨慎的态度才能控制住怒气，因此最终只有那些成功做到自谦的人才会对自己的脾气感到惭愧。
然而，当我们与儿童相处时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他们不理解我们，不会保护自己，无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接受，他们不仅仅承受虐待，而且当我们责备他们时，他们也会产生犯罪感。
教师应该经常反思儿童所处的困境，儿童无法用他自己的理性来理解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并且内心变得压抑和扭曲。儿童对恶意的或是轻率自私的成年人做出无意识的反应，表现为：胆怯、说谎、行为偏差、没有明显理由地哭闹、失眠以及过分害怕，因为他无法理性地了解自己心情沮丧压抑的原因。
原始状态下的怒气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肢体暴力，但是它也会以更微妙而文雅的形式表现出来，掩盖其真正的性质。对一个孩子发怒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刺激孩子的反抗，但是这种怒气很快就会变成与傲慢混合，在孩子为自己表白的微弱力量面前发展成一个暴君。
暴君是蔑视探讨辩论的，它在个体周围用公认的权威建起不可逾越的高墙，而成年人就是用公认的天赋权利来控制儿童，质疑这种权利就如同攻击某种神圣的统治权一样。如果在原始社会暴君代表上帝，那么成年人对孩子来说就是神，和他毫无讨论的余地，儿童与其反抗，不如保持沉默，让自己适应一切。
如果儿童表现出某种抗拒，这种抗拒也很少是直接的，甚至很少打算对成年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更确切地说那是保护自己心灵完整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防御，或是对外界压制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儿童才会认识到如何对这种暴君直接做出反抗，但是那时成年人也将学会如何用更狡猾的手段战胜孩子，让孩子相信这位暴君完全是为了他好。
儿童务必尊重长辈，而成年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则宣称有权评判甚至可以冒犯儿童，他们操控乃至镇压儿童的需要，儿童的抗议被当作一种危险的事情和无法容忍的不服从行为。
成年人此时采取的是原始社会统治者的态度，他们从臣民那里强征贡品，臣民们却没有任何申诉权。儿童认为一切都属于成年人，就像那些臣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国王的恩赐。但是难道成年人不应该对这种态度负责吗？他们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傲慢地坚持认为，他们要对属于儿童的一切负责任，认为是他们使儿童变得善良、虔诚和聪明，让他接触环境、他人和上帝。为了让这幅图画更加完整，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实施了任何暴虐的行为。是的，哪会有暴君承认曾经折磨过自己的臣民呢？
按照我们的教育体系，一个将要成为教师的人必须自我检验并放弃这种暴君行为，必须消除内心的傲慢和愤怒，必须学习如何让自己谦卑起来，并且变得慈爱宽容。这些都是他必须获得的美德，这种内心的准备会给予他所需要的平和与宁静。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放弃对儿童的评判，或者我们必须认可儿童做的所有事情，或者我们应该忽略儿童心智与情感的发展。相反，教师应该永远不要忘记他是一位教育者，他的使命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谦卑，并根除潜藏在我们内心的偏见，我们一定不能压制有助于教育的那些品质，但是，我们必须抑制那些阻碍我们理解儿童的成年人特有的心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