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送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送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送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送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